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如此好笑，它引人发笑

《幽默》，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的书绝不会让人失望。在这本书里，伊格尔顿的风采依旧，文笔流畅，旁征博引，各种理论、典故、段子信手拈来，英式幽默感扑面而来。

本书中，伊格尔顿将幽默分为以下几类，笑话、嘲弄、滑稽、风趣、狂欢，他不仅分析了幽默的发生机制，而且从符号学层面对幽默做了分析，并上升到社会文化层面，追溯幽默的历史，深入分析了幽默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本书分成如下几部分，幽默的概述，几种解释幽默的理论（宣泄论、优越论、失谐论），幽默的历史，幽默和政治。

幽默的符号学——身体与意义的失谐

伊格尔顿说，笑兼具动物性与人性，模仿兽类的叫声，而自身又不具有兽性。他指出笑的悖论：笑本身是纯粹的能指，是有声音而无意义的身体行为，社会生活却给笑做了编码，让身体身陷于概念化的意义之中。

然而，笑又不会安生地留在那里，总有一部分旁逸斜出于意义之上，造成身体与意义之间的失谐。因此，伊格尔顿认为，笑是有所指的，但同时，它将指意分解成纯粹的声音、痉挛、节奏、呼吸。人笑到不能自已时，很难说出完整的句子。很多笑话中，连贯的意义都断裂了，这种暂时的意义混乱，也体现了笑的解构性。

由此，伊格尔顿认为创立一种笑的符号学不无可能，即，在复杂的指意系统中，标示出笑的类型，如银行家的笑和圣诞老人的笑不同，窃笑和奸笑不同。这里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智慧”，即我们明白幽默合适恰当、何时不当。吊诡的是，很多笑话恰恰是在不当之处讲的，有些恶趣味、甚至残酷。这时候，我们觉得好笑，却未必会笑出来，于是便体验到黑色幽默。

由此，伊格尔顿阐述了幽默的“宣泄论”。

幽默的理论——宣泄论、优越论、失谐论

宣泄论认为，幽默是一种排解，释放社会生活中压抑的同时，也能将权威拉下宝座。伊格尔顿说：

社会现实的构建大费周章，需要不懈努力，而幽默让人们头脑得以放松。似乎在人的理性官能之下，暗伏着一个黑暗、凌乱、玩世不恭的潜文本，与惯常的社会行为如影随形，间或以疯癫、违法、色情幻想或机智调侃的形式爆发出来。

作为暂时的意义脱轨，幽默或是正常思维的断裂，或是规律常规的破坏，在这过程中，人们的脑得以放松。同时，伊格尔顿也指出，宣泄论语境下的笑话是妥协的产物。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术解释，笑话融合了人类压抑行为与受阻的本能。我们通过笑话获得造反的快感，但同时又心知肚明，那终究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优越论认为，看到同类的懦弱、愚钝、荒唐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有某些过人之处，便会忍俊不禁，幽默感油然而生。

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对刻板的现实能做出反应，在面对宇宙并发现一切皆无意义时，也会意识到，信什么都不如信自己。因为无意义是循环不灭的，一切终将恢复，这意味着每个现象都是多个永恒稳定元素瞬间的组合。所以，我们会明白，宇宙对我们毫不在意，我们却与永恒不灭的物质紧密相连。然而，伊格尔顿也指出，优越论无法解释，在某些部落社会的各类玩笑关系中，辱骂是一种表达友谊的方式。可见，优越论忽略了一个区别，即笑话别人，还是因别人的笑话而笑。

目前，对“人何以发笑”的解释，失谐论最具说服力。这一理论认为，幽默源于事物各侧面因失谐产生的冲突。

我们笑，是因为看到了僵化、卡顿、不协调。身体与精神的失谐，说明我们既不完全拥有躯体，又不完全是具躯体。这个天生的裂隙导致了幽默。可见，我们本身就是滑稽的生物。然而，失谐论仍无法令伊格尔顿满意。一方面，笑话是失谐的，而失谐的却未必是笑话；另一方面，失谐论只解释了我们笑的对象，对为何笑却绝口不提。

幽默，在于事物失去在整体格局中固有角色，导致了失序、疏离、陌生化。所以，幽默是魔鬼的专属，它搅扰了宇宙的平衡，将宇宙连贯的意义涤荡干净。高贵事物瞬间跌落尘埃，称为“顿降”，这里面涵括了宣泄与失谐。

伊格尔顿认为，将宣泄和失谐嫁接来解释幽默最有成效。他说：

在多数情况下，当秩序井然的意义世界瞬间崩溃时，现实原则的钳制得以放松，幽默应运而生。似乎在电光火石间，自我得以放弃严肃与固执，不再强调和谐、连贯、一致、逻辑、线性、单义的能指，也不再逐开翻唱的意义或无意识的联想，从而使我们在意义多元化的游戏中尽情狂欢，用微笑或扑哧一笑将反抗现实原则而节省的心理能量宣泄出来。

幽默的历史——从粗俗到风趣

伊格尔顿追溯了幽默的历史，阐述了幽默由精英眼中的粗俗到中产阶层的风趣之间的演变过程。

笑会割裂社会生活、颠覆权威，所以，古代和中世纪欧洲的精英们对幽默不大友好。古希腊神祗不能以笑的面目出现，柏拉图的“理想国”反对公民寻开心，并将喜剧扔给努力与外国人。虽然中世纪的阿奎那较为宽容，将幽默看作具有治疗效果的文字或行为游戏，但幽默因其无政府主义倾向，被统治阶级摒弃。甚至到了十八世纪，仍有哲学家认为过多的风趣和欢乐，会妨碍头脑感受事物的实质，干扰对真理的探究。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贡献突出，他将幽默分为高雅的笑和粗鄙的喜剧。幽默的高雅程度可用“笑声的性质”衡量，如，渔妇咯咯大笑，政治家低声轻笑。重要的是，他是为数不多敢于进入性别领域的幽默理论家。他断言，很多喜剧都以两性战争为主题，认为没有两性平等就没有真正的文明，文明的禁地绝不会有喜剧。

据伊格尔顿讲，早期对喜剧的抗拒，大多出现在清教主义的历史中。十八世纪之后，与人为恶的讥讽逐渐转向真诚热情的世界观，人们决意放下前个世纪的政治纷争与意识形态怨毒，因此，俱乐部和咖啡馆里的总体氛围平和而友好。这种轻快的情绪，后来成为英国绅士的典型气质。绅士阶层对自我具有无穷善念的信心，他们认为，若想让人一心向善，应该因势利导，而非呵斥责难。由此，幽默逐渐朝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心靠拢。从前嘲讽、粗鲁好逗的讽刺作品，也逐渐被善意的幽默与和平的精神磨平棱角。

如今，商业关系成了社会主流，同理心成为社交法则，人们更讲究礼仪，更温顺亲和，也更愿意与人协作。可以说，社会运转依靠出自本能的令人愉快的合作关系，这个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分享笑话。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整体的文化政治设计中，幽默、同情、高昂的情绪开始起到中心作用。换言之，幽默源于上升阶层对未来的热烈憧憬。这个阶层由我们非常熟悉的新教徒组成，银行家、律师、神职人员、地主、商人、股票经纪人、掮客、企业家。他们相信，历史站在自己这边。

此时，最终要的幽默形式就是风趣诙谐。“它既可以精致，也可以粗俗，融合了绅士的风度与专横。”如果说笑话是孤立事件，那么风趣则指向人的总体性情。笑话从日常存在中瞬间爆发出来，而风趣则不着痕迹地融于日常生活中。某种意义上讲，风趣是一种幽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伊格尔顿也指出，这是一种软暴力，因为对他人的憎恶，升华为文字游戏与心机智巧。

幽默与政治——狂欢式的笑

风趣是中产阶层的生活，狂欢是平民大众的盛典。

巴赫金认为，笑不只是对滑稽事件的反应，也是独特的认知形式；世界的某些基本面，只有笑才能触及。他最看重的喜剧题材，是狂欢式的幽默。狂欢不仅是大众的欢庆形式，也是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其表达语言就是狂欢式的笑。伊格尔顿写道，在启蒙后的欧洲，这种语言从正式仪式与意识形态中清除，只能在非正式的亚文化中落脚。

作为具有特权的认知形式，狂欢式的笑掌握了世界真相，即无休无止的生成、腐烂、繁育、变异、再生、重生，它颠覆了官方意识形态永恒不变的纲要。因而，巴赫金认为，狂欢是政治性的。他将狂欢看作现实性的终极形式，是为我们展现现实真实感的盛大演出，

伊格尔顿指出，狂欢节的话语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追求自由、友好、平等的美好世界，但为达到这个目的，它极尽嘲弄、讥讽、诋毁之能事。所以，

狂欢是属于平民大众的，具有恣肆的破坏力，摧毁了等级制度，歪曲了神圣真理，戳穿了崇高心跳，恶作剧般倒置了高尚与卑贱，但这些破坏行为，无一不是为了快活与友谊之大业。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的喜剧是庸俗唯物主义的形式，它揭露了“现实是易变的、暂时的、未完的、不稳的、开放的”。狂欢摒弃了坚实的基础、形而上的保证与超验的能指，它对抽象唯心主义的抨击，颇具死亡冲动的色彩。同时，死欲与生欲纠缠一处，土地意味着埋葬也意味着孕育。因而狂欢节对死亡的接受，只是通向新生的跳板。

狂欢式的幽默仍无法让伊格尔顿满意。伊格尔顿认为，狂欢精神与其他几种理论一样，都会否决死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终极关怀”恰恰是人在寻找超越死亡的终极意义时形成的，而人在现代社会中真实性瓦解，也正是由于“终极关怀”的消隐。由此，他又指出，当今时代，我们已没有从前那么多理由相信人类这个物种会永存不朽了，因此，狂欢节只是一场虚构的叛乱，更多时候，狂欢也成为了疏导颠覆性能量的安全阀。

最后，伊格尔顿指出，巴赫金忽视了基督教义中狂欢的特点。他说，“狂欢式顿降居于基督教的核心，宏大的救赎问题降格为照顾病人，接济饥者的日常俗世行为”。福音书承诺，受苦的人终将展开笑颜，而面带笑容、囊中鼓鼓的满足者会有哭泣的一天。这种属于平民的从容愉悦被称作神的恩典，体现在人的慈悲、友善、宽容之中。但同时，手握宝剑的救世主形象仍挥之不去。可见，福音书与狂欢节及所有幽默一样，将自由的喜悦与精神的暴力结合起来。

想到这，连空气都凝滞下来了，人们免不了胆战心寒，嘴巴张开，呼吸，痉挛，发出的却不是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