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回首烟火起处,见文质彬彬 读赵冬梅《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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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主席的浪淘沙北戴 河。上句告诉我们:史书上留名的,必是非凡人物,必有非凡功绩,那些做为背景的人间烟 火,仿佛注定随风飘散;下句告诉我们:研究历史的途径,当可由下溯上,自今而古,萧瑟 秋风由古吹今,其秋意古浓今亦浓。
山珍海味尝遍,小菜清粥暖胃眠;都市繁华见惯,晓风残月驱酒散。读厌了秦皇汉武,看烦 了变法揭竿,窥探古人日常的念,在现代人的心中蔓延: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们,他 们口中,是否有我们一样的苦辣酸辛,他们的身上,是否有我们一样的 luluYEEZY;他们的 所居,是否如我要耗半生积蓄;他们的所行,当真像诗能够一日江陵?
赵冬梅,北大历史系教授,很及时地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人间烟火—— 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她认为:对“日常”的关注,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而 如何从传统记载中把“日常”打捞出来,则是历史学者的专门技艺。能够说清楚的,是历史学 在转变,开始从传统史学的套子里跳出来,立足现代向过去提问,关注日常,关注普通。这 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赵冬梅认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和“生活”两部分,“日常”就是衣食住行,“生活”就是女人 和男人。30 篇关联不大,少量内容相互重复,总体上不很成系统的小文,以点带面地织就 了古人的日常与人生。书里“日常”稍具“历史”面貌,“生活”则更多是先有观点后组织材料而 进行的议论。“日常”里,又以“食”和“衣”相对丰满,“住”和“行”则略瘦削。
这本装帧精美、阅读舒适的书,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轻松的体验,浅近的语言提供了不少有 趣的古人生活的细节。
国人的“饥饿史”,是同历史上的寒冷期密切相关的:天气寒冷,冻得北人南侵,进而导致了 南人的饥荒。面对饥荒,人们尽可能地想办法提高生产力,进而写就了“饮食发达史”:因为 制粉技术和面食技术的推广,使麦最终取代了粟;锅和油的出现,再加上燃料的匮乏,成就 了“炒”这种烹饪方式,也让“脍炙人口”成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词;“葵”这一古诗中的明星的 C 位逐渐被菘占据,“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古人味觉里,辣最后出现,因为辣椒直到明末 才传入中国。西人分餐,国人合食,尤其在当下疫情大流行时代,逾显出西人的“先进”,但 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最早就是分餐,等高桌大椅出现后,合食才出现,作者认为,是 食物的丰富导致了合食代替分餐,并通过《清明上河图》展示了正店(高级)用合食,食店 (低档)用分餐的情境。
汉代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说的:“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 ‘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保暖、防晒、遮羞、修饰身体,这是服饰最基本的功能。 服饰的延伸功能是其符号功能。这里面包括标志财富、地位,包括了身份及生活状态(如是 否单身),也包括了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和相对关系。尽管在中国正史中,自《后汉书》开始 多辟有专门的《舆服志》专篇,作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服饰作为礼仪的内容和表达符号, 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传统中国讨论服饰的工具却相对薄弱,主要靠文字,很少有图像,几
乎没实物。这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大缺憾。并高度赞扬了首倡“图谱之学”的郑樵,引用 梁启超的话说“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并慨叹,可惜的是,达·芬奇的精神 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郑樵的却像彗星划过天际,惊鸿一瞥,后继无人。
谈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提到的那个人来,他“触类旁通,以 诗文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有人说不写 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太可惜!”。这个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写 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在引言中谦虚地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 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 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 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沈从文老先生,不 写小说后,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充满智慧的研究,带给我辈的竟不止是人间烟火,而是璀 璨烟霞。
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人们所感的是诗人的超脱恬淡,但是身临其境时,却往往要 面临“医药弗便,饮膳难得。”的不便之境。古人所居,也无外乎是自建或租住,所耗也不菲, 所以当韩愈四十九岁在长安买房后,马上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 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所以,也有了宋“圣相”李沆的 “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及“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 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 等超脱至论。比较有趣的是,书中还揭示了古代城市的一些秘密,包括:传统时期的城市之 中,其实有很多“非都市化”的地块,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的“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城 未必需要城墙:在战时和边境地区,墙是必须的,但是在和平年代,城墙则是妨害公共管理 的障碍,因此需要拆除。古代城市里也是有消防设施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只是其水平相对 不高,或因城市的不同有所差别。
“从前慢”,是真的慢;“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真的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是真的远 隔。这是对没有高速公路、高铁以及飞机的古代交通状况的概括,有诗意,多艰辛,无效率。 道路之上,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交通制度——关与驿。关的目标是控制和管理,“所 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它代表着道路谨慎提防的一面,负责审查 那些试图进入中原、靠近首都和中央的人,以保护“内核”的安全。在道路上,除关之外还有 一种制度设施,那便是驿。驿为行路人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工具之便,为各级官府转运文 书信息,代表着道路沟通、交流、开放的一面。两者对立统一,两面一体,是物化的“路”, 也是逆旅之人的人生。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 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在作者,应当是倾注了更 大的心力。然而效果并不十分好,一则论述多于讲述,有些沉重,不够好玩;二来,这种抽 象的人生,古与今差别不大,让人提不起兴趣。
那个叫张行婆的女子的故事,确实十分精彩。因做了丫头,“张”这个姓是用不得了,所以就 只叫“菊花”。菊花是不幸的,自幼被卖身为奴;菊花是幸运的,在找到父亲的同时,他的主 人放她以自由。之后的人生,掌握在菊花自己的手里,她宽宥了曾主导卖掉她的继母,打赢
了占地的官司,在有选择时选择了嫁人生子,晚年时她发愿修庙并出家修行。张行婆因晚年 对旧主的探望,得识司马光,并成为他仅有四篇传记作品之一的传主。司马光立传歌颂了她 的忠、孝、廉、让。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佐证,这个精彩的女子到底是真有其人,还是司马光 为了树立女性或者儒家的典型而虚构或者拼合成的典型,则不得而知。
本书的开头说,作者说“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他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 异的传统相左。这点视乎有待商榷:求新、求异本是媒体的特色,历史何时成了媒体?历史 所秉持的不应当是“信”而后载春秋大义么,何时标新立异成了他的特色?
本书冠之以“历史之名”,其写作方法:索引正史、古诗文(包括墓志铭)、专著、古典小说(如 《聊斋志异》),不可谓不专业;辅以古人书画,并配美文,不可谓不形象。但因全书结构略 散漫,文章内容稍寡淡,史实分析偏主观,正文文字似苍白,给人的感觉总如荒村孤烟,不 是太容易身临其境。要想再现古人日常,重燃人间烟火,诚然不易,但是否真的没有更扎实 之方法,是否真的不能更丰满的呈现?
钱穆老先生在他的《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提到: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 与史德。讲到史识,他说要能见其全、其大、其远、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讲到史德,他 说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我也愿我们在窥探古时烟火时,能于烟 火起处,见文质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