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拜恩锐评音乐

就连土窑之神重塑雕像的权利主唱华东都要拿来装逼的，拜恩爹的大作，每一个论题都可以写成一篇小论文，可对于我这种文化水平一般的八卦学爱好者来说，看起来就像听余光中那后四首歌一样——想快进。本着对乐队八卦学的执着追求，本文即是对这样一本学术大作中提炼出的八卦内容，不乏对乐界各大牌的褒贬，供诸乐子人一乐。按照乐队名：拜恩的评价 列出

马勒：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马勒（Mahler）与其他后来的交响乐作曲家的作品在卡内基音乐厅这种场所里如鱼得水。律动性（groove）强的音乐以及鼓声主导的打击乐，比如我的音乐，在那里面就完全施展不开。我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过几次，不是行不通，只是效果不尽人意。我不会再去那里演奏音乐。我发现，最负盛名的场所未必最适合我的音乐。这种音效上的障碍可以视为一种微妙的阴谋，作为一堵声响屏障，以此防堵鄙俗“族群”，不过，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辛纳屈：强大的肺活量

收录歌手声音的麦克风改变了歌手演唱与演奏的方式O，强大的肺活量不再是歌手成功必备的要素。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与平·克罗斯比（Bing Crosby）是“对着麦克风”唱歌的先驱。

切特贝克、吉尔伯托：美国爵士小号手兼歌手切特·贝克（Chet Baker）轻声唱歌，巴西歌手兼吉他手若奥·吉尔伯托（Joao Gilberto）也是，后来有无数人依样画葫芦。对听众来说，这些人唱歌的方式就像情人在耳畔低语，歌声可以完全渗入脑海。音乐从来不曾这样被体验过。不消说，少了麦克风，听者绝不可能感受到这种亲近感。

电影配乐：若说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为《星球大战》（Star Wars）编写的是当代瓦格纳音乐，那么伯纳德·赫尔曼（Bernard Herrmann）为《惊魂记》（Psycho）及其他希区柯克式电影创作的就是现代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音乐。

齐柏林飞艇：催眠

连续听了几小时音乐之后，我累得躺在湿答答的地面上睡着了。半夜醒来时，发现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正在台上表演，我猜他们是音乐节里最大咖的艺人，但我又睡着了。

The Who：我决定表演当时我最喜欢的歌手的作品，比如谁人乐队（The Who），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三人组（Crosby, Stills & Nash），以及奇想乐队（The Kinks）的作品。

James Brown：我就读艺术学校期间，在普罗维登斯的中心广场看到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演出。那是我见过最棒的秀。紧密的演奏，细腻的编排，简直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而那个星球上的人个个都不同凡响。

Sun Ra：我刚搬到纽约时，在过去位于圣马克街和第三大道交会处的爵士酒吧五点酒吧（5Spot）看过桑·拉（Sun Ra）与他的爵士乐队表演。桑·拉演奏一件又一件乐器，甚至用很少与爵士乐扯上关系的慕格电子合成器来了一段奇特的独奏。电子噪声突然发挥了娱乐效果！他们偶尔上演一回传统的大型乐队演奏，似乎想向那些半信半疑的人证明他和乐队确实有演奏功力，证明不管他们多么天马行空，但仍然有爵士根基

地下丝绒、Al Green：我们唱过一两首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与卢·里德（Lou Reed）的歌，也唱了一些车库摇滚歌曲，肯定包括《九十六滴眼泪》。有趣的是，在克里斯的建议下，我们也翻唱过阿尔·格林（Al Green）的《爱与幸福》（Love and Happiness）。

宝爷：大卫·鲍伊（David Bowie）让我大开眼界。我还曾经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也给自己缝了几条皮裤。在当时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县，这种造型无疑相当抢眼。在舞台上看起来还不错的服装，出现在大街上恐怕就太过招摇。我不断尝试新造型，想找出真正的自己。

CBGB的同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偶尔会在CBGB朗读，伦尼·凯（Lenny Kaye）会帮她伴奏。电视机乐队（Television）与雷蒙斯乐队（Ramones）也刚开始在那里表演。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绝佳的地理位置，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尽量去听。

The Modern Lovers：的乐手正好有空。我们很喜欢当时刚出来的摩登爱人乐队（The Modern Lovers）的试听带，杰里就是乐手之一，于是我们邀请他来聊聊。

The Clash：我们在英格兰一所学校的体育馆看了冲撞乐队（The Clash）的表演。在音乐上很难听出个所以然，不过，很明显，当时在那里浮现的音乐听来比较像是某种一致性的行动，那种颂歌般的煽动特质清楚地表达出了这一点。任何煽动性的元素在我们的音乐里都深深埋藏起来。

性手枪：我觉得那个乐队很逗趣，不是可笑，而是货真价实的喜剧，几乎是模仿摇滚乐队的讽刺剧。他们不会演奏，就连站在台上都有困难。很多人不明白我怎么能够一面嘲笑某个东西，一面被它逗得哈哈大笑。然而，我们不都喜欢那些伟大的喜剧演员吗？

Miles Davis：有人告诉我们那场表演让他想起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专辑《在路口》（On The Corner），我觉得那是最棒的赞美。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全新的表演形态。

苏菲羊：之后我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看了苏夫扬·史蒂文斯（Sufjan Stevens）的表演。他带着一群舞者，个个拿着呼啦圈或其他类似的古怪物品，重复做些简单动作O。看起来很迷人，很有视觉效果，甚至有点令人感动，几乎都是人人能做的低技巧动作。我想，我从来没有安排过舞者表演，有何不可呢？

NIN：爱迪生还会举办“情绪波动派对”，我猜那些派对上不会播放九寸钉乐队（NIN）的工业摇滚或跳梁小丑乐队（Insane Clown Posse）的嘻哈音乐。在洛杉矶，我跟九寸钉乐队的主唱特伦特·雷兹诺（Trent Reznor）就此讨论了一番，因为他是最早尝试DIY发行作品（原声音乐作品）的音乐人之一。财务回报相当不赖——受免费试听曲目吸引，他的粉丝纷纷购买了全部配乐。虽然碰到更大的项目，他还是会向厂牌寻求支持。

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钢琴小夜曲》（Serenade for Piano）有四个乐章。他写得很巧妙，每个乐章正好可以录进唱片的一面。每一面的末尾处会有渐弱音（一种淡出效果），翻到另一面之后又渐次增强。于是，你把唱片翻面时，听到的是顺畅的过渡音乐。

The Byrds：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听见飞鸟乐队（The Byrds）的《铃鼓先生》（Mr. Tambourine Man），感觉像是原本隐藏起来的某一部分世界突然显现在眼前。这种情形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古尔德：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写了一篇宣言《录音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Recording），阐述他对录音与演出的展望。如同克罗斯比，古尔德也不喜欢受到现场表演的约束与限制，所以他最后完全退出了舞台，但不是为了去打高尔夫。古尔德的宣言很有前瞻性，却也大错特错。

Hendrix：我第一次听到《紫雾》（Purple Haze）这首歌是在一部晶体管收音机上。那时我年纪还小，我记得当时我告诉父亲，说乐坛有了创新。亨德里克斯（与其他当时我还没听说过的人）演奏出来的音乐跟原声乐器的声响完全不一样。忠于传统乐器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已经被粗暴地打破了。扩音及信号处理装置（主要是踏板）已经变成乐器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特雷门和他的乐器，电子吉他摆脱了历史的束缚。它们发出的声响的有效范围不受任何特定文化轨迹的限制。看来音乐即将甩掉过去，获得解放。

贝多芬：据传，CD的音乐长度是根据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决定的，因为《第九交响曲》是当时索尼公司董事长大贺典雄最喜欢的曲子。飞利浦原本设计的CD碟片直径是11.5厘米，但大贺典雄坚称一张CD必须要能完整收录贝多芬的曲子，而宝丽金唱片数据库里最长的贝多芬曲子是74分钟，因此，CD的直径增加到12厘米，以便收录更多信息。

红辣椒：这份声音上的自由无可避免地被滥用了。某些专辑（作家格雷格·米尔纳点名绿洲唱片公司发行的绝大多数专辑以及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的专辑《加州淘金梦》［Californication］）以人为手法将音量调得太大，乍听之下虽然很神奇（比任何东西都大声，而且稳定地大声），但很快就产生听觉疲劳。

砍狗：多年以来，DJ、混音师与嘻哈乐手会用从现成唱片取得的乐句与鼓点作为数码样本，拿来制作曲子。某些音乐人把流行歌曲的整段记忆点（hook）或副歌取下来，当成心领神会的参照或引述（吹牛老爹［P. Diddy］经常这么做，凯恩·韦斯特［Kanye West］也是）

野兽男孩：不少音乐人很快也发现，这种普遍性的取样会严重限制“他们的”歌曲的收入，因此很多人最后都停止或减少使用取样技术。有时候，即使最简单的动作，比如从CD的鼓声间奏抓一个拍子只要几分钟时间，也变成需要避免的事。像野兽男孩（Beastie Boys）这类的乐队拿起了多年未碰的乐器，嘻哈乐手要么把取样伪装得更完善，或找些更不为人知的来源，要么自己重新创作或买别人做好的音源（通常使用合成器或鼓机制作）。多亏著作权执行单位与拥护者的努力，科技，或者说科技容许已申请著作权的材料被拿来引用这一点，终于让某些音乐人回归创作之途。

宠物店男孩：这些演唱会的音乐可以视为一场表演或一次聚会的背景音乐，可以是同侪情谊、视觉盛宴与特效的展现。格雷丝·琼斯（Grace Jones）和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几年前也这么做过。他们主要是舞厅乐队和视觉偶像，不是现场表演团体，他们也都做得充满艺术感。

乡村：我很喜欢经典乡村音乐——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塔米·怀尼特（Tammy Wynette）、多莉·帕顿（Dolly Parton）、洛蕾塔·林恩（Loretta Lynn）。

Spotify的协同过滤：我跟Pandora、《音叉》、Vice、Mixcloud的代表参加过一个音乐集展的专题讨论。《音叉》的联合创始人、狂热的音乐极客瑞恩·施赖伯（Ryan Schreiber）说，他试过“每周发现”，也就是Spotify的推荐算法。这种算法会参照其他与你有相同喜好的人的歌单，然后假定你们的口味可能有重叠。

打雷：独立艺人不乏有人关注，甚至爆红；无须背后有人，小歌手也可与大厂牌角力。有人说拉娜·德雷（Lana Del Rey）就是这样的艺人，因为她那首爆红的《电子游戏》（Video Games）够不上大厂牌的水准，虽然她也有专业制作团队。大众通过点击和分享为心仪的音乐人投票，在这梦幻般的叙事里，似乎有才即可成名。我不会天真到以为音乐界任人唯“才”，但权力确实发生了转移。

Zappa：这些联系也会带来额外发现。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在发明之母乐队（The Mothers of Invention）的一张早期专辑的封面上引用了法裔美籍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的名言——“当下作曲家拒绝死亡”。结果很多人跑去搜寻瓦雷兹的作品。互联网最擅长关联，可是如果没有音乐的相关信息或链接，就是死路一条。我斗胆预测此类链接信息必将卷土重来，数字音乐的体验本就不应该“干巴巴”，尤其是考虑到人类天生喜欢听故事。

极简主义：后来我进了艺术学院，受到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特里·赖利（Terry Riley）与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等人的启发，我把用不同速度弹奏的独立吉他段落层层堆砌，帮一部学生电影制作背景音乐，在影片里听起来很有氛围，可是作为单行曲就不太适合。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音乐是否“可行”跟场景大有关系。

The Stooges等：但我们也深受地下丝绒乐队、傀儡乐队（The Stooges）、牛心上尉（Captain Beefheart）和其他一大堆边缘角色的影响。

Fela Kuti：我跟伊诺都对非洲流行乐很着迷，只不过，除了费拉·库蒂（Fela Kuti），其他我们偶尔听到的歌手的资料都很难找得到。

Can：我们不知道当时在德国，霍尔格·楚凯［Holger Czukay］和他的罐头乐队［Can］成员已经着手创作他们的“种族伪造”系列作品。那些乐队成员都是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学生

Roxy Music：对传声头像来说，即使我个人拿出的是已经写好的歌曲，我们通常还是会一起诠释、一起领悟、一起表演。我们几个人收藏的唱片大致上都相同，比如说欧杰斯乐队、跳梁小丑乐队、詹姆斯·布朗、罗西音乐乐队（Roxy Music）、瑟奇·盖恩斯伯勒以及金·塔比（King Tubby）等。

Robert Fripp：吉他手罗伯特·费里普（Robert Fripp）为传声头像的歌《我津巴拉》添了一个声部，在原有录音上加了一段他弹奏的和声，使整首歌增加了一倍的长度。一倍呢！起初我们觉得他的做法毁了那首歌，感觉好像有人在刻意耍流氓。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只要少用一点，反而会为我们的非洲流行乐律动增添一抹迷幻的色彩，让整首歌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干扰与破坏值得冒险一试吗？那首歌被糟蹋了，或者它确实需要重新考量，才能展现新鲜又刺激的风貌？

Joni Mitchell：慵懒一点”等。我在描述音乐走向或我想要的感觉时，也用过上面这些词语。有些作曲家会运用隐喻和类比。你可以用食物、性爱、组织或视觉隐喻。我听说乔妮·米切尔（Joni Mitchell）用颜色来描述她想要的弹奏法。

春哥、D哥：我们也听说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录音室里埋头苦干一年多，才做出《生而奋斗》（Born to Run），而丹吉洛（D’Angelo）出入电子女士录音室（Electric Lady）四年时间，才做出《巫毒》（Voodoo）专辑。

大弟子捞比：电台司令乐队用DIY模式在网络上销售他们的专辑《彩虹里》，他们还往前跨一大步，让粉丝自己为下载的音乐定价格。在这方面首开先例的并不是他们。加拿大女歌手伊莎（Issa，现在她的名字又变回简·西贝里［Jane Siberry］）2005年率先推出购买者自行定价的交易模式，只是电台司令的活动知名度比较高。电台司令采取这种做法的风险应该比西贝里低一些，因为他们有庞大的粉丝团，那些人熟悉他们的音乐，对这张新专辑充满期待。

Arcade Fire：只要找对唱片公司，授权合同也可以是很明智的选择。加拿大知名摇滚乐队拱廊之火（Arcade Fire）曾经跟Merge签过授权合同，Merge是一家独立厂牌，不花大钱，不走大厂牌路线，将旗下乐队经营得有声有色。

PTA：我同时也在回想我们跟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对话。安德森打算在他的电影《木兰花》（Magnolia）里用很多艾美的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已经着手销售专辑，但电影合约让我们有信心自己做……我记得专辑还没进到传统零售系统之前，光靠网站就卖了20 000张。

晶晶：我跟很多人一样，也喜欢蕾哈娜（Rihanna）的歌《雨伞》（Umbrella）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的《非你莫属》（Ain’t No Other Man）。

Erik Satie：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或许是最早提出音乐不应该局限于它在西方文化里的属性的人。“我们必须创作出一种像家具的音乐，一种会变成环境噪声的一部分的音乐……它可以柔化刀叉的声响，既不支配它们，也不强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