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旧忆
一
课上讲杨绛先生的文章，晚间恰好就在网上旧书店买到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的初版，六十来页的小册子。品相如新。封面设计记得是丁聪设计的，仿佛雪地夜景。近处是挺拔树木的剪影。远处是平庐灯火。可以想像雪夜冬寒。屋子里围炉闲话正娓娓道来，倒很切合杨先生这本名作里以平静雍容对抗野蛮的文字风貌。
以前写过一则笔记细说读她老人家文章的感想，翻出来看看如今也还是这样的意思，干脆抄出来：“那天读止庵的书，看到他竟然说当代作家中杨绛先生的文笔可称第一，且无可替代，有些吃惊，却并不意外。
杨绛先生的书差不多买齐了，包括最近的那本薄薄的《走到人生边上》，里面满是勘破红尘后天心月圆的皎洁与圆融，较之《我们仨》里的哀恸如缕，终于澄澈无边了。也许生之烛火悄然殆尽，但那炉余温却如余香袅袅，暖玉生烟，惹人怀想。
钱、杨二位的文字恰如南北两极，钱先生俏皮戏谑的功夫大概是先天带来再加上往西洋文海里拣尽沙砾练就的宝贝，虽然有时不免失之油滑，略伤厚道，不过总的来说也真像大热天里咬一口脆鸭梨的滋味，这份才子气文章无人能学，学也不像。
再看杨先生，文字毫无波澜，平静平淡而绝不平凡平常，不管是早年间的喜剧，还是译的各家说部，就是最得大名的《干校六记》一类总是有悲天悯人般带笑的泪。都说杜诗人是宽厚仁爱，可他总有些野酸气息，杨绛的文字里绝没有，或者她的境界就像那位“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晏元献公，《珠玉词》的雍容大度气象闲雅是旷古绝今。杨先生的境界就近于此，从不叫嚣，唐突，缓缓舟行，一路明山秀水，卧在船头自然送进眼里，毋须费半分力气。这样的文字，于今怕是绝了。
二
叶灵凤先生的文字偏浅偏淡。却自有他的味道。这是很可怪的事。三联书店九〇年代印过三册《读书随笔》，封面用他和鲁迅都喜欢的比亚兹莱的插图，在那几年的封面设计里颇显洋气。这一套书是罗孚先生编选的，从三十年代的短小文章到七十年代香港岛居后写的系列风物志，总是不长的篇幅，写出淡漠而不枯涩的境界。
后来上海文汇亦出过三卷本，编选范围便不再囿于谈书的文字了，早年一束略带洋派，浸染感伤情绪的札记也在里面。记得某一本的扉页上还影印了他著名的藏书票，凤凰展翅而飞，花纹细密而妥帖。近代学人文士的书票，我以为要属此款与施蛰存的无相庵书票最为好看，可惜不大可能买到原拓的了。
再后来三联书店又把《读书随笔》缩编成一册，收录著译文字七十六篇。某日赴书肆一游，恍惚间瞥见书架上两列“中国文库”精装本，印数都只五百册，甚少见。于是择喜好者捧回七八种一有废名、刘西渭、叶灵凤、谢刚主等，翩然可爱，其封面土黄鄙陋无足观，而布面精装制作尚称精良。挺拔一册令人喜。
庚子年五月间，港地三联书店出版《叶灵凤日记》一函三册，裸脊锁线平装本，捧读起来相当惬意。这书的制作，笺注都很好，因为有小思先生的心血在其中，其实和这日记差不多同时还出版了三册《读书随笔》。书林俊物同时面世似乎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就我的阅读体验来看，叶氏的书趣文字还是以早年间的那一束好看些，也更有个人风格。赴港后揾食不易，写文章颇多急就章，在《日记》里时时可见他又从国外什么报刊上译出一点东西，拼凑改写一下便交付发表的记录。是以少作颇不用悔之。
三
西南联大出身的赵瑞蕻先生是诗人，所以他的随笔也时有诗境。早些年他有一本回忆文集《离乱弦歌忆旧游》我很喜欢读。某段时间旧书网上出现比较多的特价书，我买过好几本作为奖品送给学生。这是二千年文汇出版社印行的本子，还有副题叫做《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标明这书重点为何。
凡是和西南联大相关连的书和文章我总愿意找来读一读，那么多有学问有个性的聪明人因为国难而聚首滇中，尚未立定脚跟就去教育另一群更年轻的聪明人，这样的经历想想便已动人。
二十一年之后，三联书店重新编辑出版赵瑞蕻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此书和文汇版书名相同，所选篇目却多有不同，尤其是收入不少师友信札，颇具价值。此外赵先生的女儿赵蘅绘制多帧彩图插入书中，文图对照，又有格外引人入胜之处。
此回翻读此书，对赵先生的一篇长文《梦回柏溪－－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尤其喜爱。写他当年在柏溪中大分校度过的四年神仙日子，念旧怀人，情景依依，文笔也好，抗战期间知识人的苦中作乐向死而生都在其中：
“于是，一九四二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一只长长带篷的木船，每天来往校本部和分校一次）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二十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一百五十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一千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
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难得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
四
范用先生当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亲笔钞录他的友朋信札。二〇一五年九月三联书店先编出一本《存牍辑览》，版式和设计都可称漂亮雅致。翻读这厚厚书信集。觉得实在可称八十年代人文出版的绝佳史料。读其书念其人，不禁想起在范公辞世之后写的一篇小文章：
二十来年前，有缘和嘉兴秀州书局的范笑我兄书信往来，所谈无非是胡乱翻书后的见闻感受，有时也被我兄摘录到每月一期的油印“书局简讯”上去，与我正是一种难得的际遇。
某次在书店买回了三联新印的《西谛书话》和《晦庵书话》。很不喜欢新版的封面和版式。于是顺便在给我兄的信里提了几句。旋即被手快的他记了下来：“近日出版书籍，似乎封面不够重视。纸张、印刷效果上去了，但意境却不够了，甚至连三联老店也如此，新版《西谛书话》（郑振铎）《晦庵书话》（唐弢）封面均不及初版，记得原来是钱君匋设计的。而现在的不说差，至少少了典雅之气质。”
原以为记了也就记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就看见简讯上有范用先生的回信：
范用五月二十二日从北京来信说：“感谢某先生，讲了我想讲而没有讲的话。想讲，我也有如某先生的意见。没有讲，我是退休的人，讲话总有顾虑，怕人家说我退而不退，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当年出版这批书话集，每一本都煞费苦心。书话集的封面，总有书卷气才好。这十来本书话集，不能搞成一个面孔，所以连‘丛书’的名称都不用。《西谛书话》是请叶圣老题写书名，他对我有求必应。《晦庵书话》请钱君匋设计封面，他也是从不拒绝。内封一定用作者手稿，说来甘苦。这不容易。郑振铎先生，居然找到手写的一份拟目。叶灵凤先生的《香港书录》是从遗稿中找来的。黄裳、曹聚仁、陈原、杨宪益、杜渐、谢国桢、孙犁、冯亦代、赵家璧都是请他们自己题签。现在编入‘三联精选’丛书，都穿上了‘制服’，书名是电脑打出来的字。电脑这玩意了不起，但也使人恐惧，汉字都划一字体⋯⋯让我跟读者交交心。”
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看到这么一段话的激动程度，自己的几句意见能被当年的主事者，三联的范用老先生注意到，而且还连带写出这么一篇书林掌故，真是过瘾。更没有想到，其后的一天，晚上正在学校改试卷，突然接到范笑我兄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的类似感冒未见大好的声调，说是范用要送一本书给我，叫书局转寄一下。这下真是脑袋“嗡”的一声，张口结舌除了说“谢谢”什么都不会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后，收到了嘉兴秀州书局寄过来的邮包。小心翼翼拆开，一本手掌大小，精致的《我爱穆源》出现在眼前。这些简短的书信其实也就是老先生简短的回忆录，读书，唱歌，应考，演儿童剧，救亡，每一篇都是如此真挚动人，在似乎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下，传达的是浓烈的爱。
五
三联书店终于也出版了王德威先生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书的封面仍用林风眠的画，似乎和台版相类而不同，更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茫茫然渺渺然，三联出此类书籍自是本色当行。
王先生这部书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艺术史写出了新的侧面，而又以这些看起来并不大的波澜起伏来回应这近百年来的天地玄黄，他从史料中撷取有效成分的功力委实了得，再配上他的学术识见和华丽而苍凉的叙述语言，文学史著仿佛自身也修炼成一等一的瑰丽之书。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能臻此境者无非鲁迅，郑振铎，林庚三数子而已。而若再以融化理论衡之一则王德威此作可称魁首。
印象中近十年来王先生的关注点都在这抒情上面，之前和香港的陈国球先生还合编《抒情之现代性》一厚册，收录近世以来有关抒情性之经典文献，那本书完全可作此书的外编，对照而读，快何如之。
重读王先生此书的导论，愈发觉得世事的吊诡险恶与文心的柔弱自持，他亦言若以寻常眼光看，这段历史似与抒情难以发生联系。自抗战始，至文革终。“凡此种种，都为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带来激烈的震撼与转变，冲击之深，影响之巨，以致吾人稍微提起‘抒情’，都会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唐突失敬。‘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诗不再可能。’诚哉斯言，相对于抒情，识者更会同意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个历史大开大阖的时代，充满野蛮与暴力一是个‘史诗’的时代。”
这段类似以否定方式来解题的话语，把现代史的复杂诡谲形容得淋漓尽致，然而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难以一棍子打死的。民国那些年各路学人文士尽管殊途者众，然同归者似也不少，尤其是以独立意志为尚的诸子，而最有力的反应措施，便是发愤以抒情。自《诗经》时代的“兴”开始，便已经是个人情志在客观世界面前的振动感染。
而把这些细节和抒情传统联系起来的，是陈世骧先生。陈先生当年把《文赋》翻译成英文“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回译成中文便是《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这样的翻译真不愧是大手笔方能为之，而王德威先生对陈公的评品说得最好：
“我们不妨推测他在一九四八年翻译《文赋》，以及此后提倡‘抒情传统’的动机。陈世骧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刻离开中国，在海外，他见证战争的胜利一以及接踵而至的内战。⋯⋯陈世骧独立苍茫，可曾试图从一千六百年前陆机所经历的危机中，找寻启示，安顿自己。对陈而言，西元三〇〇年是个‘令人惊惧的美丽’时刻，因为在那个关键时刻，政治的生灵涂炭导出诗歌的鸢飞鱼跃，肉身的陨灭造就了文学的永恒。他于是得出结论：当历史指向无路可逃的‘必然’，诗歌以‘创作’的活力，让‘一切成为可能，并且化身为自由’。”
这无所做为的抒情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便战胜了事功逃脱了禁锢，是无用之用为大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