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一种认识宋代政治的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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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毫无疑问是部史学经典了，是了解或研究宋史者绕不开、不可不读的著作，尤其是对于宋代的政治文化而言。我之所以现在读该书，一方面是想接着去年以来对有关中国古代史著作而承陈振《宋史》之后进一步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层面；另一方面，我从今年五月至今看邓老师在北大所讲中国古代史的公开课，虽在这中间时断时续，但看得上头却是事实。于是，鉴于上述两点，使我迫不及待、也满怀憧憬地开启了对本书的阅读。 不过可惜的是，一方面，本书在内容方面尽管博引旁征，甚至除去专门引的一些资料原文，连作者本人的叙述中间也少不了以各种材料文字来概括，甚至代替，我在这过程中，不仅没有枯燥乏味之感，反而觉得非常相得益彰的，因为它不同于某些历史科普著作以这种方式来叙述历史，那样便显得不伦不类，对前者我也是能够看明白的；另一方面，却还是由于知识储备太过薄弱，似乎在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下，尽管其间我曾为作者发出的多段论述而有醍醐灌顶之感。 总之，如今终于读完本书，我感到庆幸。同时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本书再次进行阅读时，能够像我在读《庄子与雅各》一书那样，边读边写，记下其中的知识点或让我振聋发聩的一些论述。在这种主观因素，加上暂无可随时复制的电子版这种客观因素下，本书都很有再次阅读的必要。 不过，通过本次阅读，至少对其中所论有了个大致的认识。另外，我在阅读本书期间，对于始终在看的那部直接导致我阅读本书的中国古代史公开课，恰好也看到了邓老师在其所讲的宋代部分。基于以上两点，一是通过此次阅读我对本书的大致认识，二是通过老师在公开课所讲的相关课题，我还是想对本书所着重讨论的宋代“祖宗之法”来做一个梳理。 首先，老师在本书前言中便指出，所谓的“祖宗之法”虽不一定是当时政治的主导思想，却是我们以此了解宋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换言之，其便是了解与认识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线索。另据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所谓祖宗之法，其最大功用便是防微杜渐，而这一作用，又可以用宋人自己所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来概括。紧接着，老师便指出，此不同于唐代的成文法，当然宋代也有成文法，但其却是超越的，它在大多时候，代表着一种精神原则。 在课堂所讲只是一种概论性质。而本书便是围绕着这一课题来做通篇讨论，如老师在其中不仅从汉代讲起，介绍了由传统文化而带来家国一体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其间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老师所引汉宣帝因不满其太子纯粹的儒家思想而发出“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叹，说明了古代家与国、国与天下三者的关联，又以宋人鉴于唐因家风不好始终影响政局而生出的反思，来说明宋人所认为家法与国事的关联，其中最有名、也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对此所发论断，便是朱熹所说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邓老师从本书第二章起，还以此线索花费五章串联并大致叙述了两宋整个的政治史。在这中间，新知识点对我来说实在太多，如构成有宋一代二府三司或中书一府的枢密院其实在唐中后期便存在，只不过其长官一直由宦官担任，直到朱温掌权后的唐昭宗时期，才在其授意下，将此位由亲吏蒋玄晖担任，由此才开启了士人担任其长官的先河，除此之外，枢密院还在后汉时期废除，但不久即恢复，时间是在公元939-944年等等，这些为老师讨论问题而叙述的基本史实，对我来说都是新知识，更不用说是其中所着重讨论有关理论性问题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想通过如今尚未忘记的几处地方来做梳理，并以此进一步加深我的印象，为之后对本书的重读打下基础。 在第二章的开头，老师便重申了历史分期不能武断，尤其是对于唐宋政治制度，还有五代与宋的社会文化都应该视之为一个整体，否则将会有一叶障目、隔岸观火这一在前言中便已着重阐述、在课堂上已经多次讲到的观点。 众所周知，唐代中后期除了藩镇割据，中央统治还存在着两大毒瘤，分别是党争加剧和宦官乱政，而这两者最终又被藩镇势力以武力的形式给解决了。总的来说，第二章老师即是沿着陈寅恪就了解唐代政治所提出的两大要素为线索的，来讨论宋代在建立之前或其初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这两大要素，分别是民族与文化。 对于前者，老师辨析了从安史之乱前后一直到唐末居住在河北的“胡族”，以及随之带来的其地的“胡化”，甚至到了五代，除了开始的梁，最后的周，中间唐晋汉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政权，到入宋这一形象变成冰下的潜流，士人对此渐渐淡忘，转而大谈华夷之辨的问题；对于后者，老师主要以后梁时期因清浊流等问题而爆发的白马之祸为端，介绍了所谓文臣大体上共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士，二是文吏，就后梁的政治情况而言，前者多为唐代旧臣，后者则多出自新统治者的旧时幕僚，而其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很厌烦前者，却不得不以其作为某种连贯性的象征而被保留，后者虽与统治者亲近，却资历浅，不得不继续沉居下僚，但统治者又不得不为巩固统治而想尽办法，他们一方面提高那些之前不被人注意的机构权力，随即又以亲信安插其中。我想这便是朱温当初为什么要将其亲信蒋玄晖担任枢密院长官了，也是宋代之所以能够设立与之前不同的枢密院的历史环境。同时这种现象，我想和北宋初年的情况是相似的。 众所周知，北宋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建立的。而此后的四年，中央却一直任用着后周留下的三相，此后赵普才上台。在这里，邓老师援引陈振《宋史》的说法，指出就当时来看，后者此时还没资质。另外，老师——以当时宰相与经筵讲读官员在面对皇帝之时的差别，指出在后周三相当政时期废除宰相的坐论之礼，重中之重者，并不是其地位下降的代表，而是应该注意到宰相在之后对具体事物职责的变化；通过宋承袭五代而来这一客观原因，以及通过赵匡胤出身行伍这一主观因素，指出宋代初年的统治者显然只会“制武”“驭武”，而绝不会“轻武”；指出其时期文武关系的背后其实是君臣关系，及有关文武兼长与文武分途等问题的讨论，既让我耳目一新，却又了解得浮光略影，远远不够，需要日后花更多时间在这方面才能对其有个完整的认识。 其后的四章及结语，个人的感觉依旧如此。不过如在作为祖宗之法核心的防微杜渐方面，太宗的影响比其兄太祖要大的论述；李沆虽然在真宗时期先后作为吕端、张齐贤的搭班宰相，但作为真宗旧时的门客，在其时期的影响却是主导的，以至后人对其有“圣相”之称，当然之后又有变化，作者即以此展开；在真宗大搞迷信的同时，作者对当时官员给自身却地位等问题进行论述，都让我印象较深。尤其是在介绍真宗后期便已当政的刘后时期，指出这是一个士大夫崛起的关键时期，以及在介绍祖宗之法这一词汇正式提出的仁宗时期，所指出这是一个由恪守“祖宗故事”走向遵行“祖宗之法”的时期之说法让我印象深刻。 另外，本书除了引用了数不胜数的一手史料作为其讨论围绕着“祖宗之法”种种问题的基础，还充分参考了当今学者们对其的观点与说法。例如，除了上述作者以陈振《宋史》为援引，说明了宋初开国元勋却无资历这一现象，第三章中，在介绍由太宗过渡到真宗之时那场已有酝酿而未爆发的宫廷政变时，又援引其观点，中间的关键人物应该是李继隆而非李继勋；再如，在第五章或最后一章，开篇便以陈植锷教授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为参考，指出了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是主导政治的关键，既而邓老师指出，在当时官员是知识架构和能力架构是合而为一的，所谓的士大夫群体，其身份也是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的；又如，在最后一章，讲到神宗与王安石二人同老臣文彦博就新法进行辩论，后者所说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邓老师便举出了东晋初年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环境，指出这里的共天下，既是共治，也是共有，此现象之出现，虽为时局所必需，却毕竟是非正常的。通过下面的注释可知，此段论述理所当然地参考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 还是把话题再稍微再回到“共治天下”上。据邓老师所说，这里的“共治”，既不是如东晋初年的王/马共治共有天下，又非如历朝历代，包括北宋初年那样，统治者借官员之手，与其对天下进行的“共理”，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记得易中天在其中华史《大宋革新》一卷中将这种关系喻为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我想虽然有点新颖，但却是比较形象的。 回到本书所着重讨论的“祖宗之法”本身。至于本书对此的讨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结语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最后一节，先以仁宗朝士大夫拿着祖宗之法来上谏皇帝本人，此时前者并不以为后者就是祖宗的代表，而到后来士大夫又拿此时的规矩来说给后世的帝王听，如神宗等来说明其发展过程；后又以记载在沈括《梦溪笔谈》中太祖与赵普的对话，围绕着后者所说的“道理最大”展开讨论，又介绍了稍后理学家将其与“天理”相提并论、合二为一的过程，以此为线索来梳理士大夫其间对祖宗之法的涂抹过程。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便是对太祖听到赵普这句话后的表现，其有关记载由“屡称善”到肯定后又出现的种种具体做法这一不同。作者对此也不禁感叹，她说：
留正等人将赵普当年所说“道理”引申到“天心”、“至理”的高度，并且将此意加诸于“艺祖之心”，不知太祖君臣对此会做何感想。若能起赵普于地下，精吏干而“寡学术”的他，在后人阐发的这番有关“道理最大”的“大道理”面前， 恐怕要喟叹弗如了。
大体上，这样的一种发展与演变，与祖宗之法在其时期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据邓老师在本书结语部分所说，赵宋的“祖宗之法”，其本质便是一种规矩法度，而其法之前又被冠以“祖宗”二字，这便使其法一方面变得温情脉脉，另一方面又将其加以神圣化，同时又非神圣不可侵犯的。 事实上，正如邓老师所说的，我想赵宋一朝祖宗之法的出现，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然而其形成过程其却又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来自君主和士大夫分别对其进行的涂抹与渲染，正是在这种身份微妙的过程中，其最终成为宋代政治上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点，对于当代学者来说，又是不容忽视的，能够将其作为众多认识历史的切入点之一种，以此更好的认识宋代历史、尤其是政治与文化部分，是可以看到一些别样的地方的。 对此，我再引老师在本书结语的一段论述，她说：
在宋代，对于“祖宗之法”，有缓进的调整，也有激进的更革；有严肃恳切的发掘借鉴，也有增重时下主张的缘饰，当然也有风诡云谪中阳奉阴违的玩弄。但无论哪一情形，恰恰都显示出“祖宗之法”在当时的影响，实在是难于轻易绕过。
在这一过程中，祖宗之法是不断演变的，而这一演变又是皇帝与士大夫对其再解释再描绘所使然的。换句话说，其发展，必定有随着这种不断解释带来的演变而进行的。一方面，作为士大夫谁都可以拿着祖宗之法来规劝当朝皇帝的方方面面，反之皇帝本人也要通过这一点来证明自身权力的某种合法合理性。如邓老师在最后一章以此为线索概览北宋中后期及南宋的政治情况时，这种特点便很能看得到。 众所周知，南宋的开国君主宋高宗赵构是在其兄钦宗被金人北虏、没有禅位的情况下而即位的，因此他即位后，对于其本人来说，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如何对付外敌、收复失地，而是要尽快证明自己称帝的合法合理性，于是他便将祖宗之法大张旗鼓地举了出来，说明其即位是祖宗之意。紧接着，当时的主战派也是通过这一点来发出收复失地、以保祖宗之灵的呼声。而对于后者以此作为其反对口号的做法，事实证明，因种种复杂的缘故，最终收效甚微。在这里，作者不禁感叹，她说：
所谓“祖宗”的企盼，在高宗苟且图存的现实期冀面前，显露出令人寒心的苍白无力。
综以上所述，作者指出，就大的方面，祖宗之法实则是无所不包，谁都可以借此发挥。同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其体系愈加丰富的。总之，祖宗之法始终都是宋代政治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了解其时期的政治状况、及由此发散各个领域的研究一个切入点。 如前所述，本书除了结语，最后一章便是以祖宗之法这一线索来概述北宋中后期及南宋的政治状况的。其中，邓老师除了继续围绕着祖宗之法结合着其时期的发展所展开的种种讨论，至于这一时期本书的历史情况，她对此有一些讨论，对我来说，同样是振聋发聩的。比如她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与神宗朝的熙丰新法一同来讨论，又如她对宋徽宗时期之于对祖宗之法的恪守之论述，还有她在讲到南宋高宗第二次释兵权时，曾将其与赵宋开国后不久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相提并论，予以阐释其共同点与各自所不同之处等，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同时，也为了接下来的重读，现将这些文字以扫描的形式而附于下。 关于北宋中后期这一被称为“改革浪潮”中的两大光彩夺目者，分别是庆历新政和熙丰新法，邓老师曾将两者相提并论，她指出：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都是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这两次变革，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主持者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未能真正达致根本目标的结局也算类似。二者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改革的纲领不同、重点不同，主动汲取的思想资源也不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不同，是对于宋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的不同。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历史影响的深度及广度，非庆历新政所能比拟，它像宋代历史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以致其后很长; 一段时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后王安石时代”。就其评价而言，庆历新政尽管失败了，却受到后世几乎一致的称扬，而对于王安石变法，则在近代以前，批评意见远远多于赞颂与支持。这种类似与不同，给后人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而关于宋徽宗对祖宗之法的破坏，她指出：
在“为宗庙社稷计”的说法下，具备艺术气质而奢浮：成性的赵佶成为帝王，不仅导致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国之大不幸。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朕嗣承位九丕业，率循旧章，夙夜于兹，大惧弗克祗绍”，表示“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但他绝非继体守成之君。他与他所倚重的蔡京、王舗等人，恰恰抛弃了其列祖列宗一贯注重 的谨慎持重政风。他在位时“变乱旧章”的举措不一而足，诸多所谓“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形，虽有某些合理、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居心于夸饰太平，也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程序与制度运行中的制约关系。招权纳贿，贪赃腐败，成为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在讲南宋初期高宗第二次释兵权时，邓老师又将其与太祖“杯酒释兵权”相提并论，她说：
尽管学界对于建隆年间是否确有“杯酒释兵权”之事尚存疑问，但绍兴十一年的高宗、秦桧等人，一方面蓄谋下手，一 方面置酒款待“丰其燕具”，显然示人以仿效“祖宗”的做法。这种仿效，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近似。国家军政大局的迥异，决定着两次“释兵权”性质的根本不同。人们也会感觉到，太祖在运用手腕的同时不乏襟怀之坦荡，而高宗在合谋销兵之际则显露出心地的阴暗与委琐。
…… 说实话，以上这些之于该书所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是九牛一毛，不足为道的，但至少为有机会的重读提供了一个大体印象，届时我希望能够以这些知识点对本书围绕着祖宗之法所进行方方面面的讨论重新有一个不算零散的认识。事实上，邓小南老师在本书结语部分开始即言，本书不同于老一辈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读起来是那样的酣畅淋漓，本书则是就若干个点，围绕着祖宗之法来进行种种的思考与讨论。 我想我在阅读本书期间，其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得知几处相关的知识点，而最重要的，是我由此了解的一种认识历史以至研究历史的方法。邓老师曾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强调，历史既然是过去的一切，那它就包含着过往现实中的方方面面，而当今学者们，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研究，进行了很多人为的分割，由此便形成了断代史，及很多的专史，如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不一而足。而在很多时候，这些又是连在一起的，若为了更好的了解历史，就必须将这些统合起来进行梳理，否则就有局限性。这一段论述，实在是发人深思。说回本书，邓老师在其前言又曾提到这一点，并进行阐释。而具体到宋代而言，其政治制度及外部环境等方面无疑是承五代甚至是承唐代中后期而来的，因此在朝代分期问题上，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也不能以公元960年来做五代与宋代两者方方面面的一种划分。就具体事例来看，邓老师在本书相关部分的讨论中，曾不止一次用“混溶”二字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本书第一章便以“国法与家法的混溶”为题，之后也对唐代中后期以来民族与文化的混溶进行种种论述。 其实这种观念还体现于本书多处地方的叙述上，在此只举两则：一是宋人在对三代与汉唐的态度上，一般来说，论前者多谈理论，论后者则多引故事，而老师随即指出，这种差别只是相对而言的；二是类似每朝实录的各个时期所撰《圣政》与《宝训》，一般认为，虽然两者都是士大夫以祖宗事迹来规劝或建议当朝皇帝的，但内容取向有明显不同，即前者将材料的分门别类，类似《贞观政要》，多举事，后者则多记言，在这里，邓老师又随即指出，这种取向上的差异同样是相对而言，两者实则参差交错的。以上这些方法，对我下一步学习历史，都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看到有人说，这本书固然是宋代政治文化史领域的经典之作，然一切关于政治史的研究归根到底只是空谈，“历史学的学术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语文学，政治文化史的论述永远是这种史学语文的极致展现。”我对此自然是十分赞同的，这一点也是这类著作不得不面对的悖论。然而，这一类著作又不能没有，既然如此，本书便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最后，令我阅读期间不禁动容的，便是在书后的赞语中，邓老师对在学术道路上对其影响最深的三位学者进行回忆，从而所写阶段的文字。这三位学者，分别是其父邓广铭、漆侠和王曾瑜。众所周知，这三位都是宋史领域中的大家级学者，甚至邓广铭被称为当代宋史领域的奠基人，而后两者则都是其的弟子。而对于邓小南而言，其父邓广铭激发了她对于祖宗之法这一线索的兴趣，后两者则分别给予她本人精神上的鼓励和实际上的帮助。 通过这些文字，我感受到了作者本人从中流露出的情感。除了据其所说，在其父逝世四年后，作为其父高足的漆侠先生之离去给作者本人内心带来巨大的空洞。触动我的，还是邓老师对其父进行的回忆与怀念。她在引了之前对其怀念的文字，即作为他的女儿，无论在学术还是处事上，都不能使父亲满意，此实在是本人的一大遗憾。她随即又说，这种遗憾在写这些文字时依然还在，并时时萦绕心头。对此，我真的是感慨万千。一方面向往其曾所拥有那样难得的朋友圈，另一方面感叹由不可抗拒之原因导致前辈大家先后离世后给作者本人造成的触动。 邓小南在本书前言结尾曾说，一直以来都经常有学生说她的文章难读，而她想之所以如此，便在于她本人还没将其所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的缘故。这固然是邓老师的谦虚之词，事实上，就我对本书而言，这种感觉虽然有，却远远没有到我在读别的一些历史著作所有举步维艰的感觉。但老师所说的情况，却是我此刻的真实反映，对此我也深有体会。不过至少通过以上所写的文字，为有机会对本书的重读提供了些许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