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的栖居者与形而上的距离

以齐美尔“学术小品文”式写作风格延续的《货币哲学》似乎难以被定义为任何专属领域的作品：“含糊其辞的说法是《货币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论述人与人的关系的大框架是社会学的”。令笔者有趣的还有一点，在刚拿到此书时出版物的封闭赫然写着“上架建议：哲学/经济学”的醒目大字，和韦伯、涂尔干等一众人的书相比，仿佛将这本书划归到社会学的领域倒反而显得不伦不类起来。这也符合对于哲学（Philosophie）和货币（Geld）二词的认识：前者自然说明了本书的性质，而后者更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被不断地使用。吊诡地是，这本书却和齐美尔本人一样更多地在社会学领域大放异彩。

鉴于齐美尔碎片式景观主义（Perspektivismus）的写作方式，要按照齐美尔的行文路径从“分析卷-综合卷”的整体勾勒出一条路径超出了作者的笔力范围：齐美尔在本书插入了众多社会层面的现象分析，从综合卷的贪财、禁欲贫困和玩世不恭（Zynismus）、乐极生厌（Blasiertheit）到分析卷的偿命金、嫁妆和卖淫等，如此现代性视域下的瞬间图景被包括在一部著作中，对于它们的梳理和归类便格外艰难，更不遑论及对于货币、价值、劳动和个体自由等概念的逻辑串联了。因此，笔者选择从核心对象“货币”出发，分别延展到齐美尔关注的两个方向：内在的个体命运——即游荡于现代大都市中、混淆了“手段”与“目的”并失落了最高价值的“桥梁栖居者”；外在的表现方式——即货币经济是如何通过“距离”来建构看似矛盾的现代性体验：“现代文化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为达到最佳的呈现效果，笔者会剖去齐美尔细枝末节、与主题不甚相关的部分，更重点对体现其货币文化思想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游荡的栖居者：都市生活的图景

（一）量与质性的个体价值

要了解齐美尔关于货币的深刻思考，不如从大众更为熟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大体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适应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但纯粹的货币执行的功能只能带来等价的商品交换，而财富的增值却要依靠劳动力来实现从货币到资本的演变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通过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才能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而对于资本家而言，通过获得劳动力的相对与绝对剩余价值能够实现资本的增殖。而货币的本质正是表现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经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在于货币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其他要素“共谋”从而导致人之异化的结果的。如何克服货币本身在流通领域（即便利交易、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生产领域（即为人的异化推波助澜的消极性）的悖逆，便和其他批判性分析殊途同归地导向了革命和建立“真正共同体”的道路。

而齐美尔的写作目的也可从其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持有的隐约批判态度初见端倪。齐美尔肯定了劳动货币理论之结论阐明了货币本质这一格外重要的洞见，但在第五章“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中，他又用整整一节来构造了其对劳动货币原理，即“劳动本身确实具有价值，既具体地地构成所有个别经济部分的诸价值要素，同样也是通过货币抽象表现新的价值”的反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观点会碰到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性、毫无价值的多余劳动的存在等。齐美尔之批判目的在结尾处被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由于劳动货币仍旧应该具备一切货币的属性——统一性、可互换性、普遍有效性——它就比已然存在的货币本身更加威胁到生活内容的分化和个人创造！”

由此可见，齐美尔在反对劳动货币理论时，《货币哲学》的成书目的到底是什么便更加清晰。齐美尔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命感觉，无论是劳动货币还是纯粹的货币作为相同的关注点，他自始至终都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底产生巨大分野。与其说齐美尔在研究的是“货币哲学”，倒不如将这一问题细化为“货币的现代性体验哲学”：《货币哲学》的核心始终没有像政治经济批判理论一样聚焦于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而是从文化体验上探究货币对个体心理气质而产生的巨变，“货币制度是树根，而文化就是在树枝上开放的花朵”。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反对将劳动简单地划归为货币的立场：对于货币而言，它仅仅是一个价值单位，货币的量即体现为货币的质性。但从劳动视域来看，每个个体在其中所体验与感受存在着量与质性的分离。如果将劳动简单理解为货币，实质是在用劳动量去抹杀劳动之质性——即抹杀了现代社会中五光十色的生活碎片。

（二）货币经济中的个体自由

以个体的现代性体验作为核心，“自由”之要义被格外凸显出来。在考察货币经济为栖居者带来的独特心理体验时，个体自由在“货币-自由-心理体验”的传导结构中居于中介的位置：货币经济正是以人身关系的解放为前提来影响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感受的。

在不同学者的理解处，“自由”这一概念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齐美尔则将自由定义为“在对事物的占有中清楚地形成自我”。他秉持黑格尔“绝对精神之自我复归”式的理解，人的存在（Sein）和财产的拥有状态（Haben）两个要素构成了相互确证的整体，而自由便在二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财产的拥有状态越是确定无疑，其对于存在的控制力就越发强大，人难免从中体味到“不自由”的窒息感。但是夷平一切的货币本身作为纯粹的“工具”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内在本质，占有金钱实际上并不占有任何具体财产，而仅仅是占有具体财产的可能性。因此，适应货币经济的转变，具体的经济领域也呈现出具体（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和抽象关系加强的趋势，即“文化发展增加了人们可以依赖的人的数量，同时降低了对特定个人的人身依附”。因此，财产的拥有状态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中被抽离出来，个体存在的确证——即“自我”这一概念变得独立且明晰。

但是当个体破除了一切枷锁并从窒息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之后，面对的却是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体验：彷徨而不知往何处去。齐美尔虽然肯定客观化与个体自由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货币能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消极自由：自由本身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如果不往里面填充内容，那么这种自由只会导向一种空虚而无聊的生命体验。齐美尔对于自由的论述实际上复现的是几千年哲学史走过的路程。相比于新柏拉图派将自由定义为对于“太一”和“理智”的回望这一积极主动的行为，奥古斯丁作为“个体自我的发现者”，第一次将个体自由上升到“意愿拥有自我决断的权力”这一现代自由观念。这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也埋下了另一重隐患：个体自我抉择的权力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摆脱“不自由”的形式，但是“选择”这一权力作为容器，倘若不装入实质性内容便无法提供任何价值。

因此，通过货币通达的自由正如齐美尔本人“桥与门”的隐喻，或许扉页的名句也有另一种改写方式：“（消极）自由只是通往最高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便只能是形式，个体越是拥有自由的形式，便越是意欲冲破这一形式的束缚，“生命与形式悖逆”的形而上悲剧便淋漓尽致地被展现出来：个体越是自由，就越是感到空虚、迷茫和不知所措；越是想逃离这一体验，就越是在短暂的迷失后再度体验到生命价值的消逝。所以在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中，个体表现出了迥异的生活风格来追求刺激的心理体验，以徒劳地逃离被各种形式包裹住的世界。

二、形而上的距离：永不落幕的悲剧

（一）双向度的拉锯战：普遍化与个体化的并行

从货币之表现形式的视阈出发，货币经济正是以其特性将现代社会向两个方向撕扯着。货币经济一方面夷平了一系列独特价值，带来了社会的平均化与客观化倾向，社会各具特色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并“通过货币促成了（服务于长目的序列的）理智功能对（服务于短目的序列的）情感功能的优势”。顺延客观化的向度发展，带来的就是日常生活风格的无特性：“现代情感生活的特征显得平淡无奇（Abflachung），这和以前时代的人所表现的强烈粗犷截然不同”，“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齐美尔认为文化之去个人化和客观化带来了减少竞争中人类悲剧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客观文化的极度发展带来的也是主观文化的极度萎缩。

恰如重症患者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个体生命以极端的个人性和行为来抗争货币形式对于心理体验的束缚，不断发展出令人目光缭乱的兴趣与生活方式来抵制客观文化的无形倾轧。同时，各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从另一侧面得到了来自货币的支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没有其特殊的内在本质，因此对于各种潮流货币都能够作为中性的“工具”被予以利用：在现代社会中，商品和服务流通并不会因其好或恶的本质而在货币中介上得到助力或阻拦。因此，货币又称为了极端个体化的“催化剂”。

而货币之所以能够为这一现代社会激化的拉锯战推波助澜，笔者将其核心返归于齐美尔作品中的重要概念，即“距离”。一方面，货币经济取代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正是通过货币便利交易的方式缩短了人与物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另一方面，“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易方式又通过拉长目的序列的方式加剧了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距离，而这一不断加长的目的序列又导致最终价值的失落和货币从“工具”上升为“目的”的“遗忘”——物理与心理距离的悖逆便表现为个体在悲剧性的命运中撕扯：“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二）手段与目的之错位

货币从纯粹的手段上升目的是齐美尔对于货币本身分析的结论，并以这一结论转向了现代个体的心理气质的探讨。笔者并未将对于这一结论的探讨置于开头，而是置于第二、三部分的结尾处，正是因为对于货币特性的探讨实际并不只有齐美尔一条进路——无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韦伯的“理性化”进程都对于货币之特性问题有所涉猎。但基于齐美尔文化视域之立场，对于货币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必然是以生命体验为导向的；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齐美尔对于货币本身的分析路径也会变得更为清晰。

《货币哲学》对于货币的考察可谓是鞭辟入里。货币的本质即价值，或可称作价值的现金化（Mobilisierung）。在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货币其他的质料功能（即非“货币性”功能）逐渐被忽视、脱离，货币不再是拥有功能，而是货币本身就是功能：“货币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就其内在价值而言变得越来越中性。”通过货币介质的广泛使用，“货币性”从经济领域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以量化代替质性、以客观文化代替主观文化……货币通过千奇百怪事物之间发生的交换，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结合起来。

齐美尔同样论述了劳动分工和货币的同质性：在货币不断将目的序列拉长以至于个体将货币本身臆想为终点时，劳动分工将完整地、确证人之本性的劳动割裂成细微的碎片，个体要么接受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抱残守缺”、要么从现代社会的舞台中离席——在这样的图景，个体越来越专注于工作的手段，而一项由多人完成的劳动之目的只能如雾里看花般被瞥见模糊的影子。最终，目的作为渐弱音渐渐消失，手段反而上升为目的：货币代替了宗教为现代社会的个体提供了终极价值，个体在货币的拥簇中寻找原初“彼世”中的慰藉。同时，货币以其普泛性不断侵吞生命体验的所有领域，加速了其他价值的降级：今日之珍宝便是明日之蔽屐，如此现象在现代社会并不罕见。

但是，货币本身和文化的理智（Intellekt）一般：个体如果在韦伯式“祛魅”的心态下将命运委身于货币，必然要承受生命体验的萎缩。不同于传统宗教对于超越价值的提供，货币能够提供的仅是赤裸而纯粹中性的、空洞冰冷的价值形式；如果不找到填充物，这一形式永远无法为个体提供长久的幸福感觉。由于在货币处量与质性的统一，这一空虚反而会给予个体“无法获得幸福是因为占有货币的质（量）不够”的错觉，结果便是个体疯狂追寻货币的恶性循环。正是这一重重无法解开的圈套形式带来现代社会各式各色的心态，重复上演一幕幕的生命悲剧。

三、个体与货币的联结：现代性的独特心理体验

个体在货币经济时代作为盲目拥趸的命运，使“忧郁的栖居者”迸发出了独特的心理气质，而齐美尔最为伟大而隐秘的洞见都灌注于对此的描摹。相比于另一部著作《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本书对于个体生命感觉的速写大都整合进货币经济的框架中，集中表现为三种主要形态：手段与目的之错位（贪财、奢侈和禁欲式贫困等）、心理质素的倒转（玩世不恭与乐极生厌）与个体价值的货币化（买卖婚姻、嫁妆和卖淫等）。

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首先便是对于货币从“工具”上升为“目的”的直接回应。贪财、吝啬、奢侈和禁欲式的贫困便是个体各具独特质性的回应方式：“如果作为终极手段的货币的特性超过了一个个体承受的强度——在这个强度之内，货币是他的社会圈子的经济文化适当的表现形式”。贪财和吝啬是两种对于货币的病态、畸形的兴趣，即“已经成为终极目的的货币不能容忍与其他限定性价值的共存”。货币作为终极目的必然是不与其他终极目的共存，于是爱、美、艺术和人性本身的意义从个体价值序列的终点被抛去，“无数不为人知的事物现在都服从于货币的摆布，而过去这些事物对此却难以从命”。作为贪婪的表现，贪财和吝啬都表现为强力意志的形式（Willenszur Marcht），它不能转换为存在或快乐被排解到，而是在“手段”上升为“目的”的过程中保留了“绝对”的特性。在这种心理状态中，货币作为中介压倒真正意义上的终极目的被极端地表现出来——甚至货币本身的潜在可能性也被排除在外。而奢侈和禁欲式的贫困虽然表面是对于贪财和吝啬的纯粹反对，但泰纳的评论“一个人越是不在乎钱，他就越是这个世界的男人”和禁欲式贫困在宗教场合的发展都隐现出了一种本质思考：奢侈和（这种）贫困尽管是对于货币的摒弃，但它们都是视货币为终极价值之地位而进行的摒弃。奢靡者不顾一切的消费并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单纯追求“花掉货币”的结果；禁欲者将视线从灵魂处挪移，“贫困”失去了禁欲本质而作为货币的否定拥有了独立的价值。正如齐美尔结尾所言：“对这一过程的意义的否定被提升为了与此意义本身相同的形式。”

在个体以激烈的态度直接回应货币经济的同时，更深层次的心理质素也发生了形而上的倒转：玩世不恭和乐极生厌的态度作为心理性基底影响了个体的种种外在行为。货币经济促进了现代生活的客观化，“情感沦为理智的对象，只出现在目的论的终点站”，由货币的量化特征衍生出了个体市侩与理智的算计特征。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体要么患上一触即痛的“畏触病”，在接受外界讯息的同时不断刺激自身的感官神经；要么钝化自身的感知能力，与外界事物保持巨大的心理距离来维护正常的精神状况。通过理智的保护层，个体的心理状态渐渐由前者转向后者，对于强烈刺激产生应激的“耐受性”，心理体验由强烈渐渐发展为麻木和空虚。现代性的心理质素便由正常的“刺激-反射”类型倒转为玩世不恭和乐极生厌。玩世不恭和乐极生厌二者存在细微的差异：前者流连于货币文化的炫目中而无意于改变；后者虽然拒绝货币价值和客观文化，却同样找不到新的出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似性，“都是由于把生活中的具体价值约简为货币的中介性价值而产生的结果”。齐美尔认为，对于货币的简单反应带来的是货币作为“终极价值”之错觉的日益滋长，但玩世不恭和乐极生厌干脆否定了任何旧有价值，用短暂的快乐来片刻般充入失落真实价值后空虚的生命感觉：对于这类“栖居者”而言，价值是什么被抛诸脑后，问题进一步变成了对于价值本身的关心是否是必要的——显然，答案在他们眼中是否定性的。个体对于万事万物都采纳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即便确实“事已关己”），并成为都市社会的主流心态，“但实质上，它是缺乏性格具体内容的现代都市人典型的性格符号”，个体在如此态度的浸润下最终也成为了货币的实体化，成为了缺乏内容的形式。

在直接回应和心理质素的缓慢影响下，心理体验的转换不再是刹那、片刻的碎片，而是直接融入了主体人格之中，其突出表现就是个人价值被“货币地”加以衡量。齐美尔以一种历史性的视域讨论了偿命金、买卖婚姻、为钱结婚、贿赂等现象，但货币与卖淫之间的关联最为显著、也最为有力地说明了卖淫过程中个体遭遇了何种心理体验：“所有这一切都在货币与卖淫现象之间产生了不详的相似性……卖淫也许是双方互相贬低为手段的最突出的例子，这或许就是把卖淫活动与货币经济，即严格意义上的‘手段’经济放在如此紧密的历史关联中的最强烈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在卖淫过程中，两性关系被锁定在性行为上，个体就被简化为纯生理属性的“工具”，个体的差异消逝的无影无踪。齐美尔考察发现，在原始文化中卖淫本身和个体人格和社会地位并无直接关系，而在文化的分化进程中单个个体质性的差异作为突出意义得到了突出。作为“出售商品者”的女性和“付出货币者”的男性，“付钱买商品的人凌驾于供给商品的人之上”，前者的个人价值受到的损失更大。因此齐美尔断定卖淫本质上意味的是一夫多妻（Polygynie），它贬低了妇女的个人价值，使其失却了自身的稀有价值。就卖淫一例，便可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货币化特征在人格特质上对个体造成的巨大影响。

从各色各样的现代个体的生命感觉的描述中，齐美尔才找到了货币经济的最终锚点：“货币为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然而，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个体的命运便也如无法停转的轮子在齐美尔“形而上悲剧”的剧场中往复运动，在极度的张力中徒劳地等待生命价值看似失而复得却又不断滑落的循环。

四、结语：碎片化的世界与兀自的“陌生人”

1908年，齐美尔撰写了《陌生人》一文来塑造社会中的一类特殊人群。齐美尔认为，“陌生人”包含了双重意义上的统一：他们内部蕴含着一种矛盾的辩证法：“人与人之间任何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在“陌生人”身上，“脱离任何既定空间而漫游”的设想与“确实在既定空间出现”的现实中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和撕裂。

而鲍曼却将他所理解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永远的流浪者、普存的异乡人”，或许这一说法亦可应用于写作《货币哲学》的齐美尔自身。齐美尔思想肖像始终在不同学者的眼中如同他所拾起的现代碎片一般展现出无数的多面性，而这大多都体现在其与其书之间的淡淡疏离感：在齐美尔的作品中，他本人似乎也力图作为“描述者”而非“断定者”而将其著作加以客观化。在货币经济塑造的现代性世界中，哲人与悲观-寂静主义者的疏离和孤独几乎一览无余。作为“是且不是”的现代性体验者，齐美尔也作为都市外“游荡的栖居者”，与现代社会始终葆有永恒的、形而上的距离——也是他在思想中最为珍视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