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凝视的身体,被贩卖的情感:数字经济下的“女主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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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转身,一次梦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寂寞了,就来吧。”
直播间的装饰标语上,粉红的字体闪着星星点点的荧光。女主播Lisa马不停蹄地打着字,观众不断地涌入她的直播间。在连续微笑和说话两个小时之后,Lisa仍然亲昵地问候那些被她称为“大哥”的观众们,她真实的笑声伴随着App内置的“罐头笑声”,让人分不清虚实。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名主播在重复这样的直播过程。她们被称为“秀场主播”,主要靠聊天和歌舞来获得观众的虚拟礼物,以此换算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主播的劳动目标, 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容貌和情感表演技巧来制造竞争,让所有观众都产生“买断”“独占”自己情感表演的欲望。——《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佟新主编的《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一书中的《我是女主播》和《情感外卖》两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互联网催生的“女主播”这一职业进行了深刻洞察和理性分析。
【一、被凝视的身体,被贩卖的情感】
成为一名女主播,意味着自己的“身体”即将被“围观”。太“学生气”不行,要穿可以露肩膀的衣服,妆尽量浓。这种所谓的“成熟”,就是展现“性暗示”的形态和表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身体可以成为权力的对象。权力通过规训和纠正身体的姿态来实施对人的控制。
对于女主播来说,当她进入直播平台的那一刻,她的身体便已经进入了权力的牢笼。她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一件被经纪人和平台锤炼、形塑和包装的商品。这个商品被进行标准化的加工之后,以一种资本想要展示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为观众们凝视的对象。而女主播的日常劳动内容——聊天——则让她们成为了情感的“贩卖者”。
阿莉·霍克希尔德在《被管理的心》中提到,服务业劳动者与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务业的劳动主要是人与人的互动,而劳动者将“情感”的控制权卖给了公司,其压抑和流露都必须按照资本的规定而来。这些有的时候甚至与劳动者真实的情感相冲突的被资本所操控的“情感”,被霍克希尔德称为“情感劳动”。
对于每一个女主播来说,她的主要劳动内容就是和观众互动。她的互动需要带给观众“情感和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情感劳动”。直播中,女主播要对每一个关注和礼物予以回应,读漏信息或者回复慢了一点,观众就会觉得受到冷落,一会儿就退出去了。
然而,事实是,这不是朋友之间的聊天,而是一种付费甚至免费的表演。在这样的对话形式下,无论主播投入多少真实情感,都会在长时间的直播中消耗殆尽。这种互动大多数都是平淡且无意义的,主播们为了避免情感过度损耗,会依靠情商将自己的表达力、对观众需求的感知力总结成一整套带有个人特色和故事性的话术。
【二、情感损耗和自我异化】
这一套话术十分有效,即使主播对观众的生活点滴毫不关心,甚至感到厌恶,主播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积累的情感表演经验予以灵活恰当的回复。然而,这种被资本操控的表演一旦变成了日常生活,被操控的“自我”将与“真实自我”相剥离,出现“自我的异化”,体现为情感损耗和“无意义感”,一点点地蚕食主播的自我。
《我是女主播》里,作者寻找到的每个主播几乎都会提到,直播行业做久了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一位前主播向作者分享自己经历的时候说道:“坚持了两年了,无数次情感崩溃,因为这个行业的观众恶心,同行也恶心,公司更恶心。”
为了获得报酬,女主播们必须自愿接受男性的审视和评判,大多都是情感价值和性价值方面的。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是无意义、随意、重复、碎片化的,需要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不断调试、消化负面情绪。
【三、排面争夺战:打赏行为的“去货币化”努力】
在直播活动的后台表演中,主播们默认一切情感投入都是为了实际的物质回报,但是,在实际互动过程中,又要不遗余力地把金钱符号剔除,用情感纽带来掩盖被物化的关系。《情感外卖》中,将“去货币化”总结为五个点:
1. 主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身体、情感展演方式与观众建立情感共鸣,激发观众不自觉地点触手机来对她们进行感情回馈,包括关注主播、发送免费礼物、留言评论、打赏价值不菲的虚拟礼物等。
2. 主播通常以语言技巧来间接激发观众的打赏行为,会将没有人刷礼物的情景形容成“没有排面”,将打赏行为包装为一种对主播表达宠爱的方式,或将这种消费描述成男性气概的竞争:比如“大哥之间打架”,就是鼓励粉丝在直播间里为争夺主播的青睐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其实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3. 主播利用直播功能中的“打赏”和“PK”两个功能,正当化自己“持续要求粉丝投掷虚拟礼物”的行为。在“PK”功能中,两名主播以“找排面”的名义各自动员自家“大哥”上分,不管输赢,都能够起到鼓励消费的作用。
4. 主播通过观众不同的消费等级,建立与观众粉丝之间不同的亲密关系。大主播往往会设置不同级别的粉丝圈,只有满足一定打赏金额与互动频率的观众粉丝,才能进入主播的核心粉丝圈。“榜一”可以享有添加主播的私人微信,享受主播陪打游戏,甚至线下见面的特殊“福利”。
5. 直播平台软件的设计也参与了这种“去货币化”的过程。平台往往发明各种用于购买虚拟礼物的代币,不同的代币与人民币有不同的兑换比例,而不同的代币与用于打赏的虚拟礼物之间也有复杂的兑换比例,由此模糊了用户对于打赏行为的经济投入的直接感知。
女主播,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她们陷入的是平台和工会所编织的无所不在的网络。她们被互联网技术以流水线化的形式生产出来,受到平台情感规则的操控,成为自我逐渐被蚕食的“微笑面具”,而一张张“微笑面具”之下的,是一颗颗损耗的心灵。——《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
本书着重关注互联网经济催生的一系列数字劳动方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家带货的宝妈、家政女工、女主播、虚拟恋人、大V答主、电竞玩家等等,反思这些劳动方式带来的新的劳动关系、劳动伦理、劳动保障等问题,也思考这一时代的精神与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