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宅兹中国》

这是我在追寻身份认同问题上读的又一本书。本书的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但根据内容，我觉得叫《重建有关“中国学”的历史论述》更恰当些，书中讲的更多也不是对“中国”的认识，而是对“中国学”的认识。书虽名为《宅兹中国》，作者却用大量篇幅去讲日本，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但确实又如作者所言：“研究“周边”或所谓“虏学”，把传统中国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周边，了解“异族殊文”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不仅是对现代学术的追求，而且是在重新书写和确认一个统一的“中国”。

作者的许多观点和许倬云类似。不过二者的侧重不同，许倬云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加入了社会学角度，而作者在历史研究中更偏向于思想史的研究，同时许书中那种独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格局是其他人模仿不来的。本书作者的论述偏重学术口吻，更多的是客观语气下的观点陈述和论据排列。

本书对我而言，主要关心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在现代中国身份认同方面。作者指出从宋代起“中国”就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在他国压迫下的勘界、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等因素使宋代中国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同时宋代以来强化的华夷观念和文化认同形成了汉族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外加列国体系下，宋在东方世界已经形成的国际关系，综合而言与近代民族国家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就使我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现代中国身份认同和唐宋之际的思想转型——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具体而言，北宋历史学之“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的“天理”与“道统”，都在强调着汉族中心与四周他者及其文明的尔疆我界。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并随着列国局势的不断变化而演进加深，使在“四夷”压迫下的宋人总是试图证明“中国（宋）”的正统性与“文明（汉文化）”的合理性。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下宋人的紧张焦虑情绪，也恰恰成为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远源之一。

但这又让我生出了一丝疑惑：列国体制下，宋王朝“国际环境”的客观存在与思想上天下观之间的矛盾强化了士人的华夷观念，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正统”、“道统”问题（不排除有些是出于“军事上打不过，就占领思想上的高地去歧视北方王朝”的想法），同时思想转入理学或道学的内在。那么同为南北对抗时期的两晋南北朝，为什么没有形成如此深刻的“华夷大防”、明确边界和民族观？我知道这两个时代是存在区别的，但具体区别在哪里却总似隔层窗纸般明明就在眼前但始终说不上来。

另外书中还提到了宋代十分有意思的一个政策：为防范北敌学习中原先进文化而变得更加强大，宋政府开始禁止部分书籍“出口”，进而衍生为控制疆域内一些书籍的印刷和部分“违禁文字”的雕印流通。这在之前的朝代中是未曾出现的。陈学霖曾经研究过这一变化，并指出，“自宋代以下，执政者辄以国防机密，或以政治安危为由，干预侵犯作者的权利，动以刑法处置民事，正是王权膨胀之结果……此一趋势，就是从宋代开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国为典范的王朝，在这方面实质上是背道而驰，史家宜发深思”。这是否也是当下出版审核问题的远源之一？

第二是作者对于文史研究及其作用的认识。“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就是在建构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特别是当你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文化的传统的时候，尤其如此。”通过文史研究，或确认一种共同的信仰/认同/想象，作为国家/民族认同的观念基础；或为政治服务，为政府的决策和目标做铺垫和理论支撑。其中前者体现在我们的身份认同上，这一困扰现今许多学者的问题，“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与考古是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语言人种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丁文江）。因此传统文史研究的意义“除了给人以知识的飨宴，训练人们的智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建立对国族（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府）的认知，过去的传统在一个需要建立历史和形塑现在的国度，它提供记忆、凝聚共识、确立认同”。后者可见作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角度的阐释，尤其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汉学界。上世纪初日本为了确立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同时肢解中国，其中国学的研究重点从历史上的中原汉地转移到了王朝周边，呈现出对“满蒙（古）回（疆）藏鲜（朝）”的研究热情，这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是一种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他们不再把过去的“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国家）。对于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论”，傅斯年驳斥道，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顾颉刚也同样指出，“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学术会与思想立场存在一定相关。同样研究中国周边的历史文化，“中”与“外”是不同的，如果说他们关注的是“周边”，而我们关注的却是“中国”。这种文史学术研究对知识分子和公众的思想认知上的作用和与政治和立场之间的联系，是我们在之后的阅读思考中应当注意的方面。

第三是身份认同中的政治认同问题。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包含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前两者基本无异议可言，但对于政治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错误认知。在叙述历史“中国”时，这一概念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有时也会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但政府（政权）与国家、国家与祖国之间是有差异的，是需要明确的不同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于是，现在的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虽然这一问题我早已认识清楚，但我在本书中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在宋元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遗民”群体的出现和“道统”意识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尽管在他们心目中，“王朝”与“国家”始终没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统”与“政统”也始终纠缠在一起。但是，毕竟“中国”在“外国”的环绕下凸显出自己的空间也划定了有限的边界，从而在观念上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汉文明”在“异文明”的压迫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清晰的历史，从而在意识上形成了“道统”。这让我觉得，似乎当时的宋人及宋元易代之后的“遗民”们，也存在着和现如今学界研究相类似的身份认同问题。

这本书的书评本来只打算写两三百字的，但一下笔却发现想要总结的有些多，一回神已经是三千字了。本篇既是我对本书的总结，也是我在现阶段对现代中国身份认同问题的进一步认识，相比去年那篇现代中国身份认同有了稍许进展，未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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