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作家。

钱钟书谓，鬼神之善善恶恶即复鬼神之炎凉势利也。诺奖为无上荣耀，自有其善善恶恶。齐泽克所谓，用意识形态的目光去看，街上的广告都有其意识形态。奥威尔亦言，任何书都有政治倾向，主张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一种政治态度。

我读诺奖作品有限，仅是从有接触些许作品略谈。诺奖的意识形态，概言之是一种文人的人文主义。诺奖下的写作一般为广大弱势群体发声，发出的声音又以人道主义为宜。这些作者往往不愿意歌颂强者，而是描绘苦难。作家只是不行动，可能不愿意，也可能不被允许，他们记录下了一些不幸的，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故事。他们像乔伊斯一样，知道从他们的笔下可以重建另一个都柏林，像《三体》里的画师，把看到的东西画入画中。

一些作家意识到了这种写作的矛盾。克莱齐奥说：“作家只想为饥饿的人们而写作，却发现，只有那些有足够吃的人才有余暇注意到他的存在。”他说得很对。文学到底有些奢侈。一部用典颇多的作品不会得到大众理解，但可以得到大众追捧。类似的说法还有所谓“冷的文学”，他们总希望一种作家的独立地位。

一些作家更加要求独立地位，想要超越诺奖的意识形态。萨特拒领诺奖，并表示也不会接受苏联的奖项。黑塞表示不愿意抹杀各民族的特点，马尔克斯表示，“为什么你们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政治选择？”在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语之前，马尔克斯列举了拉美过往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无疑存在，但现代西方的视角和实践加剧了这些苦难。马尔克斯想说的是，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的苦难，也许拉美就应当用这样西方看来荒谬的路径发展。他的声音湮灭在主流正确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反面说明似乎更加容易。品特在诺奖演说中辛辣地讽刺了英美进行的伊拉克战争，阿那克谢耶维奇则是在演说中谴责红色帝国。这里就以阿为例。初读阿那克谢耶维奇是趁着那时诺奖的风头，我读的吕译新版《二手时间》，只感觉其中有股老苏联人的怀旧。后来，我读到《战争中没有女性》以及她的其他作品时，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近入手漓江出版社《诺奖演说》，编排得体，译笔可读。我翻开阿的小节，读着读着，自然地诧异其文理不通。在阿演说的末尾，译者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淡淡地括号告诉我：“（有删节）”。于是我去寻找阿的演说，那是一个更加丰富的版本，由腾讯文化编译的。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漓江版大段大段地删去了不少内容，例如阿的日记引文，几乎完全删掉了。更具有某种意义的是，在最后，我发现漓江版又比腾讯版多了一些内容。

事实一目了然。我必须去诺奖官网看阿的原文，否则我永远无法得知阿究竟想表达什么。对于追求完美沟通的人来说，或许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但一切都可以理解。赛珍珠的演说同样如此，在漓江版中，那完全是另一个简短地多的东西。原演说讨论了中国文人和小说的关系，赛珍珠表示，她不喜欢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因为那不够中国；而在漓江版中，她只是单纯地用几个自然段表示感激。作家们到底不够高明，他们仍然无法写出一字不易的东西，只能任由削删修改。用阿的话说：“谈话变得枯燥，就如同被消过毒一样”，“原本可怕的事件被说成伟大的事业”“人内心难以理解的黑暗也瞬间变成光明”，“历史的纪念碑不仅篆刻着功勋和自豪，还留下了令人费解的一切。”

重新去想《二手时间》的思想，一切就变得恐怖，恐怖得可怕。我无法确定我到底读了什么，我能够想象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阿那克谢耶维奇吗？曾经的标注删节，现在去看，也是善良的行为，很显然，如今很少有书会这样告诉你了。——当然，一些出版社反其道而行之，最不可能删减的书，也加上了“无删减版”的腰封。用阿的目光看，书荒诞莫名，手上的《演说》，是本无害化处理后的，谎言和真实的混合物。我对译著的兴趣消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