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离我们有多远——《刑事辩护人》译后记

有一个盗窃惯犯，每次和同伙一起先偷别人的车，换上假车牌，再入室偷取钱财，几年时间作案百起。警察为了抓捕他们，在他们的车上偷偷安装了GPS以跟踪行程，还在公寓楼放置了摄像头进行秘密拍摄，最终“证据确凿”地逮捕了他们。罪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辩护律师说，“他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吗？”“这样做”说的是警方在侵犯隐私权的基础上收集证据。

作为普通市民，你会怎么想？也许觉得这很正常，正常得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他们是坏人，警察为了抓坏人而侵犯一点隐私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最终抓到了就行。可如果你是辩护律师，又会如何想？

《刑事辩护人》的主角龟石伦子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刚接手这个前辈丢过来的工作时，她以为不过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子，走走流程就能结案。但嫌疑人这句“他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吗？”触动了她。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告诉她，“保护那些因犯罪而被怀疑的人的权利，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也有自己的隐私权，也需要被宪法保护。何况，嫌疑人和被告，与侦查机关相比较，就像蚂蚁与大象一样实力悬殊。如果无视这种天壤之别的力量差异，公平、公正的判决无从谈起。于是，龟石决定为蚂蚁的权利和大象打一场硬仗。

决定接受挑战只是千难险阻的第一步，之后遇到的诸多难题不断拉长战线，也把龟石带到了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上。

推动案件进入“公审前整理程序”“审理期间整理程序”；

提出“证据开示申请”；

进入“证据调查申请”，等待法院“决定是否采用证据”；

提交“预定辩护意见书”；

和其他四位律师组成辩护团；

拜访相关领域的教授学者；

提出“求解释申请书”；

辩护团内部分工，GPS实证实验；

进入公审；

保释申请被一次次驳回；

……

每一项程序背后是庞大的工作量，是一次次全新的试探，也是希望找到“没有令状的GPS侦查究竟属于任意措施还是强制措施，是否侵害了重要的权利和利益”这个核心问题最公平公正的答案。

经过辩护团的不懈努力，大阪地方法院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判断了GPS侦查是强制措施，执行时需要拿到令状。警方违法收集的证据虽然被部分排除了，并没有在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上做出考虑。

上诉。高等法院却推翻了一审的判定结果，认定“不完全认同本案GPS侦查无视令状主义属于严重违法”。

继续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当所有人都以为只会收到最高法院的“休书”——一张写着“驳回本案申诉”的信纸时，最高法院不仅受理了案件，还让本案成为进入平成后移交大法庭审理的第四个刑事案件。在辩护律师的世界里，能移交最高法院大法庭的案子简直像“都市传说”一样神奇。年轻且经验不算丰富的辩护团没有被吓到，反而决定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真实的想法，去打动十五位法官的心，得到最公平的判决。

于是，故事的节奏被这段话推到了高潮：

“有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信仰，坚持参加宗教团体的集会。

但这个宗教团体对政府的某偏颇政策表达了质疑。

这个人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政府的打压。

但他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信仰，参加相关集会。

另外有一个人，一直参与支持某政治家的活动。

可他并不想让身边的人知道这一点。

即便如此，他也可以继续去选举办公室，给街头演讲帮忙。

能从权力手中保护他们的，是隐私权。

能让信念得以实现的，是隐私权。

能让信念只开诚布公给心里信任的人，也是隐私权。

正是因为有了隐私权，我们才能更有力地生存着。

我们的隐私意识在发生快速变化。

以前，信息发送者数量有限。

以前，信息会被迅速遗忘。

以前，信息的扩散只限定在特定社会区域内。

现在，谁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送者。

现在，信息的保存期限几乎半永久。

现在，信息可以在全世界扩散。

“只要在街上走，就无法不暴露自己的位置信息。”

这在以前可能只是危言耸听的说法。

但生活在信息化社会的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一点。

谁在记录这些信息？

用什么方法？

有什么目的？

可以保存到什么时候？

会不会用在目的之外的地方？

今天，这些处理信息的方法令人细思极恐。

位置信息能反映人的内在面。

去了医院，可能被认为生了病。

去了寺庙和神社，可能被认为拥有某个信仰。

去了法院，可能被认为惹上了麻烦。甚至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渴望的是自由而不是监控，是希望而不是恐惧。

但位置信息的处理方法，正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权力通过GPS掌握位置信息的对象，现在只是嫌疑人和被告。如今，大多数人还以为自己不会被GPS盯上。

曾经，有一位德国牧师支持纳粹党。但他最终却被纳粹送进了集中营，他对这段往事做了这样的回顾：

最初，他们镇压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之后，他们攻击工会会员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发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工会会员。

后来，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时候，

我们依然没有发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来到了我们面前。

但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们发出抗议之声。

现在可能只针对嫌疑人和被告，但今后，目标有可能是从事某政治活动的人，可能是某宗教团体，可能是没有纳税的人。

权力的失控，已经开始了。”

最终，大法庭做出的判决是，“GPS侦查侵害了受宪法保障的重要法律利益，这是强制措施，没有令状不得实施。”这意味着龟石和她的辩护团保护了被告的权利，也是对侦查机关发起挑战的胜利。更意味深长的是，大法庭还宣布，“GPS侦查作为有效的侦查手段，今后很可能被广泛运用，本院希望能采取符合宪法、<刑事诉讼法>各项原则的立法措施，对其特殊性加以关注。”换句话说，日本以此案为转折点，将对GPS侦查进行立法以规范使用条件和范围。

这是历史性的胜利，就像辩护团成员自己所说，“大家会选择一个权力失控，任由权力来监控全体国民的社会，还是选择遏制权力，重视个人重要隐私权的社会呢？我想，本次审判将会成为这样一个历史分歧点。”

整个故事不是虚构，而是在日本真实发生的案件记录。这个历时三年三个月的刑事辩护案，一度在日本社会引起高度关注。作者新田匡央和主角龟石伦子一起完整还原了案件的细枝末节，读起来像热血漫画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每一次遇到难题，辩护团没有人退缩，更没有人放弃，而是找原因，想办法，去解决，且团队内部相互配合鼓励，并肩作战。仅仅为了收集证据，辩护团就申请了三次开示类型证据，五次开示主张相关证据，三次求解释，两次求解释申请书，共计13次，却一无所获。即便如此，辩护团一次次愈挫愈勇，拜访学者和前辈，完善辩护方案，模拟演练，直至把大法庭的辩护当做创造历史的舞台。辩护团成员和警察的当庭对峙，以及大法庭的发言最为精彩，严密的思维和强势的话术让人如临其境，似乎在现场旁观一场场精彩的刑事辩护法庭，一次次为他们的失败而沮丧，也为他们的成功而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法律书籍的翻译，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其中涉及不少法律专业词汇，我的编辑薛倩特意找来了《日本刑事诉讼法律总览》中译本，我们参考后一一敲定了专业词汇的中文表达，我也由此学习到“侦查”和“搜查”，“判决”和“裁判”等法律词汇的微妙不同，以及“补强规则”“毒树之果”等专业术语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对熟悉又陌生的“隐私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刚开始翻译时，我和很多人一样下意识会想，为了安全让渡一部分隐私权未尝不可，毕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摄像头下面，我们的很多私人信息也几乎暴露在互联网上。但让渡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随着翻译的深入，我愈发意识到这是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文章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

人的行动，以及作为行动结果的位置信息，都是人内心面的反映。也因此认为，位置信息属于隐私，需要被保护。这些隐私权是人重要的权利和利益，任何人无权干涉，反而需要被保护，因为保护的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没做亏心事的话，被监视也不怕啊。”

这是一种经常能听到的反对意见，但这是误解了隐私的含义。隐私并不是为了遮掩亏心事而存在的，是“任何人无权干涉，反而需要被保护，因为保护的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人作为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缺少的重要权利。位置信息是人内心面的反映，作为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正如第一次认可了隐私权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说，“我们的宪法的制定者们，作为政府的对抗人，致力于保障种种有利于人民寻求幸福的条件。对文明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广泛的、最有价值的权利。为了保护这种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每次非法入侵，不管它采取了何种手段，都必须视为是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拘捕没收）。并且，把通过侵犯隐私确定的事实作为刑事程序的证据使用，将违反第五修正案（禁止用非正当手续进行刑罚）。”这让我想起了“人们的住所是他们的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格言，其实不仅适用于住所，也适用于财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习惯了大数据记录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被保护的同时也在被“侵害”。如果警察能不受约束地使用GPS来跟踪犯罪嫌疑人，不惜侵害其权利来获取更多证据，而市民默默接受这种做法的话，说不定下一个被侵害的目标也会是自己。毕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龟石和辩护团要保护的隐私权，不仅仅是嫌疑人和被告面临的问题，也是和每一个国民切身相关的问题。

包括GPS技术在内的很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也给我们的权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全新的侦查手段出现，我们是接受，还是抗拒？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又将走向何方？如果法律不能随之建立健全，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就无从谈起。龟石和辩护团捍卫了被告权利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GPS侦查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与隐私权之间的张力。隐私权作为“最文明的权利”，其未来的走向需要得到最符合这个时代的判断。

而这本书的翻译不仅让我看到了龟石作为辩护律师的职业精神，也让我看到了其身为女性的魅力。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辩护律师届，龟石作为半道出家的后辈，先是用坚持不懈的意志花九年时间拿下从业资格证，又任劳任怨地积累基层经验，给自己赢得了更多机会。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龟石不会有勇气挑战几乎没有胜算的起诉，也不会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律师朋友一起闯关，不会在一次次挫折后不气馁不放弃继续坚持，也不会一路闯入大法庭一战成名。也许龟石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其中的不容易，尤其是作为女性去“战斗”的不容易，她在“功成名就”后再次选择了华丽转身，自己开设了“eclat梅田法律事务所”，专门帮助女性解决婚姻纠纷，帮女性争取更多更有力的权利和保障。她的公司网页上，有这么一段话，“eclat在法语里是‘闪闪发光’的意思，每一位走进我们办公室的人，我都会为你们闪闪发光的精彩人生而尽力”。

作为经典的“译文纪实”系列的新书，《刑事辩护人》不仅适合对法律感兴趣的读者，也适合希望对隐私权有深入了解的读者，更适合希望像女主角一样闪闪发光的女性读者阅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这本书里获得自己的启发，去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一切。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一位老师，我叫她Midori老师，是中国台湾出身的在日华人，也是大阪的律师，和书里的女主角龟石相识。得知我翻译这本书后，Midori老师很为我开心，我说等书出版后还要请老师多多指教。可惜，Midori老师去年因病去世，她收不到这本新书了。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她毕竟还很年轻，我们的微信聊天也还停留在这本书的讨论上。世事无常，我们以为的以后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有机会，我想带上这本书去看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