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希望之外寻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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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当代人的痛点，显性的，隐性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治愈或释解的方式，药物的，情绪的……面对抑郁，是大脑在告诉我们快逃，还是现实压力在告诉我们快逃？或许只有当抑郁可以被理解、被释放，不再被当作“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才能发自内心接纳孤独、悲伤、困惑、逆境、无力甚至绝望，因为这不是我的错且情有可原。
在《存在主义救了我》中，作者戈登·马里诺对自己的抑郁症进行了剖白：“抑郁表面上是被动的，实则暗藏怒火，这团残忍无情的怒火烧灼的目标是人们自己”。不仅如此，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恶魔》中则说得更明白，抑郁症把我们内在的孤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它摧毀的不只是人与他人的连结，还有人与自我和平相处的能力”。对那些曾在抑郁症的黑暗中栖身，并深谙它不可言说的苦痛之人，“他们自深渊的回归就像诗人的攀升迈着沉重的步子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爬出地狱漆黑的深处。”（威廉·斯泰伦《看得见的黑暗》）诚然，一个忠实于自己本来面目的人，无论是遇到生活中的痛失无助，还是信仰上的持续犹疑，坦然直面依旧是最好的方式。
“我体验过幸福，知道幸福是什么样子，有权谈论它，我也知道幸福会结束，幸福通常以结束告终。你只思念一个人时，所有的一切一片荒芜⋯⋯实际上，你只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都死了，世界死了，你本人也死了。”
当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在其小说《血清素》中大声喊出“世界死了，你本人也死了”的时候，仿佛看到他深邃的目光里藏着狡黠的冷笑，他是在戏谑尼采的“上帝之死”还是自我解嘲呢。
抑郁之惑
事实上，正是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犹豫着是否要赋予它某种意义，它开始明显地背离公共道德和共同的理性⋯⋯
现代人有太多的苦闷，维勒贝克用他惯常的思考——病态社会里人的孤独、性的悲哀、生存的幻灭——在多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他们的“丧”：他们或许能力不错，却难以从生活中获得幸福，即便在两性关系中也缺乏爱的能力，在他们周围到处是精于算计、伪善冷漠、双重标准的人；面对那些处处可见的束缚，清醒的质疑显得懦弱而无济于事，在极端虚无和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与刻薄嘲讽中虚度时光。
很多人都感受过孤独，也能感受到彻底孤独后的虚空，但直面绝望，需要勇气。生活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至于是难以忍受还是激动人心，无论如何都能将我们的尘世生活转化成可以忍受的时刻，“把自己的绝望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你可以一边绝望一边生活”。在《血清素》开篇自我介绍时男主“我”就说，父母“竭尽所能地赋予我同生活做斗争的必要武器，假如我最终失败了，假如我的人生在悲伤和痛苦之中终结，我是不能怪罪他们的，要怪就怪一连串令人遗憾的状况⋯⋯它们甚至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但是——
“在孤独中，我能快乐吗？我并不觉得。”
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孤独中享受到任何快乐，也不能从自己思想的自由驰骋中享受到任何快乐时，人就会死于厌烦，死于自我厌倦，“任由自己滑入一种昏昏欲睡、无所事事的状态”。
抑郁迁延反复，摧残身心。一旦患上，人会变得无助，没有安全感，只关注自我；无法思考未来，也不法回想过去，也很难对现在做出决策；甚至越来越忍受不了淋浴、泡澡等身体护理，连早晨起床和简单的洗漱都越发艰难，即使成功下床起身，也找不到确实的、可触知的事情，遑论兴趣爱好和亲朋挚爱，就像《血清素》中的“我”：
“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没有个人计划，也没有真正的兴趣爱好，对之前的职业生涯失望透顶，在情感方面的经历丰富多变，但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无疾而终，实际上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就像没有死去的理由一样。”
在负罪感和无用感的催动下，抑郁陷入无休无止的思维反刍。“所有的一切都存在，都希望存在，因此各种情况会汇聚在一起，有时会组成强大的情感形态，最终导致某种命运遭际的出现。”这些负面的感受甚至会导致自杀或死亡，“对于那些从未属于过这个世界，从未憧憬过生活、从未爱和被爱的人，可能发生得更快”。
当不受约束的身体崩溃带来内心的巨大痛苦时，改善自我精神大都等同于改善自己的身体和血肉之骨，无论我们关注的幸福是什么，最终都会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挑战。欲望的缺失，在心理学家看来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在精神医学上，血清素被认为是“一种和自尊以及在群体中获得认可相关的荷尔蒙”，卡普托利克斯通过增加血清素分泌来治疗抑郁症。于是，抗抑郁药物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种白色的、椭圆形的、可从中间掰断的小药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抑郁症者并不打算纯粹地依靠生化医药的方式生活。虽然，卡普托利克斯“可以让患者重新轻松自如地遵循文明社会中正常生活的重要礼仪”，也“不会导致患者出现自杀或者自残倾向”；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等同于生化形式了，即便我们挣扎着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也会失去一些东西。无论是生理上的“最常见的不良副作用是恶心、性欲丧失和阳痿”，还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厌倦。
事实上，在缺少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完整图景的情况下，现有的药物治疗毫不意外地无法做到完全有效，而且用卡普托利克斯刺激血清素来提升幸福感本身就是一个错谬——“它不带来任何形式的快乐，甚至也不能让你的痛苦得到真正缓解，它的作用在另外一个层次：把生活变成一系列程序，它允许你欺骗自己⋯⋯”或许，抑郁与文学创作的某种晦暗不明的联系，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创造的“理想化的快乐药物”，就意味着人们不要去体验不需要的情绪，活在永恒的极乐状态中的人是不存在的，赫胥黎想象中的世界是反乌托邦。维勒贝克在《屈服》中接过话题说，人人都以为美丽新世界应该是极权主义的噩梦，但那是虚伪的废话，美丽新世界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美丽新世界是现代社会完美逻辑的结果，在此之中自我内省被完全合乎标准的生理干预抛弃了。
对于抑郁症者来说，抗抑郁药之于抑郁症就像胰岛素之于糖尿病。其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治愈身体，前者修复心灵。人的自我内省更强烈地归属心灵胜于归属身体，当我们要服药改变大脑时，人的良知很容易在道德困境中踌躇。虽然抗抑郁药物所做的不过和其他任何药物一样——恢复健康，但是这些药物所作用的脑内化学组成与我们的自我感知、道德判断如此紧密相连，因此这些药物极易造成生存困扰；随着抗抑郁药物愈加精制，这一困扰会愈加凸显，我们会更倾向于将恢复精神健康的任务交由增强内省的自我感知来解决。《血清素》中的“我”之所以喜欢阅读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书并从中找到些许安慰，不仅仅是书的“每一页都能感受到一颗高贵的灵魂、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因为抗议而颤动”，最感动的是对死亡的态度：面对人生中接二连三令人悲痛欲绝的死亡，柯南道尔抛弃医学唯物主义的徒劳不快，摆脱基督信仰的格格不入，转向自我感知的通灵术作为最后的慰藉和希望。
但即便如此，伴随抑郁症而来的痛苦，主动接受并维持抑郁的绝望状态无异于同撒旦签订契约。
爱欲之惑
外面的世界对弱者特别冷酷无情，它几乎从不履行自己的诺言，爱情也许是唯一的、你仍然可以相信的东西。
《巴黎评论》采访米歇尔·维勒贝克时曾经问他：“您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情的可能性怎么看？”维勒贝克回答：“要我说，爱情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就和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是一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地相信，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不朽的信念，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人的世俗行为。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但是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证明了没有了基督福音一个人可能会犯的错。痛苦、孤独、抑郁、癫狂⋯⋯ 正是有了上帝，一切才被允许。
这就好比詹姆斯·伍德在《不负责任的自我》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一文所说，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是高傲与谦卑的古怪混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骄傲和谦卑真正为一。如果你骄傲，几乎可以肯定，你觉得自己比世上某人谦卑，因为骄傲是焦虑，不是安慰。如果你谦卑，几乎可以肯定，你觉得自己比世上某人优秀，因为谦卑是成就，不是自由；谦卑之人有办法祝贺自己，因为自己如此谦卑。不妨说，骄傲是谦卑之人的罪，谦卑是骄傲之人的罚，两种逆转都代表了自我惩罚。”
于是，我们在维勒贝克的小说《血清素》结尾看到，主人公“我”明白了基督的心思：“上帝确实在关心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我们”，“他在世人的心灵变得冷酷无情之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的恼怒”，其实都是上帝给出的要世人重视的迹象——“那些涌入我们的胸膛让我们喘不过气的爱情冲动，那些灵光乍现，那些心醉神迷”。
其实，爱情中的所有不幸都是男人和女人共同选成的。因为背叛，“我”失去了挚爱卡米耶；因为被背叛，“我”逃离了情人柚子。“我”的背叛是因为不忠，柚子的背叛表面看是不忠，实则是她的算计。不忠只是让“我”痛苦，让男性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已，但算计则是绝望，一种“刹那之间就让浪漫的无条件的爱情不再浪漫”的绝望，因为爱是无条件的，在无条件的爱中被爱的人是永生的、是不朽的，柚子的现实主义态度让“我”感觉待在身边的不再是一个爱“我”的女人，而是一只正在吸食“我的生命之液”的毒蜘蛛，必须让她从“我”的生活中走开，越早越好，甚至做梦都是为了摆脱这段有毒恋爱关系而逃离的惊心动魂：“我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做了许多令人讨厌的梦，在梦中我受到误机的威胁，为了赶飞机我采取了许多险象环生的做法，比如从图腾大厦顶楼飞下来，试图飞到戴高乐机场——有时需要展开双臂，有时只是滑翔，我终于飞起来了，但飞得强差人意，注意力稍微有一丁点下降都有可能让我摔得粉身碎骨……”逃离柚子既是一生情感的终结，也是压倒精神抑郁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未看过精神病科医生的人第一次听人说到“卡普托利克斯”这个名字。
在《血清素》男主众多情感纠葛中，对一生挚爱卡米耶的爱情回忆始终处于小说的核心位置，从一见钟情到疯狂热恋，从出轨到分离，从悔恨到再次相遇后的彻底绝望，对这段“越来越萦绕不去”的爱情剖白，深刻体现了维勒贝克爱情观的哲思性：
“对女人而言，爱是一种力量，是生殖的力量，促使地质构造发生运动的那种力量，爱情在女人身上爆发是大自然向我们展示的最壮观的自然景象中的一种，必须心存畏惧地加以重视，那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女人通过爱情创造一个新世界⋯⋯而男人刚开始时更保守⋯⋯渐渐地，他转变了，渐渐地被卷入女人创造的激情和快乐的涡流⋯⋯女人给与的巨大快感改变了男人，让男人产生了感激和仰慕，他的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男人真正开始爱了。所以，男人的爱是终点，是完成，而不像女人那样，只是起点，是开始。”
“可能会有人指责我过于看重性爱，但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尽管我知道在正常的人生旅途中，其他的快乐会逐渐取代它的位置，但性爱依然是我们亲自、直接操持我们器官的唯一时刻，于是性爱的通道，激烈的性爱通道依然是一条实现爱的交融的必由之路，没有性，什么事都不可能发生，而有了性，其余的一切通常都会慢慢地随之而来。”
维勒贝克对爱情语言的极度敏感和直白，他那总是沉浸在孤独和阴郁中的心灵自由与想象力量，渗透在小说整体结构和字里行间，文字之间的流变、交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象征，在各种努力中，感受最强烈、最真实的终究是脆弱、边缘、虚无和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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