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寓言【 来源 : 新民周刊 】

塞缪尔·约翰生，他曾是诗人、杂志撰稿人、词典编纂者、批评家，或概言之——一个文人。

他的创作大抵被批评家归入新古典主义，因为他的文学观与道德观上都敲着18世纪的火漆。那个由革命、内战、专制、复辟和“光荣革命”淬炼而成的新国家的品质在他身上折射：他保守、保王，但也不缺乏批判。例如与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鲍斯威尔相反，他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赞成作为演进的有限革命，在译《特伦特会议史》时，他甚至多次为“revolution ”截肢，截去“r”这个字母，强调此种革命应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一种广义的道德被约翰生付诸笔尖以为药引，引出影影绰绰的宗教主义之药。他发表在报纸副刊的道德文章如一块三棱镜，将生活与时代洁白而不免酷烈的曝晒析成七彩，但他不将色彩强加读者，他的措辞克制、中立、曲折，读者初读有时难以判断他的态度。

而在旧有的文学赞助人体系走向崩溃，连载小说的涓滴尚未汇入文学主流的18世纪——约翰生逝世后，报纸媒体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文学的面貌，19世纪遂成为叙事文学的世纪——做一个文人是极为困难的。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教授的《约翰生传》细致还原了18世纪的文学世界。自他出生起，疾病与贫穷纠缠着他就像影子纠缠着猎物的脚跟。但在他的画像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印象中清瘦如鹤的病者或作者的形象，而只能看到他宽阔、厚实如辞典般的额头，海带般蜷曲的白色假发卷，五官粗粝的线条亦如同无法句逗的草书。他如此魁梧，以至于别人会误以为他是力夫而非文人：在利奇菲尔德看戏时，他曾与一个苏格兰军官冲突，居然连人带椅子，将这名军官扔到了剧场后排。

这位孔武有力的批评家也有过孱弱的过去，幼时的疾病不单在他的身体上，也在他的心灵上敲下了印戳。他的眼部与淋巴结从乳母的乳汁那里感染了结核病菌，经过医生持续数年的放血疗法，他的左眼几乎失明，左耳失聪，脸上留下肉馒头般鼓起的瘰疬疮。他对他人对自己的同情非常敏感。而他的敏感与自卑又导致他在青年时期一度徘徊在精神失常的边缘。尤其他在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被迫从牛津退学那段时间，他几乎坠入人生的最低谷。

所以，在他的道德随笔及名作《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中，他念兹在兹的始终是何谓幸福的人生，人类是否有能力达到一种可以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贝特教授认为，凭借自身阅历与涉猎的深广，约翰生超越了所有职业道德作品，甚至可与莎士比亚一较高下。他预见到了人类动荡不休的贪婪，在《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里他借哲学家之口评论金字塔“只是为了满足想象的饥渴，它无休止地折磨着人们的生活……”。而他也并不因此赞美贫穷，他深切地感受到贫穷给他带来的屈辱，当他在牛津甚至完好的鞋子时，他当被投入负债人监狱与几十个犯人像饱团一样挤在一起时，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处境可以被打上怀旧的柔光，在他看来，贫穷不是美德，而是对美德的阻碍，像扎在左心室的一根刺，用疼痛充塞整个心脏，测量着它的每一次跳动。

只有洞悉自己缺点的人才能真诚地谈论道德，约翰生与我们一样不完美。他在日记里反复发誓要在8点起床，但直到60岁，他也没有做到。贝特教授的《约翰生传》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这个与我们相隔百余年光阴的大作家，退去他的光环而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便是传记要做的：让一个伟人成为普通人，而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寓言。（撰稿 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