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解读“洪武时代”：从“正能量”里读出“黑材料”
启风/文
谌旭彬老师在全面剖析“秦制”的《秦制两千年》后，又写了详解明朝初年“秦制”表现的《活在洪武时代》。
这本书研究的《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警示群臣、士绅、百姓的法律文件，其中包括100多起被严惩的恶性案件。在大明，《大诰》是所有人的必读书，称得起是天字第一号的“正能量”。
谌旭彬在序言里也说，《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又说，“所有宣传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甚至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
去掉“正能量”宣传品那漂亮的外衣后，谌旭彬读出许多“黑材料”，让我们看到了“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贫穷、苦闷、不自由，大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丢了自己，乃至全家性命。
谈“知丁连坐”时，谌旭彬引了一条材料，说是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百姓状告乱收税。征粮结束后，瞿仲亮为了打击报复，没收了告状人的“路引”，让他们不能回家。这个事情后来被人告发，朝廷立刻命人把瞿仲亮捉拿归案。
朱元璋说这个案子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皇帝的明察秋毫、为民作主，可是我们后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为追求“社会稳定”，设立的路引制度，让老百姓寸步难行，没了路引，别说出门旅行，就连家都回不去。
再举个例子，《大诰》说福建有13个老百姓，他们不事生产，在乡里为非作歹。其中有个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他们的言行被人告发，很快逮捕归案。
在朱元璋看来，这13个人为了逃避徭役，竟然切断手指，必然是游手好闲、奸诈狡猾之徒。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堪重负的安分良民。
我们想想，在朱元璋统治下，老百姓宁肯把手指、手掌砍掉，成为行动不便的废人，也不愿意给朝廷出力干活，那么徭役得是有多么沉重呢？
其实，“正能量”著作翻车的事，在历史并不少见。唐人吴兢编著《贞观政要》，目的是赞颂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如流，是真正的圣明天子，激励唐玄宗李隆基去效仿先祖。
吴兢万万想不到的是，后人从他这本书里，是既看到了李世民的虚伪，又看到了“贞观之治”背后的民生凋敝。
比如，李世民在贞观六年，曾想去泰山封禅。魏征在表示反对时提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茫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大唐的核心统治区，河南、山东境内千里没有人烟、鸡犬，一片萧条，李世民竟还要大动干戈地搞庆典。
在清朝，雍正亲自编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为曾静加在他身上的篡位、贪财、好色、嗜杀等“十项大罪”辩诬，希望“借此表明天下后世，不使白壁污然”。
我们得感谢雍正，要是没有这本书，后人不可能看到那么多有关雍正篡位、残暴的传闻，也不可能了解雍正对天下人实行思想控制的细节。
结果我们都知道，谣言越传越广，大清老百姓人人都能说上几句皇宫里的八卦，朝廷的威严备受影响，以至乾隆即位后，立刻宣布查禁了他父皇的这本“巨著”，下令严惩偷看者。
无论朱元璋的《大诰》，还是吴兢的《贞观政要》、雍正的《大义觉迷录》，都提醒我们，在阅读历史，尤其是读那些“正能量”著作时，必须要加倍小心——轻信的话，会掉入了编写者的陷阱；拒绝的话，又可能错失一探真相的机会。读史是门学问，我们不妨借《活在洪武时代》来学一学。
另外，加拿大学者宋怡明有一本《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可以和谌旭彬这本书《活在洪武时代》对照着读。
宋怡明主要用的不是《大诰》等官方文件，而是他搜集的族谱、地方志等民间材料。他发现，明朝军户往往会在被动服从与主动反抗之间，找寻既欺瞒了朝廷，又不至公然违法的应对之策。这意味着，在明朝的严苛制度下，百姓唯有成为“刁民”，才可能过上一点好日子。
万幸的是，洪武时代虽然苦不堪言，有若人间地狱，但只要能熬到后面的建文、永乐、宣德年间，老百姓想想办法，总还有一线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