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旧梦和虔诚信徒
《事实》一书提供一个基础理念：不论生活在美国、中国抑或是墨西哥，同样阶层的人生活方式基本相似，阶层相差越大，生活方式就会越有差距，国籍或种族，并没有许多人以为并高举的鸿沟。对于一群未在美国生活侵染的人群，南北战争所代表的政治正确和平等，毋庸置疑、无可辩驳，几乎如开普勒第三定律一般可靠。但是《南方的转折》中不断浮现的邦联纪念碑、杰克.利兰怀念的领地，吉姆.爱泼怀特在诗中缅怀的烟草，暧昧着不断追忆往昔，因为“对穷苦白人来说，种族就是他们的身份。处境好的人可以绕开那个话题，另找一份事业来实现自尊；但对没钱也没什么教养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了种族，他会对自己是谁失去概念。”肤色是无法隐藏、最为明显的差异，无关乎具体的人，升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直觉，党同伐异的悲剧永在上演。
在有的国家都没实现的自主游行，在美国南方已经失去对政治议题的威力，当貌似激进的抗议常态化，它“把关注度耗光了”，抗议“塑造了这个国家”，黑人政治运动领袖何西亚.威廉姆斯精于此道，问题是这个议题已经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正确中滑入老生常谈的安全区，福赛斯的警长一语道破天机“那个问题现在并非关乎种族，而是关乎社会和经济。”经济是缓慢、渐进的过程，“游行个不停，但也没法改变”，没有政客敢轻易许诺，打种族的安全牌，更为稳妥。“穷人在游戏中成了人质”，黑人和穷苦白人，流淌着曾经被奴役的血脉，如今的奴役更加隐蔽，以纳什维尔的尼桑卡车厂和汽车装配厂为基础，“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并且没有工会组织”。
黑人面对一种失落，种族融合进入白人社会后，自身文化和更为复杂情感的失落。“如果你打算在美国作为律师变成成功人士，就只能模仿或者变成白人。”女牧师柏妮丝.克劳塞尔认为“种族融合已经毁了一些黑人孩子”，佛罗里达州假释委员会的理事莫里斯.克罗克特将自己的儿子从全是白人的公立学校放入全是黑人的大学附属学校，他开始不习惯，丧失了作为黑人的鲜明性，后来逐渐适应，一滴黑颜料融入整片黑色海洋，体会到无限畅快，没有特殊对待，他天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布克.T.华盛顿在塔斯基吉建立黑人大学的事业之伟大，是因为他为所有从奴隶制中被解放的黑人提供了一个基础范式，来支撑从非洲被奴隶贸易运过来的整个黑人族群，他们在这里没有千年的王国历史，一团空虚。全黑的学校给被虚空感折磨的黑人提供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现代黑人感受到需要一种纯粹的“黑人体验”，包围着你的全是黑人，一趟“回家”“寻根”之旅。
查尔斯顿的杰克.利兰，一个旧种植园主的后代，将“往事作为宗教，为家族而非金钱感到自豪，为土地以及与之长久联系感到自豪”，他认为“更年轻的黑人从没有真正跟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联系”，本质上大家都是各走各的，就像海蒂在开篇的那首歌中所唱“黑人在那里，黑人在那里，白人在那里。黑人，黑人，白人，黑人。这边全是黑人，这边全是白人。白人，白人，黑人，白人。”混血让情况更棘手，身份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愤怒。种族融合并没有在内部生根，彼此互相尊重，但是这种情感并没有蔓延到骨子里，更多是基于教育、智识、环境所产生的特定举止，这也是南方观念的一部分，所以说南方是复杂的。利兰不停畅往种植园时期的辉煌，浪漫化邦联军队的赴死行为，彻底的失败接续上遗憾的荣光，童年与奴隶制紧密相连。记忆深处，刨除黑人的悲惨境遇，一切就都不是问题，南方的失落埋藏在他的身体中，如战场的亡魂永不平息。
“红脖子”的追忆更加激进。“荣誉谋杀”在族群外的人听闻时，会被当做一则验证野蛮落后的轶闻，但对于在特立尼达长大的作者奈保尔本身，对于被称为“红脖子”的南方穷苦白人，“也许是一个农民观念，对于一个无法诉诸或相信法律的社会来说，这种荣誉观念可能尤其重要。”那种暴力附着了太多的东西，它是维持一个小型自治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红脖子”个人确认身份政治的名片，穷人之中仍然存在阶级、存在必须要遵循的旧制，拓荒往事必须携带良好举止和宗教生活，没有这些，在茫茫荒原的利维坦上，野蛮如何停止，杀戮如何平息。乡村音乐是“红脖子”的圣歌，在教堂里吟唱赞美诗，在电台中流传乡村乐，里面包含着“老的历史和神话，老的社群，老的信念”，老男孩，噢，永远的老男孩。
老烟草家族的孩子詹姆斯.爱泼怀特是达勒姆杜克大学的老师，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并留存于高等学校之中，他仍不停写诗怀念需要依靠奴役的免费劳动力才能换取些微经济优势的烟草行当，即使烟草行业再次重来，也与他孩童之初所经历的世界截然不同，想象的初始世界已永不可追。他的怀念本身，是迷失之羊的精神需求，“有必要形成一种有自身规律、自身仪式的生活”，一切早已失去意义，空虚萦满周身，仪式被灌注的神圣性，仪式支配下规律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才是往日的风景。
奈保尔于我们而言被划分为外国人一类，但是他是英国印度裔，他对南方美国人坚定信仰的困惑，发出的基础疑问，正如我们看待一个奇怪的陌生人一般，借他的眼，对“锈带”的人们进行深入的信仰剖析。
回归至正统的宗教信仰，如安妮西顿所言“我很高兴我有那些纽带。自由漂浮的感觉让我惊恐。”尽管她在文中代指的是传统的父母家庭生活，但是稳定的价值观、家庭、宗教是捆绑在一起的。当一个人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无法成为弄潮儿，被讯息洪流打得体无完肤时，她/他会更倾向于抓住传统的东西，复古潮流也是这么一回事，回归到本质价值观上去。
但是也有一些纯正基督徒家庭的孩子，走向反叛。亨利怀疑的是整套西方白人基督教，理性的滥用，在非洲传扬的仍是模仿的西方教会，而不是一世纪本源的东西。梅尔文则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打开电视被娱乐”，圣经至上的理念太古板苛刻，律法与现世生活格格不入，轻微违规的基督徒在内心会产生内疚感，几乎如临大敌，关系过于紧密的南方压抑太多。吉姆.亚伯拉罕逊则在内心就圣经真理和政治追求形成自洽，他成为一个新世纪的殉道者，见识过花花世界，却选择恪守严格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那个人，见识过新世界却又摒弃它的人，是让人害怕的。”
这是现在整个基督世界的困惑，紧密友善的团体，罪人间相互评判、比拼奉献，小团体内的律法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它拖曳着整个保守、恪守文本主义的南方，举步维艰。教会需要发展，像吉姆.亚伯拉罕逊这样的人，在尊重基本原则的同时，能把古训与现世接轨，并且以无条件的爱为养料，内心“有一团火”，卷入再复杂的政治旋涡，也不会迷失，微弱的优势在尔虞我诈的角斗场是活下来的必要条件。世界存在如此多的罪恶，无底线的人相互比拼下线，有原则的体面人反而才能活下来，并活得更好。
“对于自我感觉更强的人来说，他们带着赢的愿望来到世间后来却由于各种原因退出，这项使命之出现是由于人们渴望阐述诺言、布道、向上帝和曾经存货的人的生命献祭。”吉姆是宗教里一般性的例子，在纷乱的世界端着空杯行走的大部分世人，都有在某方面傲慢的资本，他们选择抛弃炫耀的成分，变身上帝谦卑的仆人，借由献祭填满内心永不停息的索取，平息内心的风浪，成为平安喜乐的盐和光，信仰使其经历从破碎到自由的死荫幽谷。绝大部分人都需要仰望一个永恒的存在，借由仪式的神圣性，实现超越琐碎俗世的绝对真理，信仰恰好成为这种神圣性的归属。
美国是开放的，是在言论自由下被随意书写的，连“美国”一词本身，都被运用在无数场景、无数文本当中，但是它太大了，南方、北方，中部、西部，包含着广袤无垠的土地和三亿的人口，都未被真实准确地诉说。这种诉说不是定性和定量的精准测量，是如口述史一般，从每个人絮絮叨叨的谈话中感知，你在乎什么，你就会不停地绕回来，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幽微的美国南方人，奈保尔在一本长篇的游记中做到了。因为他很擅长反讽和反思，拿他出生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特立尼达做横向比对，拿生活经验的细节，娓娓道来的奇怪之处窥见生活的真相。
也许美国南方的黑人与白人本身携带着调和的武器-良好的举止和宗教信仰，人们可以跨过巴别塔，这种跨越必须发生在具体的人身上，爱身边具体的黑人和白人，但是让一个人的爱推及整个群体，太过艰难。因为随着制造数量的上升，必然会存在某些残次品。有时候会怀疑上帝为什么要赐予种族、肤色，如此明显加以区分的标志，因为他者的对照才可以确立自身在宇宙洪荒中的位置和独特性。看见区别，当它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和被提倡的动植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才是生活意义构建的根基。威尔.坎贝尔牧师对于人种有一个十分通达的解释：“而我没法向他们解释人种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有些人会去北方并失去天然的肤色，有些则去热带地区并有了密集的色素沉积”，照他的理解，估计上帝最早创造的基础肤色是泥巴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