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解读“洪武时代”:从“正能量”里读出“黑材料”
启风/文
谌旭彬老师在全面剖析“秦制”的《秦制两千年》后,又写了详解明朝初年“秦制”表现的《活在洪武时代》。
这本书研究的《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警示群臣、士绅、百姓的法律文件,其中包括100多起被严惩的恶性案件。在大明,《大诰》是所有人的必读书,称得起是天字第一号的“正能量”。
谌旭彬在序言里也说,《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又说,“所有宣传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甚至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
去掉“正能量”宣传品那漂亮的外衣后,谌旭彬读出许多“黑材料”,让我们看到了“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贫穷、苦闷、不自由,大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丢了自己,乃至全家性命。
谈“知丁连坐”时,谌旭彬引了一条材料,说是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百姓状告乱收税。征粮结束后,瞿仲亮为了打击报复,没收了告状人的“路引”,让他们不能回家。这个事情后来被人告发,朝廷立刻命人把瞿仲亮捉拿归案。
朱元璋说这个案子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皇帝的明察秋毫、为民作主,可是我们后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为追求“社会稳定”,设立的路引制度,让老百姓寸步难行,没了路引,别说出门旅行,就连家都回不去。
再举个例子,《大诰》说福建有13个老百姓,他们不事生产,在乡里为非作歹。其中有个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他们的言行被人告发,很快逮捕归案。
在朱元璋看来,这13个人为了逃避徭役,竟然切断手指,必然是游手好闲、奸诈狡猾之徒。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堪重负的安分良民。
我们想想,在朱元璋统治下,老百姓宁肯把手指、手掌砍掉,成为行动不便的废人,也不愿意给朝廷出力干活,那么徭役得是有多么沉重呢?
其实,“正能量”著作翻车的事,在历史并不少见。唐人吴兢编著《贞观政要》,目的是赞颂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如流,是真正的圣明天子,激励唐玄宗李隆基去效仿先祖。
吴兢万万想不到的是,后人从他这本书里,是既看到了李世民的虚伪,又看到了“贞观之治”背后的民生凋敝。
比如,李世民在贞观六年,曾想去泰山封禅。魏征在表示反对时提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茫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大唐的核心统治区,河南、山东境内千里没有人烟、鸡犬,一片萧条,李世民竟还要大动干戈地搞庆典。
在清朝,雍正亲自编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为曾静加在他身上的篡位、贪财、好色、嗜杀等“十项大罪”辩诬,希望“借此表明天下后世,不使白壁污然”。
我们得感谢雍正,要是没有这本书,后人不可能看到那么多有关雍正篡位、残暴的传闻,也不可能了解雍正对天下人实行思想控制的细节。
结果我们都知道,谣言越传越广,大清老百姓人人都能说上几句皇宫里的八卦,朝廷的威严备受影响,以至乾隆即位后,立刻宣布查禁了他父皇的这本“巨著”,下令严惩偷看者。
无论朱元璋的《大诰》,还是吴兢的《贞观政要》、雍正的《大义觉迷录》,都提醒我们,在阅读历史,尤其是读那些“正能量”著作时,必须要加倍小心——轻信的话,会掉入了编写者的陷阱;拒绝的话,又可能错失一探真相的机会。读史是门学问,我们不妨借《活在洪武时代》来学一学。
另外,加拿大学者宋怡明有一本《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可以和谌旭彬这本书《活在洪武时代》对照着读。
宋怡明主要用的不是《大诰》等官方文件,而是他搜集的族谱、地方志等民间材料。他发现,明朝军户往往会在被动服从与主动反抗之间,找寻既欺瞒了朝廷,又不至公然违法的应对之策。这意味着,在明朝的严苛制度下,百姓唯有成为“刁民”,才可能过上一点好日子。
万幸的是,洪武时代虽然苦不堪言,有若人间地狱,但只要能熬到后面的建文、永乐、宣德年间,老百姓想想办法,总还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