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反抗
杨庆堃先生祖籍广东，乃著名的美籍华裔社会学家。他最为著名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近年翻译成中文，最近上课，看了书中关于宗教与政治反抗之间的关系的讨论，的确是大家之作。在此，仅仅罗列其最基本的结论，略加案语，算是一篇读书笔记。
一、现存的制度无法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宗教反抗基本上是某个群体积怨的集体性爆发，目的在于通过和平或非和平的手段，促使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做某种变革。
经济困难和各种灾害构成了孕育宗教运动和反抗的基本危机类型。（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8－209页。）
韩案：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政治反抗，并没有什么单纯的宗教原因，而总是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上的困境和政治秩序的不合理。至于教派纷争，只怕还不能算作是最核心的问题。西方的宗教运动，似乎也不能不寻求其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因素。比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除了教皇在买罪券的收入造成的教会腐败，还有教皇所代表的天主教对于德意志地区控制，遭到正在成长中的诸侯的反抗。伊斯兰教的兴起，似乎也不能不考虑穆罕默德代表的弱势的哈希姆家族与掌握麦加大权的古莱家族之间的争斗。当然，在整个伊斯兰教兴起之时，这个因素并不是太过明显。经济、政治、文化、种族等因素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似乎是难以否认的。
二、政府的态度。许多教派团体实质上是非政治的，而政府对其镇压不是由于发现它们有任何造反的企图或行动，而是基于一贯的恐惧：如果在非常时期出现一个政治上野心勃勃的领袖，这些团体很容易就在反叛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因为政府认为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受到了持有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异端教派运动的威胁。（杨庆堃，第206－207页）
韩案：虽然有上述的相关性，但是，很多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兴起，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更多的大概只是一种意愿或者利益的朦胧的表达。但在强有力的政府执政的条件下，任何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组织或者类组织，都会令政府感到不安。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社会是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政权，新出现的组织，只能在小范围内起作用，顶多也不过是在社会已经很多的结构体系中新增一个而已。但对于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已经习惯独享权力，但凡有不受控制的组织和异端思想的出现，都会不仅仅是潜在的，而且在实际上无形中分解了现政权的力量和民众基础。
三、意识形态的危机。正统儒学只适用于太平年代，而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异端教派的号召和救世的许诺却很容易获得民众的立即响应。儒学思想主要是现世性的，由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而显得缺乏想象力。宗教总是寻求与现实的差异，而不是相同处，这与儒学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作为人类想像力的发现或是创造，宗教总含有革命的因子。（杨庆堃，第211－213页）
韩案：这一点很有趣，也很有解释力。杨先生在此对于儒学的适用范围的讨论，不但涉及到儒学适用的时代，而且提出异端教派的想象力问题。试想，在一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的时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教导，或许在很小的圈子里可以保持，但怎样能够在大众那里实行？思想的流行，正如我们对于一个玩具的态度，玩的时间长了，因为缺乏新意，不免会觉得单调、厌烦。当然，思想或者思潮，要比一个玩具存留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无论怎样，思想也如同生命或者物一样，不免有生住异灭的过程。这其中，不能没有人们心理的作用。而宗教，尤其是新兴的宗教，不但会设置一个比现实社会要美好得多的理想境界，这境界不管是人的，还是神的，对于那些下层的、无助的、绝望的民众，显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更何况，这些宗教还有非常现实的一些心理慰藉和经济互助的功能。正因为宗教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两者之间一定会有距离和矛盾，两项对比，说宗教总是含有革命的因子，似乎并不奇怪。
四、追随的理由。
1、宗教组织直接提供的社会和经济好处，比如互助。
2、在老办法不起作用的时候，异端教派可以给人们新的希望。
3、神秘故事的灵异显示，起到克服困难鼓舞人心的作用。（杨庆堃，第214页）
韩案：宗教对人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新的社会理想之外，在组织当中能够的到精神慰藉以及经济互助，这是非常现实的说服人们信从的理由。对于那些旧的、政府的说教，人们不但厌倦，而且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与其继续接受，不如试试新的，这似乎也是一种理解的途径。这样现实的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北宋末年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摩尼教（也称魔教）的相关记载来体会。
庄季裕《鸡肋编》：“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于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云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焉。又始投其党者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转引自吴晗《读史箚记》，第247页。）可见，加入摩尼教，不但可以获得社会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积累财富。
五、预言是救世主张的重要部分。预言在危机当头时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根据现有文献，中国历史上出现社会动乱时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奇异的预言。
预言采用的表述方式通常都含糊而笼统，可以对大量人类事件进行多种解释。而且时间跨度很大，只有非凡人才可见证。（杨庆堃，第217－220页）
韩案：人类的预言能力，自然是比较可疑的。在宗教兴起之初，往往有造作神迹的情形出现。伴随此而产生的，必然还有通过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观察，对于社会走向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生当乱世，对于旧政权的颠覆的预言，以及给予人们美好生活希望的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的宗教预言，往往会发挥很大的力量。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后汉书·皇甫嵩传》）关于其中的模糊性，该怎样理解呢？对于反抗者来说，自然是在最近的甲子年，但万一不成，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下一个甲子，以免万一不成，信众失望。
六、宗教组织的能力。宗教的作用在于将大量个人整合进组织性团体，以便进行集体行动。比如教区系统和发誓等形式，他们宣誓造成这样的印象：不只是凡人之间的契约，而且是一种受到神灵保佑的神圣关系，使得普通民众不敢轻易冒犯和触动社会关系的神圣基础。
韩案：宗教组织能力，各个宗教自然有所不同。似乎像佛教这样出世的宗教，对于教众的组织动员能力，明显是不足的。反之，一些政治意图明显，或者教义逻辑严密，信仰严肃的一神教，则组织能力，也会非常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组织能力最强的，大概还要算是前者，就是那些政治意图明显的。还以张角起义为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后汉书·皇甫嵩传》）
以上种种，只是偶然读杨庆堃先生著作之一部分的感想，并无系统阅读材料，更无细致的思考，不过是一时随性的思考，必然是漏洞百出，还望朋友们能够给予指点。
但有一个问题，却颇为困惑。中共建国后，曾经作为历史学领域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问题，现在却鲜有研究者。在研究模式和思维倾向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中学历史教材已经以经济史和文化史为绝对重心，这可以说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基本转型，其中积极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可分割的农民战争史从中学教材中基本消失，是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另外一种偏失呢？历史研究，固然要受思潮和时代风尚的影响，但求真乃更高的史学理想。
一、现存的制度无法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宗教反抗基本上是某个群体积怨的集体性爆发，目的在于通过和平或非和平的手段，促使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做某种变革。
经济困难和各种灾害构成了孕育宗教运动和反抗的基本危机类型。（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8－209页。）
韩案：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政治反抗，并没有什么单纯的宗教原因，而总是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上的困境和政治秩序的不合理。至于教派纷争，只怕还不能算作是最核心的问题。西方的宗教运动，似乎也不能不寻求其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因素。比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除了教皇在买罪券的收入造成的教会腐败，还有教皇所代表的天主教对于德意志地区控制，遭到正在成长中的诸侯的反抗。伊斯兰教的兴起，似乎也不能不考虑穆罕默德代表的弱势的哈希姆家族与掌握麦加大权的古莱家族之间的争斗。当然，在整个伊斯兰教兴起之时，这个因素并不是太过明显。经济、政治、文化、种族等因素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似乎是难以否认的。
二、政府的态度。许多教派团体实质上是非政治的，而政府对其镇压不是由于发现它们有任何造反的企图或行动，而是基于一贯的恐惧：如果在非常时期出现一个政治上野心勃勃的领袖，这些团体很容易就在反叛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因为政府认为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受到了持有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异端教派运动的威胁。（杨庆堃，第206－207页）
韩案：虽然有上述的相关性，但是，很多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兴起，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更多的大概只是一种意愿或者利益的朦胧的表达。但在强有力的政府执政的条件下，任何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组织或者类组织，都会令政府感到不安。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社会是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政权，新出现的组织，只能在小范围内起作用，顶多也不过是在社会已经很多的结构体系中新增一个而已。但对于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已经习惯独享权力，但凡有不受控制的组织和异端思想的出现，都会不仅仅是潜在的，而且在实际上无形中分解了现政权的力量和民众基础。
三、意识形态的危机。正统儒学只适用于太平年代，而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异端教派的号召和救世的许诺却很容易获得民众的立即响应。儒学思想主要是现世性的，由于局限于现实主义而显得缺乏想象力。宗教总是寻求与现实的差异，而不是相同处，这与儒学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作为人类想像力的发现或是创造，宗教总含有革命的因子。（杨庆堃，第211－213页）
韩案：这一点很有趣，也很有解释力。杨先生在此对于儒学的适用范围的讨论，不但涉及到儒学适用的时代，而且提出异端教派的想象力问题。试想，在一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的时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教导，或许在很小的圈子里可以保持，但怎样能够在大众那里实行？思想的流行，正如我们对于一个玩具的态度，玩的时间长了，因为缺乏新意，不免会觉得单调、厌烦。当然，思想或者思潮，要比一个玩具存留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无论怎样，思想也如同生命或者物一样，不免有生住异灭的过程。这其中，不能没有人们心理的作用。而宗教，尤其是新兴的宗教，不但会设置一个比现实社会要美好得多的理想境界，这境界不管是人的，还是神的，对于那些下层的、无助的、绝望的民众，显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更何况，这些宗教还有非常现实的一些心理慰藉和经济互助的功能。正因为宗教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两者之间一定会有距离和矛盾，两项对比，说宗教总是含有革命的因子，似乎并不奇怪。
四、追随的理由。
1、宗教组织直接提供的社会和经济好处，比如互助。
2、在老办法不起作用的时候，异端教派可以给人们新的希望。
3、神秘故事的灵异显示，起到克服困难鼓舞人心的作用。（杨庆堃，第214页）
韩案：宗教对人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新的社会理想之外，在组织当中能够的到精神慰藉以及经济互助，这是非常现实的说服人们信从的理由。对于那些旧的、政府的说教，人们不但厌倦，而且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与其继续接受，不如试试新的，这似乎也是一种理解的途径。这样现实的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北宋末年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摩尼教（也称魔教）的相关记载来体会。
庄季裕《鸡肋编》：“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于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云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焉。又始投其党者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转引自吴晗《读史箚记》，第247页。）可见，加入摩尼教，不但可以获得社会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积累财富。
五、预言是救世主张的重要部分。预言在危机当头时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根据现有文献，中国历史上出现社会动乱时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奇异的预言。
预言采用的表述方式通常都含糊而笼统，可以对大量人类事件进行多种解释。而且时间跨度很大，只有非凡人才可见证。（杨庆堃，第217－220页）
韩案：人类的预言能力，自然是比较可疑的。在宗教兴起之初，往往有造作神迹的情形出现。伴随此而产生的，必然还有通过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观察，对于社会走向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生当乱世，对于旧政权的颠覆的预言，以及给予人们美好生活希望的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的宗教预言，往往会发挥很大的力量。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后汉书·皇甫嵩传》）关于其中的模糊性，该怎样理解呢？对于反抗者来说，自然是在最近的甲子年，但万一不成，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下一个甲子，以免万一不成，信众失望。
六、宗教组织的能力。宗教的作用在于将大量个人整合进组织性团体，以便进行集体行动。比如教区系统和发誓等形式，他们宣誓造成这样的印象：不只是凡人之间的契约，而且是一种受到神灵保佑的神圣关系，使得普通民众不敢轻易冒犯和触动社会关系的神圣基础。
韩案：宗教组织能力，各个宗教自然有所不同。似乎像佛教这样出世的宗教，对于教众的组织动员能力，明显是不足的。反之，一些政治意图明显，或者教义逻辑严密，信仰严肃的一神教，则组织能力，也会非常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组织能力最强的，大概还要算是前者，就是那些政治意图明显的。还以张角起义为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后汉书·皇甫嵩传》）
以上种种，只是偶然读杨庆堃先生著作之一部分的感想，并无系统阅读材料，更无细致的思考，不过是一时随性的思考，必然是漏洞百出，还望朋友们能够给予指点。
但有一个问题，却颇为困惑。中共建国后，曾经作为历史学领域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问题，现在却鲜有研究者。在研究模式和思维倾向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中学历史教材已经以经济史和文化史为绝对重心，这可以说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基本转型，其中积极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可分割的农民战争史从中学教材中基本消失，是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另外一种偏失呢？历史研究，固然要受思潮和时代风尚的影响，但求真乃更高的史学理想。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