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战争
然而，把这种恶视作一种个人行为，认为那些参与战争的人多少都有常人所没有的邪恶本性，对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更有帮助的是质问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催生了这样的暴力冲突。本书试图通过战争参与者的视角来观察这场冲突，理解为什么战争比和平更说得通，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们看起来如此热衷于投机取巧，如此缺乏德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埋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深处。但刚果的历史并非是一台残暴官僚机器的故事；事实恰恰相反它的政府在数百年间一直遭到削弱。一旦发生战争，每个族群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为发动残暴的起义和镇压起义而互相残杀。它更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三十年战争，而不是像纳粹德国。
《刚果战争》可以说是《与屠刀为邻》的拓展与延伸。我对这两场非洲大战并不熟悉，或者说很少在主流媒体看到这类宣传（也许主观上并不关心），“国际新闻以全世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报道关注反恐战争和相关的纷纷扰扰，却没有人有兴趣深入了解这场非洲冲突的根源，有兴趣关注五百万遇难者这样无法想象的庞大数字。能登上新闻头条的都是一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新闻图片”。这种感受正如作者贾森·斯特恩斯描述的本书副标题：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利维坦：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为什么说“失败”呢？因为阅读本书，自始至终脑海里就两个成语，“狼烟四起”、“内忧外患”。黑格尔曾说过: “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而是国家创造了民族”，但是无论是蒙博托还是卡比拉，都在族群问题与国家建构上本末倒置。刚果 ( 金) 令人满脑袋黑线的族群问题，固然有深远的历史因素，但更多的缘由还是政府治理缺失。
刚果（金）战争分为两场。第一次刚果（金）战争（1996 年 10 月-1997 年 5 月），是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出于利益驱使，推翻蒙博托独裁政权，扶持洛朗·卡比拉上台。第二次刚果（金）战争（1998 年至2003 年），彼时卢旺达与乌干达面临来自刚果（金）东部的反对派武装威胁，穆塞韦尼和卡加梅又决定推翻卡比拉政权，于是乌干达-卢旺达联盟再次入侵刚果（金），但这次侵略引起非洲大湖地区周边国家的强烈反抗，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九个国家相继卷入其中，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让后人称它为“非洲世界大战”。“非洲像只手枪，扳机就在扎伊尔。”当刚果（金）被扣下了扳机，致命的后果就发生了。
整件事情的主线大致是这样的：1965年蒙博托在美国、比利时、法国等支持下，成为刚果 (金)领导人。他掌握政权后，采用高压统治和区别对待的方式处理族群问题，尤其在剥夺图西族班亚穆伦盖人的公民权以及南基伍省地方政府逐步驱逐他们出境的这些做法上彻底激怒了班亚穆伦盖人，致使他们攻占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 ，而此时的乌干达和卢旺达以保护图西人为由入侵，给予班亚穆伦盖人军事支持。身为叛军的洛朗·卡比拉则借此机会上台，并与乌干达和卢旺达签订友好条约。然而，上台后的卡比拉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与刚果(金)东部的乌干达和卢旺达两国反政府武装暗中勾结，使得乌卢两国的边境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直接导致卢旺达选择再次派兵侵入刚果（金）。
本书开篇详尽叙述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后，200万联攻派民兵武装、前政府军人与胡图族难民逃到刚果境内（大部分聚集在南基伍省的戈马、布卡武和北基伍省的乌维拉附近的城镇），这种鱼龙混杂的状况致使难民受到极大迫害，难民营里死亡和疾病随处可见。这其中武装分子和当地的班亚穆伦盖族常发生冲突，而蒙博托政府不仅不阻止，反而暗地支持胡图族反政府武装，班族人与政府的积怨越来越深。这是导火索。
1996年《经济学人》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形容扎伊尔：“他们说它是个国家，但其实它只是非洲中央一个有着扎伊尔形状的黑洞罢了。”
刚果的一位朋友曾经将刚果政治的诅咒描述为“反米达斯效应”。“在刚果，只要是被政治碰过的东西，都会变成一坨屎，”他告诉我，“即使是上帝本人决定竞选总统也没用，他必然会变得腐败、恋权，以及犯下打破十诫的所有罪行。”在这里，一个人可能既是在战乱中四处逃命的难民，也是散播暴行的罪犯，可能一边心怀救国济民的诚挚理想，一边纵容军队烧杀抢掠。这里没有正与邪的清晰界限，只有复杂叵测、难以逆料的人性。
长期以来，蒙博托通过垄断资源、醉心于打垮国内政治对手以及贪污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卡比拉推翻蒙博托以后全盘接收了一个烂摊子：经济持续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基础设施陈旧破烂、国库空虚、外债巨大、粮食匮乏、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政治强人的目的是夺取和维持政权，而非为了建立一个强大、负责的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屠杀是政治斗争、地方主义、意识形态和贪婪人性结合产生的怪胎。最终，“战争以自己为食”。
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领袖集团是多么缺乏远见和公德心。刚果人和外国人总是会问：为什么大多数刚果的政治官员都如此道德败坏？如果改变局面只能靠刚果人自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改变吗？
刚果矿产资源也是卢旺达、乌干达和反政府武装的经济来源且为之大打出手。即便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反对冲突各方掠夺刚果的矿产资源，但由于英美等国的纵容和默许，此举屡禁不止。有观察家说过:“他们剥夺这些资源的坚定决心，可与殖民时代的欧洲列强相媲美。”1999年和2000年，两国在基桑加尼的街头打了三场巷战，作者质问“为什么他们要将军队驻扎在离本国边境三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金沙萨当局就是他们扶植的，现在为什么又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由去推翻这届政府？他们开战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们在该地区的钻石交易中心开战，充分证明了真正的动机就是为了自身利益。冲突的动机渐渐不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资源。
实际上刚果战争很少被看作复杂人性的产物。在西方媒体中，它要么被描述成悲惨的乱世一一一团乱麻般的叛军集团在一个失败国家的废墟上为了矿产资源互相厮杀一一要么被描述成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反面角色由卢旺达政府、国际矿业公司、美国政府或者刚果军阀中的一方或数方扮演。
三个孩子都死于战争的菲利普牧师说，“太多的人需要负责了。毁了我们国家的是蒙博托。入侵我们国家的是卢旺达和乌干达。任他们这么做的是我们自己。但无论该谁负责，我的孩子也回不来了”；采访的另一位受害者帕特里斯说：“我恨图西人，如果我看到一个图西人，我会感到恐惧。”作者问道，将来是否有可能原谅那些士兵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原谅谁？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除掉上面所说的“内忧外患”，正义的缺席也让众多受害者感到无比愤怒从而产生更大的仇恨，屠杀之后国内精英集团和国际社会完全没人去倾听疾苦，周而复始，一个人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在这种混乱无序的政体下变得极其容易。“你很难形容，一个无法正常运转的暴虐政府会对战争肆虐之下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作者说：“我写这本书正是想要去理解去解释让一个顾家的男人变成杀人狂的社会、政治和体制力量。他们并非骨子里就喜欢作恶。我们需要找到其他的合理解释“。我们如何去理解暴行？是谁在利用种族身份？
如果说这个国家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是种族的话，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足够强大的机构可以把人们召集起来。不幸的是种族动员通常是排他性的，无法形成公平或真正的民主基础来分配国家资源；此外，由于传统酋长易受操纵，连这一体制也已经腐败不堪。要重建完善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不靠煽动种族情绪就能挑战当下的霸权政府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我在新闻里看到：“2022年5月31日，根据联合国联合人权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联盟部队(ADF)叛军共杀害1311人，其中包括1001名男子、270名妇女和40名儿童。”
小卡比拉接任被刺杀的父亲总统职位后，虽然也积极谋求与国内各政治派别、反政府武装势力实现民族和解并努力改善与乌干达、卢旺达两国的敌对关系，但是单靠他一己之力社会改观成效微乎其微。只要国内政治精英可以从当下的政治体制中获利，而这一政治体制又反对建立强大有效的社会机构，那么这个体制就不会发生什么有意义的变革，叛军也随时有重新拿起屠刀的可能。
2010年10月，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联合国发布了一项报告，记录了1993年到2003年间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并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处理这些问题。国际捐助者和刚果政府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针对刚果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这或许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刚果人民应该有权利了解过去战争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并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二百二十个刚果的民间社会组织发文支持联合国的报告，呼吁召开会议讨论一套最住的可行方案这样的行动对精英阶层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证明在这套政治体制中，逍遥法外并非永恒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