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创造的世界里创造新世界

看完《世界的重新创造》与《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才发现，科恩灵活穿梭在柯瓦雷、戴克斯特霍伊斯等诸多科学史学者的思想丛林中，追寻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认知及其形成的思想史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本书才像是科恩用十年时间所做的文献综述，单纯是为了探寻什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何以出现在欧洲并延续下去的问题。我是先看的《世界的重新创造》，再回归《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的叙事中，都看完也无法分而论之了，索性偷懒一起记录些什么。

科恩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学概念，如果借鉴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那么科恩可以说是采用历史学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审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和人们对科学的“遐想”之间的镜子，从而洞察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现代早期科学的产生及其对文明的影响。科恩提醒我们，不要用现代人对科学的认知去看待当时的科学和科学革命，而需要将其置于不同时代、地区等更大的背景之下，保持对方法和权威的清醒而无需追求对不同文明和时代背景下科学的“还原”。这是因为，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因为来源于公认的权威而采取某种立场，还是为了使自己的独立立场合法化而选择权威。（《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

可以说，科恩的“文献综述”，既非宏大叙事，亦非简单史话，但于我却有着警醒而不致画地为牢的作用：在技术一日千里的新世界，我们置身何处，我们缘何至此。

科恩以“自然认识方式”（modes of nature knowledge）来建构对科学革命本质和现代科学起源的认识，不同文明背景下自然认识方式的差异是回答17世纪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的关键，而正是自然哲学、数学等自然认识方式的融合突破了古希腊的思想束缚，最终形成了革命性转变。

从源头看，古希腊思想是二分的：以雅典为中心偏向思辨的亚里士多德式自然哲学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抽象-数学的”自然认识。这两种探索自然的方式或智识的火花伴随军事征服和典籍流传而时有式微和起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流转和移植回到欧洲，转向“发现-实验的”探究方式并形成了以观察为核心的自然认识方式。随着欧洲的扩张，三种思想也历经发展：以雅典为中心的自然认识方式升级为以笛卡尔、贝克曼为代表的“运动的-微粒的”自然认识方式，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自然认识则升级为以开普勒、伽利略为代表的“数学的-实验的”自然认识方式，“探索的-实验的”研究活动也迅速传播并孕育生机。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一是这些思想因为动摇了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根基而笼罩在教会权威的阴影之下，二是三种自然认识方式仍然处于分离状态且与实际应用存在很长的距离。世界重新创造的契机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欧洲战火的平息，久违的和解无疑对自然认识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思想层面，培根式“知识就是力量”的意识形态为科学的应用性和实用性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以往独立的自然认识方式也开始走向融合；在组织机构层面，英国皇家学会、巴黎皇家科学院等专门致力于促进创新性自然研究的机构在科学专门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思想还是机构，实际上都映射了混乱之后和解氛围下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望。数学化和探索型实验为笛卡儿的运动微粒哲学提供了出路：与“实在论的-数学的”和“探索的-实验的”自然认识方式结合起来、用微粒扩充数学的自然认识。研究碰撞问题的惠更斯和从事实验研究的波义耳、胡克和年轻的牛顿（“奇迹年”）打破了不同自然认识方式之间的壁垒而实现了培根式的混合，成熟的牛顿则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采用数学和实验验证想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标准，近一个世纪自然认识成果实现了综合。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历山大”到“亚历山大加”、从“雅典”到“雅典加”/“运微粒的哲学”、从自然条件下的观察到“发现的-实验的”系统研究、用微粒扩充数学自然认识、培根氏混合、牛顿将力学引入浩渺星空的综合，六种革命性转变在欧洲打开了现代科学的新世界大门。由此可以看出，科恩不仅关切现代科学的源流，更关切17世纪科学革命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性问题，透过比较的视野结合内史与外史来审视的重新创造：

关于科学的方法、内容、专业地位、体制、社会前提和基础、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彻底改变、全球扩张、以科学的名义垄断理性思想、甚至要求无情地导向一种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以及科学所引发的各种反潮流——在所有这些方面，广泛的扩展和巨大的变化一直在发生。（《世界的重新创造》）

科恩对现代科学何以出现在欧洲并延续这一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也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但科恩是从更广阔的文明与时代框架下获得启发来解释科学革命为何出现在近代西方。是的，科恩是从西欧历史事件中寻找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关注的是为什么科学革命产生于西欧，而不是遵循李约瑟问题的逻辑去探寻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于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中，科恩实际上采用“内部”路线和“外部”路线，结合西方文明和作为“试验场”的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来探求和解释科学革命产生的原因，这两种路线也是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或伊斯兰文明的关键。

“内部”路线映射的是科学革命的思想背景，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思想中获得理解科学革命的因素并寻求这些因素与17世纪科学先驱思想的关联。“外部”路线则是宗教、技术技艺工艺、印刷机、航海大发现等不触及科学观念的社会环境因素。科恩承认，“外部”路线能够启发我们去理解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科学思想，但并不能解释科学诞生的根源问题。这很好理解，社会环境发挥的是影响作用，同样的科学思想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可能命运迥异。所以，科学革命产生于西方实则是内部思想背景和外部现实因素偶然集成的结果：思想背景可以见诸于自然认识方式的转变，但并非是对特定文明框架下的思想还原；外部因素则将我们对科学革命的认识引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二者的关联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加以清明的头脑认识科学革命和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延续。在这个意义上，科恩实际上也回应了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两者分别缺少“内部”和“外部”因素。虽然中国有巨大的创造力且采用“经验的-实践的”自然认识方式，有着对自然现象的精准观察和精巧的科学仪器，但却未出现科学革命的迹象，因为缺乏思想背景——无论是道教还是儒家和法家，均对自然毫无兴趣；虽然墨家尝试将理性思考与对自然的兴趣结合连起来，但却早早退出了中国历史。虽然伊斯兰科学和西方科学有着相同的根源，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伊斯兰科学的衰落和消亡而未能出现科学革命，因为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实际上并不具有合法的现实基础——科学得不到支持和重视，就科学在社会中的价值而言其宗教价值是最重要的，

科学不能被整个共同体视为与其核心价值直接对立。（《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pp.709）

相较而言，欧洲中世纪大学已经设有哲学教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专业的机构和职位成为科学发展的稳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在肯定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史重要研究价值和真知灼见的同时，也指出了李约瑟所背负的“证明的重负”：试图扭转西方对中国科学传统与文明的认知和信仰，对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的过度强调和激进化归因，混淆科学和技术（李约瑟使用“应用科学”）的概念。

回到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延续问题，科恩“简单”而系统地理顺了“内部”思想背景，并对“外部”路线的影响保持谨慎而不至于陷入决定论。但这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因素是技术，对技术作用的认识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革命认知，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今天我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工程、技术关系的认识，而我原本也是带有目的，想要在科恩的“综述”里寻找一些关于科学、工程、技术关系的蛛丝马迹。对于技术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可能是18世纪工业革命对培根式梦想的实现，但我们并不清楚科学、技术到底如何开启和加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基于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技术产品，实际上已经体现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联，而这些技术产品是由纽可门、哈里森、瓦特等“新型工程师”（掌握科学基础的工匠）制造的——

“一种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型‘工匠’用这些新的设备造出了卓越的技术发明。”（《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

从纽可门发明的火机到瓦特蒸汽机、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格拉斯哥大学布莱克教授关于蒸汽性能的研究为技术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企业家博尔顿则通过提供资金将技术发明转变成为大规模的经济创新。这是不是有些今天我们所说的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意味？科恩也强调，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合法化得益于普遍的赞助体系、权威性危机、怀疑危机、功利主义等多元主义要素。对于技艺工艺这一库恩十分关心的要素，科恩与技术史学者霍尔立场相同，既承认技术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又对其作用加以限定——避免陷入“外部”路线的决定论泥沼。具体而言，技术的作用仅限于四种可能性：

技术、技艺和手艺可以：（1）向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提出适合分析研究的问题和信息；（2）产生‘既合制造目的又合科研目的的技巧和设备’；（3）提供科学仪器；（4）提出‘科学自身结构中并未包含的主题’（《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

对此，科恩与韦斯特福尔一样清醒——17世纪的科学和技术能够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但是，

对于科学提出的实际问题的理论解答与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它既不能被科学家弥合，也不能被传统工匠弥合，而只能由一种新的（纽可门/哈里森类型的）工程师学着用独创性的技能来处理…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深入17世纪那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过程，即为了实现培根的承诺，科学家和工匠是如何在增进互动的过程中开始发现、探索和尝试缩小他们各自事业的鸿沟的。（《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

科恩对现代科学起源的理路和对科学革命的阐释能够让我这一粗浅的读者在科学史的纵深处触及“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之一二。但其实，重要的或许不是科学革命到底是什么，而是在百家争鸣中去理解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古希腊抑或是伊斯兰文明，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去理解现代科学，去展望新世界，以热情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在历史的纵深处寻求滋养。就像科恩对实验的看法一样：

实验——也就是以真正的康德方式积极询问自然——可以作为科学知识的一个直接来源，但远为重要的是最初产生这种积极询问的观念。”（《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