求不得之陈端生
看到狰狰说陈端生，想起一点旧事来。
第一次看到《再生缘》大概是小学时候，某年夏天跟着妈妈回娘家，看见外婆的竹榻上放着一本书，褐色封面，封皮有点旧了，内页却还雪白，没有丝毫卷角破损，看得出读书人爱护备至。我那时候正吃着雪糕，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来就翻，啪嗒一声，融化的奶油滴在书上，一大块黄，怎么也去不掉了。
于是这本书带着初见时的仓皇印记陪了我整个暑假。现在回想，谈不上喜欢或是不喜欢。唱词为主、全篇韵文固然琅琅上口，但写得太多就变成了陈辞滥调，人物描写雷同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细节描写，铺陈往往不厌其烦，看得要打哈欠。皇甫少华好歹也算个英雄，书中却用“粉面桃腮”这样女性化的词来形容其长相，且动不动就哭，实在让人很寒。情节方面我是把它当作《女驸马》来看的，因为看过那出戏，所以对下文的期待也就不那么迫切，可以随意抓过来翻上几页再放下，省却了读小说时追情节的抓耳挠腮。印象比较深的段落是君王怀疑孟丽君，灌醉了她之后派两个宫女验身，脱了鞋，里面是白绫袜；再脱袜，里头才是真正的小鞋，当时就很ft：鞋上套鞋，要怎样穿呢？
现在想起来，孟丽君似乎也就是这么个鞋上套鞋的角色。一个自我珍而重之深藏在内，一个表象堂而皇之敷衍在外。《再生缘》名为“缘”，写的也是爱情故事，骨子里头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至少在孟丽君心中，“皇甫少华之妻”决不是此生最高目标。孟丽君是想做“人”的，甚至为了做“人”，不惜抛弃做“女人”的权利，在她的价值观中，成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的诱惑如此之大，高于一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裴多菲写出这首诗之前一百年，一个中国女子已经在弹词中表达了相似的意愿。
这也许就是《再生缘》有别于《女驸马》，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品的地方。表面上看情节相似，然而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底下悄悄滋生着。传统意义上，女人并非完整独立的人，她只是一根肋骨，需要依附他人而生。墙头马上也好、改装应试也好，都有一个明确目的：嫁得有情郎。身为女子，能且只能将爱情当作唯一人生目标。
目标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有衡量的标准，将成与败明明白白分界。所以莺莺是不幸的，因为“弃掷今何在”，杜丽娘是幸运的，因为“南枝挨暖北枝花”。而孟丽君的尴尬正在于此：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摆在她面前的道路有很多条：她可以成为忠孝王正妃，也可以被皇帝收入后宫，唯独不能在身份败露之后继续做骊相爷，施展才学和抱负。简单地说，她无法做自己，无法做自己想要做的独立的“人”。于是一败涂地。
这是一个奇怪的推定：在人生价值的取舍上，女子只能为爱而生。身为女子，倘若为爱舍身，世人大多能够原宥；可为了自由的坚持，却往往得不到理解。比如孟丽君，在他人的续书也只能和皇甫少华喜结连理，而将之前种种视为悖逆任性。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观点或思想仍然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表露着。当然，想爱、可以爱、有所爱确实也是幸福的一种，但是，只能是“一种”。换句话说，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应当并且能够拥有多彩的价值观，不必依附，无从局限。脚下有路，头顶之上，是更为广博、更为浩瀚的星空，只要抬头，便能看见。
陈端生看不到星空，她所处的时代已明白画出了那个不能逾越的疆界。她大约是想做一颗冲天而起的烟花，却仍然回避不了“回首相看已化灰”的命运。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说，“……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这“世人皆欲杀”的原因正是触及了社会普遍价值观，因此显得异常触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再生缘》注定是没有结局、无法再续的故事。崔莺莺所求，是张生的回心转意；杜丽娘所求，是柳梦梅的相依相傍，那么孟丽君呢？求的又是什么？皇甫家沉冤昭雪，郦相爷官运亨通，表面上一片鲜花着锦，然而所有的路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得一条死路。人生七苦，《再生缘》的故事非关爱别离，不涉怨憎会，说到底，只是求不得且不得求罢了。
初写《再生缘》，陈十八岁。三年之内写了六十万字，直到嫁与范家。后十年，范生因科场舞弊案获罪戍边，家道败落，藻雪精神于无常世事中消磨殆尽；再十年，重新续写却力不从心，直至身死。临终时丈夫正在逢赦回乡的途中，未及相见。这一辈子最辉煌最恣肆的烟火，都在十八岁那年烧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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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前些天去外婆家，那本再生缘还躺在外婆的床头。当年的污渍已经很淡，几乎看不出来；书却还是整齐着，没有缺边，没有卷角。外婆说，她从小就读过，一直现在还在看。这么说来，这书陪了我一个暑假，却陪了外婆一生。她是怎样看待，又为何喜欢？没有追问原因。也许到最后也不会知道原因吧。
第一次看到《再生缘》大概是小学时候，某年夏天跟着妈妈回娘家，看见外婆的竹榻上放着一本书，褐色封面，封皮有点旧了，内页却还雪白，没有丝毫卷角破损，看得出读书人爱护备至。我那时候正吃着雪糕，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来就翻，啪嗒一声，融化的奶油滴在书上，一大块黄，怎么也去不掉了。
于是这本书带着初见时的仓皇印记陪了我整个暑假。现在回想，谈不上喜欢或是不喜欢。唱词为主、全篇韵文固然琅琅上口，但写得太多就变成了陈辞滥调，人物描写雷同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细节描写，铺陈往往不厌其烦，看得要打哈欠。皇甫少华好歹也算个英雄，书中却用“粉面桃腮”这样女性化的词来形容其长相，且动不动就哭，实在让人很寒。情节方面我是把它当作《女驸马》来看的，因为看过那出戏，所以对下文的期待也就不那么迫切，可以随意抓过来翻上几页再放下，省却了读小说时追情节的抓耳挠腮。印象比较深的段落是君王怀疑孟丽君，灌醉了她之后派两个宫女验身，脱了鞋，里面是白绫袜；再脱袜，里头才是真正的小鞋，当时就很ft：鞋上套鞋，要怎样穿呢？
现在想起来，孟丽君似乎也就是这么个鞋上套鞋的角色。一个自我珍而重之深藏在内，一个表象堂而皇之敷衍在外。《再生缘》名为“缘”，写的也是爱情故事，骨子里头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至少在孟丽君心中，“皇甫少华之妻”决不是此生最高目标。孟丽君是想做“人”的，甚至为了做“人”，不惜抛弃做“女人”的权利，在她的价值观中，成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的诱惑如此之大，高于一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裴多菲写出这首诗之前一百年，一个中国女子已经在弹词中表达了相似的意愿。
这也许就是《再生缘》有别于《女驸马》，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品的地方。表面上看情节相似，然而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底下悄悄滋生着。传统意义上，女人并非完整独立的人，她只是一根肋骨，需要依附他人而生。墙头马上也好、改装应试也好，都有一个明确目的：嫁得有情郎。身为女子，能且只能将爱情当作唯一人生目标。
目标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有衡量的标准，将成与败明明白白分界。所以莺莺是不幸的，因为“弃掷今何在”，杜丽娘是幸运的，因为“南枝挨暖北枝花”。而孟丽君的尴尬正在于此：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摆在她面前的道路有很多条：她可以成为忠孝王正妃，也可以被皇帝收入后宫，唯独不能在身份败露之后继续做骊相爷，施展才学和抱负。简单地说，她无法做自己，无法做自己想要做的独立的“人”。于是一败涂地。
这是一个奇怪的推定：在人生价值的取舍上，女子只能为爱而生。身为女子，倘若为爱舍身，世人大多能够原宥；可为了自由的坚持，却往往得不到理解。比如孟丽君，在他人的续书也只能和皇甫少华喜结连理，而将之前种种视为悖逆任性。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观点或思想仍然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表露着。当然，想爱、可以爱、有所爱确实也是幸福的一种，但是，只能是“一种”。换句话说，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应当并且能够拥有多彩的价值观，不必依附，无从局限。脚下有路，头顶之上，是更为广博、更为浩瀚的星空，只要抬头，便能看见。
陈端生看不到星空，她所处的时代已明白画出了那个不能逾越的疆界。她大约是想做一颗冲天而起的烟花，却仍然回避不了“回首相看已化灰”的命运。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说，“……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这“世人皆欲杀”的原因正是触及了社会普遍价值观，因此显得异常触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再生缘》注定是没有结局、无法再续的故事。崔莺莺所求，是张生的回心转意；杜丽娘所求，是柳梦梅的相依相傍，那么孟丽君呢？求的又是什么？皇甫家沉冤昭雪，郦相爷官运亨通，表面上一片鲜花着锦，然而所有的路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得一条死路。人生七苦，《再生缘》的故事非关爱别离，不涉怨憎会，说到底，只是求不得且不得求罢了。
初写《再生缘》，陈十八岁。三年之内写了六十万字，直到嫁与范家。后十年，范生因科场舞弊案获罪戍边，家道败落，藻雪精神于无常世事中消磨殆尽；再十年，重新续写却力不从心，直至身死。临终时丈夫正在逢赦回乡的途中，未及相见。这一辈子最辉煌最恣肆的烟火，都在十八岁那年烧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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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前些天去外婆家，那本再生缘还躺在外婆的床头。当年的污渍已经很淡，几乎看不出来；书却还是整齐着，没有缺边，没有卷角。外婆说，她从小就读过，一直现在还在看。这么说来，这书陪了我一个暑假，却陪了外婆一生。她是怎样看待，又为何喜欢？没有追问原因。也许到最后也不会知道原因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