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连载整理】明代皇帝的慎刑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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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的核心是皇帝，前五卷都是关于朱元璋的，且剪裁营造出的太祖形象相当伟岸，宽宏仁厚，见识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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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爲吴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録囚。
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衞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閒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卷一，页2）
——常见写法：以左右/群臣的低觉悟，衬托人主的大格局。
治狱以宽厚为本，因为“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是这个理。
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简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
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皆與臣下面議斟酌。
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卷一，页15）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出入爲奸，所以其害不勝。
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鬭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概不過简嚴，简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卷一，页13）
这两段都是说立法。“当时……其后……大失立法初意”这段评论如同笔记编者的弹幕，看上去仿佛是指下面/后面唱歪了太祖的好经。emmmm，我不会忘记不简却严的大诰的。
（编书的人似乎也没忘。选择性记忆罢了。）
“简当”“简严”，也都有所本。彰显良法善治精神，果真是字字句句有来历。
朱元璋着重diss了奸贪之吏和元代冗条。等新的律令制定之后，无须再拉踩元制了，不难想到要拿什么开刀了。
太祖嘗謂大理寺卿周禎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户曉。”
（周）禎等乃爲律令直解以進，太祖覽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絶少，是聾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卷一，页17）
“法本以卫人”是包装——“使人不犯法”是实质，宽也好，简也好，严也好，都朝一处使劲。
“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是理想，不过“知法”不等于能“守法”，“守法”也不等于良法——后来呢，家喻户晓，虽不能够，“大诰减等”，倒做到了——谁敢做不到！说起来，《典故纪闻》里多次提到明初定律，但似乎很少言及大诰🤔微妙。
此外，皇帝给群臣说教，也是彰显其格局、传达其态度的常见模版。
“当时所定刑名条目”都有斟酌，佐证是：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羣臣編定，尚恐有輕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卷二，页25）
儒臣四人加刑官不知几人🤔明初人士讲唐律，嘿，感谢“义疏”还在吧！
每天二十条，五百条的话需要二十五天也就是一个月，这么看来，进度其实挺快。想起现在的读律班读书会，一条都够论上两三周——不过学术讨论跟政法决断不一样啦。再说，唐律不附例，五百条就是五百条，是真的很精炼了。
其实，重点还在于“亲为损益”。所谓的唐明律“重重轻轻”的变化，有哪些是在这种一天二十条的“太祖留心”里铸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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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免费”教训臣下，除了立法方面，司法也很多。
对大理寺，前述“直解”是一例，还有一例集中说刑官权能和操守。
太祖謂大理卿周志清曰：
“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
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無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卷五，页85）
“无为深文”，换言之，评价标准操诸至高皇权，深文总是刑官背锅。比如被骂得很惨的开济。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
（开）濟大慚。（卷四，页68）
大理寺、刑部这两段，一正一反，可以互文。
又对刑部官员说复审：
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卷四，页71）
获得赞赏的刑部长官，自然得是不节外生枝的那种：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杨）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
（杨靖）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歎。（卷五，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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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朝果真如此慎刑恤狱么？我更认同这是种精神——精神么，不能说不积极，不能说没影响，但也不保证时时都积极，一定有影响。
再说，选择性记忆，落实到笔下，是选择性地突出“精神”。
而我们知道洪武朝更多事的，看这些言论，就更立体。
比如“法外加刑”的存在。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諭文武羣臣曰：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宫中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卷五，页93）
以后“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即是说，以前都没少用。当然，皇帝说了算，用是为了惩奸，合乎时宜，永远正确。说不用就不用，不用也是英明。
对了，“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是朱元璋强调过的。这里的刑，兼刑罚与刑讯。他要求的是臣民慎重守法，没说官员不能用刑，更没说自己不能生杀予夺和“权时处置”“法外用刑”。
太祖嘗謂憲臣曰：
“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
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
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卷一，页11）
“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可能奸吏非良民便算不得是人吧🤷🏻♀️还是那句话，为了“治”“驭”，“严之以法”，不在话下。
洪武時，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太祖賜璽書勞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之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爲令，欲使上官馭吏，嚴之以法，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横，莫敢誰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奸吏，朕聞兹事，當哉，故往諭之。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卷三，页55）
不知是不是冷知识：能“笞”人“至死”的刑，原本是要体现“古人用心之仁”的🤷🏻♀️
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卷一，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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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挫奸顽”的另一面，是见愚民犯法，网开一面。是呢，“尽法则无民”，何况有重法。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於衣食，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資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於法，今先期來歸，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卷四，页67）
仿唐太宗，有内味了🤔
太祖嘗令諸犯法者輸粟北邊以自贖，因謂學士劉三吾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卷五，页83）
“不以刑杀立威”，还能创收呢🤷🏻♀️一盘大棋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僞鈔之屬則没其貲産丁口，餘者止收貲産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爲衣食之本。（卷五，页81）
平心而论，不是坏事。落实与否另论。造伪钞者跟谋叛奸党一个待遇，谁教其动了不该动的财富呢。（又是谁说除大逆不道外不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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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法律与帝王，总有多面。
一面说着罪人不孥不连坐，要求生，要“从轻典”。
太祖謂省臣曰：“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
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污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卷一，页14）
“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法正則民慤，罪当则民从”，何其堂皇，“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的教训总结得又何其精辟。
太祖與羣臣論刑法，或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然魚鼈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惡衞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以致堯舜之治也。”（卷三，页42）
另一面，重刑止不住犯法，谁都可能会被抓。当然，运气好的，情有可原的，被皇帝发觉的，皇帝一彰显仁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有指望了。
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於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卷四，页69）
“老成”“才能”与“微罪”“罢免”，怎么看怎么不搭。
太祖嘗諭吏部臣曰：“爲國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前諸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近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召復其官。（卷五，页80）
爱民的官，太祖喜欢。但因“簿书之过”就发配云南，果真都是下面执法苛细之过么？（当然发配还不算最坏，如空印般要命的也不少）
太祖諭羣臣曰：“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卹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卷二，页29）
廉洁奉公者步入坦途，果真如此么？洪武朝为官，不管贪不贪，谁不掉层皮？
之前读此书时印象最深的一例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589611/
一个好人也自危的社会，皇帝的道德说教和喜怒决断，靠谱么，零星放回一部分“好人”，广泛消灭更多“奸人”，够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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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
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衞，審其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淩虐。
太祖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衞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
命取其（锦衣卫）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卷四、页76）
锦衣卫挨骂，后来老实了么？非刑非法在明代开了头，能管住么？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殘暴者爲國致殃。
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
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剖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襃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卷四，页69）
纯良之臣要保，残暴之臣要防，做得到么？
應天府有滯獄逾半歲者，太祖聞之，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滯淹。”（卷二，页22）
抓重点，京师周边要安顿好。“郡縣受枉者多矣”，怎么办呢？再说，无滞狱的，可能在锦衣卫那里，厂卫速战速决，犯人只求速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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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民间”一事，被太祖挂在嘴边。“人情”，似乎是他决断的强势理由之一。
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卷三，页52）
这屈法伸情，大有后劲。刑法志等有写到，有些例子还拉上了开济等刑官（没错，用来背锅）。
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代刑是针对“虽伤不至过甚”的杖刑，算是轻罪。为孝屈法的口子往那儿一摆，子女争着代父死的，也大有人在。轻刑要求情，杀人偿命这般的重罪，也好意思求情。
衞卒有差還，受親舊私遺者，衞官以違法，并逮其親識，請罪之。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常情。”命皆釋之。
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卽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卷三，页48）
《宽厚》。
洪武時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訐告之理？此因一時愚昧，或私妻子，争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合好如初。（卷五，页81）
重亲情，“人心天理”，很“民间”。
但雷霆之怒，也有一发不可收拾的。
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母果愈，遂殺其三歲兒以祀神。
有司以聞，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絶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
仍令自於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卷五，页91）
我在想江伯儿的老娘江氏，没了孙子，抓了儿子，最后要如何了。不过不论如何，曾在民间的朱元璋，这个坚决维护天伦根本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顺便说二十四孝里的糟粕成分不是自始就畅通无阻的，无论出于天伦还是利害，总有清醒的人。）
“不在旌表之例”的出台，其实也离不开臣子的建议，这个原委也是其他文献里较详，可以再议。
太祖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
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卷三，页47）
《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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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诬告问题，养济院问题等，在后面几朝有更多表现。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卷五，页85）
洪武初，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爲令。”（卷二，页26）
國朝最重誣告之法，永樂初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淩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卷六，102）
此书不难读，但把材料摘出来再分类，一一细品，两相对照，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最大的启发其实是，慎与恤在精神层面绝对是“有比没有好”，但实际意义，还得是放在具体语境中，跟一时一地一朝的重点与痛点联系起来看。有时慎恤是锦上添花，有时是缺啥吆喝啥，像狼来了里的小娃儿，吆喝多了，难免成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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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点贴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