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宏谈陈继儒及其时代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南直隶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文艺批评家、书画家及鉴藏家，享誉当时的东南名士，新兴出版市场造就的文化人。他不仅倾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而且辐射广大的市民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及生活方式，引导晚明江南地区的新风尚，成为明代中晚期勃兴的市民文化的代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广宏教授主编的《陈继儒全集》，经多年整理编纂，于近期出版。在晚明这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激烈转型的动荡时期，我们该怎样看待陈继儒的个人选择及其成就呢？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时，陈广宏认为：以陈继儒为代表的“晚明这些真正追求独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灵思潮为代表的晚明文学，通过他们的个性阐扬，将自己打造成文学文化史上充满特异气质的先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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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黄晓峰
《陈继儒全集》整理出版的情况，您能先大致介绍一下吗？
陈广宏：关于《陈继儒全集》的编纂出版，最早一直可以追溯到陈继儒辞世，其子陈梦莲与眉公门人吴震元、许经等商议着手编订诗文全集。原计划拟分四刻，凡百余卷，因条件所限，最终仅成一刻，即《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附《年谱》一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些出版社以新式标点排印出版《陈眉公全集》，作为“国学基本文库”等，不过那其实仅是《陈眉公集》十七卷的改题，并非真的是全集整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虽亦有若干普及性的眉公小品选注本出版，以及像《妮古录》这样的杂著获得点校整理，但大规模的全集编纂未能开展。因此，可以说，这是四百年未竟之事业。时至今日，随着文献资料环境的改善及检索手段的提升，对于陈继儒著作的全面调查、搜辑及系统整理适逢其会，理应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当我任职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有一群硕博士毕业生，联络同道组成工作团队，准备开展《陈继儒全集》的整理编纂并邀我加盟时，深获我心，他们的学术眼光和勇气令人敬佩。
正因为陈继儒是新兴出版市场造就的文化人，在当时即倾动寰宇，他名下的著述出现众多“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这就给我们的捜辑、甄辨、整理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对明清公私藏书目及现代各藏书机构相关著录与藏本作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得出题署陈继儒撰著、纂辑或编选之作，在一百二十种以上；题署陈氏校阅、订正的著作，亦过百种；题署陈氏评点、注释的著作，近五十种。这样的话，所有题署陈继儒的著作合计在二百七十种以上。当然，接下来面临的难题便是辨伪。鉴于陈氏与出版市场、出版商之间是一种相当微妙的关系，何者为真托名、真伪作，何者为欲迎还拒，何者为共谋合作，若非对陈氏名下每一种著述下工夫做专门研究，很难获得明确的结论。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采用做减法的办法。首先，凡题署陈继儒校阅、订正之作，以及评点、注释之类，概不编入，因为这些并非享有原始和完整著作权的原创作品；题署陈继儒编选一类的情况稍复杂些，然总体上仍可以上述理由予以排除，尤其此中属集部总集类者，如《古文品外录》等，完全可以不予收录。其次，对于题署陈氏撰著、纂辑而历来已有相关考论指其伪托者，如《小窗幽记》《福寿全书》《佘山诗话》等，从严甄别，概不收录。再次，确为陈氏撰述的一些单行或单篇之作，凡已收入诸诗文集者，如《读书十六观》《书画金汤》《煮粥条议》《建州考》等，不再另行收录。此外，如陈继儒所纂《建文史待》，经考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只不过是陈氏逊让其署名，出于尊重作者意愿和文本初刊面貌的原由，亦不再编入。这样，最终确定收录陈氏诗文集及撰、辑独立成书之杂著共二十八种。全文编排参照宋人编纂“大全集”的方式，即别集加上集外单行的各种杂著。应该说，这种编集方式，也正符合陈继儒著述的特点。
我们的整理工作前后经历了将近五年的时光，团队成员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利用业余时间，克服诸多困难，诚可谓甘苦自知。该项目有幸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也提供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对项目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编纂工作委员会，大家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项大工程，既是为研究中国近世文学文化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打下文本基础，也是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工作。
您认为陈继儒给自己的定位是“在于朝野雅俗之间，儒释道乃至百家之外，看似是无流可入的零余者，实乃有意自求超越主流价值世界，不必循其规则讨生活，既与庙堂相对待，也与世俗相对待，是不受三教五行束缚的局外人”。这在晚明江南的士人群体中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陈广宏：确实很有代表性，这种定位，显示的是知识人与国家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的自觉疏离，而追求一种个体的独立人格。一般认为，自正德、嘉靖之际，尤其万历以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像陈继儒这样放弃仕途的读书人的涌现，成为社会上的一道风景，可称为“山人现象”，且变态百出，泥沙俱下，学界于此已有不少研究。这当然显示时代之变，士风之变。就文学史上而言，这一阶段颇有名气的所谓山人，如孙一元、黄省曾、王宠、谢榛、徐渭、沈明臣、宋登春、陈昂、王穉登、赵宧光等，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精英士大夫对布衣、山人的发掘、标举，成为一种时尚。如袁宏道作传称徐渭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钟惺积极推动陈昂诗集的刊布，表彰其诗其人其行径为明布衣第一：皆显示他们的价值取向。内中的意蕴无非在于显现他们自己的奇情孤诣，又引导整个社会对身份之外的个人性情、才气、识见、趣味的看重，以及对这类人自我生活方式选择的肯定。
陈继儒的焚弃青襟之举，再往前推，亦有其仪型先导。如出身商贾家庭的唐寅，可谓文艺界一大名人，其友祝允明为作《唐子畏墓志并铭》，即记唐氏曾对自己说：我当初不过为满足先人的愿望，才去从事举业，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愿，“便可褫襕幞，烧科策”——这不正是陈继儒的样板吗？唐伯虎后来的所作所为，固然是因科场案而遭罢黜，从此断了仕进之念，而其放浪形骸，奇趣时发，也正是那些山人墨客的样板。从陈继儒自己追溯的与乡先贤相关的精神渊源来看，无论是元末隐居松江的杨维祯等三高士，还是倪瓒、顾瑛、曹知白等富室形成的交游圈，都代表了其时在这样的避乱之地，已经出现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说的持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的特殊人群，因而称之为“文人”的诞生。士人的生存方式、自我表现方式确实皆发生很大变易，这也正是我们意欲追究的，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的呈现。晚明这些真正追求独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灵思潮为代表的晚明文学，正是承续这样的精神脉络，更加旗帜鲜明地通过他们的个性阐扬，将自己打造成文学文化史上充满特异气质的先锋人物。
晚明士人上升通道愈来愈窄，进入体制的希望渺茫，这确实是事实，但陈继儒三十岁就主动“焚弃青襟，绝意仕进”，似乎比一般人要早很多，除了环境的因素，您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取向在那时就已定型了吗？在他的作品中，有流露过后悔吗？
陈广宏：于陈继儒而言，决心算是下得比较早的，当然有多种因素合力所致，包括对个人身体、性格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的考量，而从思想动机来看，应该说，当时士人关注的性命之学，反思个体存在的意义，给了他顿悟一般的一种推力，如屠隆对他的赞许和期待，显示是懂他的人。不过，恐怕很难说陈氏在而立之年前思想取向已经定型，虽说没怎么看到他自己于绝意仕进有后悔之言论，那或是当事人有所忌讳的，然在弃巾之初，其实他心里还是颇难承受的。友人王衡为陈继儒父亲作寿序时，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说陈继儒罢诸生时，内心应相当纠结，辗转放不下，故日日睡至太阳快要落山而未起，结果被老父亲踢起来，说“鸡肋在而口，欲吐即吐耳”，言下之意，有什么舍弃不了的事，并与一般视儿辈入仕方为获得依靠的世俗之见相反，认为吾今日始有吾儿耳。此后，随着岁月的流逝，眉公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调节自己的心态，日渐筑牢自己的价值世界。比如像编辑《逸民史》那样，通过搜讨二十三史中各类逸民的传志，全面构建隐逸人群的历史谱系，让古人来为自己站队，为自己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张本。又如在为友人沈师昌《餐胜斋集》作序时，说到他们如何相邀品题松雪翁赵孟頫、梅道人吴镇的书画，而绝口不提举子业乃至古文诗歌，“意若谓饾饤烟火气，非吾曹齿颊间物也”，标榜一种清虚高洁的趣味。至于他在祭杨廷筠文中，描述杨氏对董其昌说“今而后知眉公绝意进取，无所缘饰”，实洞察本怀甚悉，亦无非是通过这种相互确认而坚定自信。因此，若拿陈继儒与偏执、狂诞的徐渭相比，当然有性格本身的差异，然眉公相对平和的心态，至少可说明他建构的价值世界相对完足。
陈继儒弃绝仕进之途后，主要是通过坐馆和刻书来维持生活，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他算是个自由撰稿人，不仅是其中的佼佼者，且能在商业出版与自身价值世界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您说他的作品“向外传递的，既是一种有异于传统的开放的杂知识，又是消闲娱乐为目的的‘轻阅读’，可以想见如何受到阅读市场的欢迎”。以当时江南的文化、经济、商业环境看，大部分“自由撰稿人”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陈广宏：这可说是书籍社会史的一个题目，也已有相关的研究。像陈继儒这样的自由撰稿人，仅仅是文字商业化的一种形式。它当然是治生的手段，与眉公差不多同时，大家都熟悉的，如冯梦龙，大木康教授曾具体梳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年间，从事小说、俗曲、游戏书乃至举业用书的写作与编刊，不少即应书肆之请；在崇祯间被擢为贡生及出任知县后，随着社会地位提高，出书活动减少；直到甲申鼎革，重又投入时事书籍的编刊。若联想到文徵明曾经记叙的生员因多年不得贡而穷困潦倒、志业两负的惨状，那么，冯氏人生境遇的这种曲线，显示了他从事书籍编刊应与治生相关。又如邓志谟这样书坊所聘的专职书稿编写人，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他曾作为建阳余氏塾师，为萃庆堂编刊过多种小说戏曲及日用书籍，在金陵则是为丽正堂。因为完全按照市场所需从事编书选文，以此谋生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对于这些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而言，所追求的目标决不止于治生。如长洲顾元庆，嘉靖间藏书、刻书家，辑刊《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等，中有若干种乃自作。海盐王文禄，以编书、著书为业，万历中参与编刊《百陵学山》，所收书达百种，也有若干他本人的著述。他们的家庭背景相似，皆自父亲这一辈入赘富家，有经济实力而从事鉴藏、书籍编刊，既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亦是藉此谋求声名，目的或即在文化权力的获得，提升其社会地位，是一种更高层次生存状态的追求。值得一提的还有与陈继儒同时代且有交往的嘉兴周履靖，山人而热衷于出版事业者。周氏在嘉靖晚期放弃举业，继承家业而在鸳湖边置产隐居。他的生活状态与陈继儒相似，兼具藏书、刻书、书画鉴藏者等多种身份，利用各种资源以及人脉，积极投入出版市场，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追逐某种文化资本，故被眉公视为同道中人。万历中他在南京设立荆山书林编刊丛书《夷门广牍》，计十三牍百余种书，其中子部十牍，有个别自著，集部三牍几乎皆属本人创作，应该说，这为眉公名下“宝颜堂秘笈”提供了编纂模式，由陈继儒名列《夷门广牍》编校者，并为周氏身后编纂文集，亦可证实他们之间并不仅是诗酒酬酢的关系。
陈继儒的选择，是因为晚明时期“可以有多种谋生的出路，有多种生活方式及价值可以选择”，鼎革之后，清初对于江南士人的打压极为残酷，这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环境是不是发生了剧变？或者说，“士绅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增长，及其与国家政治体制之离合，是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新的情况”，这个新的情况，是不是只在晚明和清初昙花一现，乾嘉之后就沉沦下去了？
陈广宏：晚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时期，无论思想、文艺，抑或日常生活，都呈现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适视角。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高压政策，武力征服与思想整肃并举，对江南士人的打压确实极为残酷，尽管亦因人、因阶段而异，然总体上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剧变。士大夫阶层也有人在反省空疏、浮躁的士习学风是否即为导致明亡的原因，与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关注作为内应式转换的近世性线索，虽说在政治高压下，士人的独立人格精神、纵放乖张的个性行为会有所敛抑，然当清朝进入所谓盛期，鉴于工商经济、市民社会仍在发展，至少像鬻文自资、编刊众多奇书的李渔，在随园做寓公而提倡“性灵”的袁枚，诸如此类标志性的人物仍然不绝如缕。再如，从康熙一直活跃至乾、嘉的“扬州八怪”群体，皆以鬻书画为生，除了像郑燮、李方膺，算是做过知县，其余都属中下层士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介入市场较深，有满足盐商审美趣味的成分。也正是这些盐商，他们还支持学人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有研究即试图将十八世纪新学术的兴起与物质、经济生活之变化联系起来考察。那些游幕、或在富贵人家做塾师的学人，因相对解决了衣食问题，得以专注投入个人研究，也明显疏离于国家政治体制。至于这里提到士绅阶层，主要是想突出其占有知识和在野的一面。而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士绅阶层其实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对哪一方认同更多一些，往往取决于国家控制力的强弱变化。乾嘉之后，世道又变，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面临新的民族、社会危机，成为一种国家转型的发端，知识精英的政治意识、世界观念等日渐发生转变，讨论他们的身分构成以及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向心或离心倾向，或许要在更为复杂的框架下开展。
您提到陈继儒对晚明“山人”群体的不屑，以真隐逸自居，同时他又写了很多经国治世的建言，这些建言当然显示出士人的使命感，在您看来，这些建言有可操作性吗？毕竟陈继儒从未出仕从事实际的政治事务？
陈广宏：这原本是一种主观评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陈继儒虽未在官场事务堆中历练过，但他或许还是有如下的优长：一是他被认为具有某种不一般的识力。这种识力既来自于他读书的博而杂，包括时事、钱谷、水利之类，无不关心，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来自于他的人情练达，在为人处世上有不少透彻之悟。因而常常有一些高官在新上任时，会特地去征求他的意见。如友人钱士升被招入内阁，曾特地去向他请教，如何为官自处，他则书写四字、八字箴言以对。二是他有相当广大的人际交游网络，与朝中阁部至言路以及各级地方官员皆有密切往来，可以即时从邸报、奏疏、书信及市井舆论等多种渠道获取全面有效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形成相对准确的研判，官员们亦乐于征询他的看法。记得高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陈继儒研究：历史与文献》中举过一个陈氏建言的例子，即对朝鲜“仁祖反正”一事的看法，相比较一些官员的奏章，要显得更切实际。眉公认为宣祖之王后立李倧为国王，此为朝鲜内政，在给阁臣朱国祯的信中，指出倒是应注意毛文龙对整个事件的操纵，所谓“朝鲜为之用”，这些判断算得上真知灼见。晚明苦于边患，陈继儒对辽东局势一直关切有加，先后撰《建州》《辽左》等谋划建言，同时有茅元仪，乃谙熟边事兵备并富于实践经验者，曾在为眉公撰《筹边备考序》中，称赞他所辑之作“何其简而核”。即便是四库馆臣，在批评眉公明季山人之习的同时，对他在《读书镜》中为万历间争国本而发的言论，谓“于明季台省之弊，可云切中”，也还是有肯定处。
处理地方事务，是在地士绅的职责所在。陈继儒在自己家乡，从赋役、漕运、海防、赈灾救荒，到修桥筑路、纂修方志，大小事务，皆有用心的建议、措施，并不迂阔。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于修志所持的态度，绝非视作锦上添花之举，而就是“镜前修，备后观”之史鉴。比如志荒政，补前志之阙，讲求的是长吏尽心设处，士大夫以实心策应之，反对口上救荒、纸上救荒。至于地方建制相关建言之切用，可举他在六十五岁时作《拟金山卫城改设州县议》为例，当时华亭知县章允儒欲扩西南郡城，但眉公以为这样“设处浩繁”，未免劳民伤财，不如以金山卫改州县，较易于城，故特拟此议。这样的提议在入清后获得实施，雍正四年，果然在金山置县，举娄县西南之土而分隶之。故如名臣何乔远在荐举陈继儒时，亦会强调“见其博综典故，谙通时务，真有用之才”。
陈继儒被视为晚明小品文大家，但四库馆臣却严厉批评他“议论空疏，多无根据”，这是时代风潮变化带来的评价变化吗？您怎么看待他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地位？
陈广宏：总体上当然可以这么说，细辨起来，也是不同地位、身份乃至不同个性的人持不同的价值标准所致。即在晚明，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阵营。就小品文来说，陈眉公无疑是领军人物，四库馆臣的点名批判也证明这一点。我曾举陈氏先后为崇祯间郑元勋所选小品集《媚幽阁文娱初集》《二集》撰序，说明他之于这种闲赏文字的指导性地位。又，天启间钱塘陆云龙辑刊《皇明八大家集》，乃屠隆、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陈继儒、董其昌、黄汝亨、陈仁锡八家，每家选文二卷，皆径以“小品”命名。陆氏立此八家，实为拟古文之唐宋八大家，其中陈继儒被拟老苏，显示出版市场欲通过打造新经典的方式，树立一代文章之新时尚。崇祯中，陆云龙又推出《皇明十六家小品》，在上述八家外，增补王思任、钟惺等八家。显然，这些作家无一不是性灵思潮主导下，追求任性而发、各具独造的新派文章圣手，郑振铎先生曾议论说，“陈继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间算是最重要的”。小品文所涉文体总杂，包罗万象，各作者专擅亦不相同，其要在于与高文典册之述作相对，以呈现个人性灵为旨趣，具有“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之特质。眉公达到这样的地位、成就，至少依恃两个条件：一是早年对古文写作颇下过一番工夫，还编订《论脍》《古文品外录》等，显示受王世贞影响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如郑元勋纂《国朝大家文归》，选录明初宋濂、刘基以下至陈继儒共十八家明文，意图将眉公确立为辉耀整个明代文坛而非仅止于新派文章的大家。二是有睿智、通脱的识见，而这又需特殊的“博文”相支撑。这种博综子史百家及其他种种杂学以开放士人知识谱系的进程，自明前中期的吴中文人已经开始，而眉公的贡献就在于，以他个人的理解方式与浅白而富于审美性的文字，将之作为一种社会闲暇消费，向更为广大的市民阶层传播。当然，作为一种流行文字，难免有伤于率易处。
在诗歌方面，陈继儒不能算是那类职业诗人，但他在当时确有全国性的声名地位。我们可举无锡华淑万历后期所辑《盛明百家诗选》为例，这部选集收录洪武至万历三百四十余人，陈继儒与李维桢等各为其撰序，亦显示其地位。眉公在序中敏锐指出明诗“好新者”矫正复古派的划时代变化，表彰华淑选诗尚情尚韵、宁今宁我的立场。因此，选集中如汤显祖、袁宏道、屠隆等性灵派作家，皆具有较之前复古派作家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更多的入选作品数，陈继儒亦仅次于屠隆而列于第一阵营。其他布衣诗人如王穉登、徐渭等也都占据重要地位。显然，至迟在万历后期，陈氏已被当作新变诗风的代表之一，受到诗坛的推许。崇祯年间，眉公的名声更大，石首夏云鼎编刻《八大家诗选》，乃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曹学佺、谭元春等八家，被标举为“崇祯体”。对于陈继儒来说，诗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又是自我人格心境的呈现，故他的创作，基本上是其平常行迹的即时写照，如各种山居诗、写景诗，摹写松杉竹梅之类的咏物诗，以及酬赠、题画诗等，常常是随意抒写，诸体皆擅，表现恬然独乐的情志，在疏离的倔强中还有些许谐趣，多少呈现一种游戏的姿态，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风格。相对而言，其七律公认最为精工，入选各种选本占比总是最高的。
您刚才提到“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伪托陈继儒所作的《小窗幽记》在前些年曾风靡一时，您能介绍这事的来龙去脉吗？
陈广宏：这事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大抵而言，《小窗幽记》最早为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共十二卷，题署“云间陈继儒眉公手辑，古溪王绍曾西岩论定”。然而有研究者发现，此本内容与松陵陆绍珩在明天启四年刻《醉古堂剑扫》十二卷几乎全同，仅个别条目顺序有出入且有增删。《醉古堂剑扫》一书，陈继儒的大名列于“参阅姓氏”之首，且“采用书目”中列了眉公著作。显然，陆著原也是打眉公牌，并以陈继儒等新时尚作者为标签打造的流行读物，书中有数十条即辑录自陈氏《岩栖幽事》《太平清话》《狂夫之言》《读书十六观》等杂著，当然，也辑录其他小品作家李贽、徐渭、袁宏道、屠隆、董其昌等文字及前代相关文献，按主题分类编排。乾隆中，坊间以陆著为蓝本酌定付梓，干脆直接宣称此书为眉公“手辑”，至于书名《小窗幽记》，灵感应来自与陈继儒有交往的山人吴从先的《小窗清纪》《小窗艳记》系列，恰是那种清言小品风格，小窗乃其号。这其实也算是前面提到过的“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营销手段颇不鲜见，如《致富奇书》明刻仅署陶朱公，后来的版本则开始标眉公名，康熙三十六年郁郁堂刻本出现伪托的眉公崇祯自序，明言自己手订范氏之误。表明即便在清康熙间，乃或乾隆中期，眉公的金字招牌依然有强劲的号召力。而直到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尤其大规模禁毁图书，陈继儒著述的传播遭遇国家干预，从此沉寂。至现代社会，随着新文学运动的不断深入，给眉公诗文的大众化出版带来契机。1935年至1948年间，《小窗幽记》同样被当作“眉公手录”之著收入“国学珍本文库”等，由上海中央书店、博文印书馆等广为发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陈继儒著述的传播迎来复苏的局面。这期间，最为趋热的，正是这部《小窗幽记》，众多出版社纷纷抢印，各种版本不计其数。这一本书的遭际，亦可作为考察陈继儒接受史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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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