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札三则
一．《汉书·礼乐志》中“邹子乐”的注
余读《汉书·礼乐志》，所见“邹子乐”，疑惑颇多。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仅谈及其在官本上的格式，未加以多解，故不自量力，结合古今人之认识，加以注解，成己之感想。《汉书·礼乐志》所载二十篇中唯独见“青阳”、“朱明”、“西颢”与“玄冥”四篇后有“邹子乐”三字。古来之论颇多，近来如王福利所著《汉郊祀歌中“邹子乐”的含义以及相关问题》一文对于“邹子乐”三字的含义算是下了定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郭茂倩在编纂《乐府诗集•郊庙歌辞》时， 尊重了历史上的记载，将‘邹子乐’三字的标注情况已给予了客观的说明，并非将其视为四时祭歌的歌辞作者，而指的应是四时祭祀所奏之乐为邹衍乐。”延此观点，以作本文，结合各类文献，当为补充之用。
过去，对于“邹子乐”的认识主要围绕作者是谁展开。清代沈家本在《汉书锁言》中就以为：“《靑陽三》鄒子樂此章，曁《朱明》、《西顥》、《元㝠》三章，並有鄒子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相似的认识也普遍存在于历来论者的各种著作中，沿着作者为谁的指向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讨论。如宋代王应麟在《玉海》中就将“邹子乐”列于“邹衍律”目下，以为“邹子”是邹衍，成为一种意见。除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邹子”即邹阳，可见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所言：“故不著明某章为某人作，惟《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 ，注明为“邹子乐”，当是邹阳作。阳，景帝时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当时乐府采其词以制谱。然则十九章中，此四章时代又较早了。”这段论述反映梁启超认为此四篇额外标明作者的原因在于成篇时代较早，故特别标明作者为邹阳。还有的则以为是邹忌所作，如陈直在《汉书新证》中就说：“邹子乐，疑邹忌所传之乐谱。”不过，陈直并没有展开论述，难以使人信服。有人以为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續稿》中将“邹子乐”三字视为单独的一个人名（详见马兰花所著论文《汉初郊庙歌词研究》）。在我看来，似难就此以为。一种使用的方法是倘若无法确定具体的所指，姑且就续用“邹子乐”以代之，这算是比较严谨的态度。再如清代查慎行在《得樹樓雜鈔》就说：“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章之下，各有鄒子樂三字，所不可解”，这种不可解当视为一种特别的认识。具体之应用如明代胡应麟在《詩藪》所言：“西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季，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乗，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賈山，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知有河問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矦劉德此类尚多”，此中当是肯定“邹子乐”在史书中的客观存在，但并不反映作者对“邹子乐”的确切认识。以此作为作者“邹子乐”的具体认识，似乎偏颇。在《弇州山人續稿》中王世贞言：“天下以經術歸齊魯，而詩尤爲之冠。第其所著房中鐃歌之章，則以屬之唐山夫人、鄒子樂輩。而司馬相如、鄒、枚、雄、褒諸才士，其賦頌卓然膾炙於西京者，徃徃出遐僻，而齊魯不與焉。”从中可以知道王世贞以为“邹子乐”必不为邹阳，至于具体所指为何，则无有论述，我们也不宜将这种认识加以外扩。论“邹子乐”当具体何指？笔者以为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现。若需有一结论，则首先“邹子乐”当为乐章名较为合理。参考《礼乐志》其余诸篇未载作者，倘若独以此四篇载有作者，岂不怪哉！当时此四篇所需之乐为邹子乐，故特别备出，当为合理。
《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於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关于今本《乐书》，多以为书已亡失，大多内容均采自《乐记》。不过，张大可在《史记通解》中亦以为是书亡序存，此段正采于序中。无论是否出于司马迁笔下，今本《乐记》所载，通常也认为不会超出西汉时期。通过与《汉书》记载的的比照，可以说在当时此四篇应是流行于世，特别是所载中亦言“世多有”之语。清代邵晋涵所著《尔雅正义卷第九》中有载：“《太平御览》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迎春歌青阳，迎夏歌朱明，迎秋歌白藏，迎冬歌玄英。’是又为四时乐章之名。”记载中的“邹子乐”与“四时之歌”的关联主要通过诗词所现，同时亦可以说明此“邹子乐”四章当流行至东汉，而从篇名看似有变化的。关于“迎四时”与“邹子乐”的关系，可以具体参考刘爱敏所著文《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周秦之际的历法整合》（《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不过若以为“邹子乐”是乐章之名，则“迎四时”与“邹子乐”的关系暂且无从考证。关于篇名的变化，暂时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时代变化的需要，非本文可考。关于“邹子乐”对应四时之歌，可查见南北朝时沈约所著《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乐一》载：“光武平隴、蜀，増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这种关联，无法确知是“邹子乐”创作时就带有的原始含义，还是后人赴会于其上的，不过多少能够反映前文所说“赋予性”色彩的浓重（政治活动赋予新内涵的需要）。由此，清代沈钦韩著《汉书疏证》便说：“宋樂志：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靑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自靑陽以下稱鄒子樂者，今鄒子陰陽家殆無一字傳其書，當言五郊之樂。”想来，当时许多人都依据《宋书》所载，通过“邹子乐”的作用分析认为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传，沈钦韩对此则持审慎态度，当以为名作“五郊之乐”更佳。
对于“邹子乐”的讨论，最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无论“邹子”为何人，“邹子乐”都是可以代表齐文化在汉廷的影响。从王世贞《弇州山人續稿》载：“乃至炎漢之初，魯以蕞爾板築抗天下之兵，以爲項氏守而絃歌不絶。齊之夸詐急功，亦變而爲舒緩養名，而一時談經之士獨盛於詩，而業詩者，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其人皆有壽考顯名而傳。至於瑕丘免中之屬，累累不廢，王式以詩諫，韋孟以詩風，而孟之孫若賢，及玄成賞貴極於取將相。天下以經術歸齊魯，而詩尤爲之冠。第其所著房中鐃歌之章，則以屬之唐山夫人、鄒子樂輩。而司馬相如、鄒、枚、雄、褒諸才士，其賦頌卓然膾炙於西京者，徃徃出遐僻，而齊魯不與。”此中，王世贞的见解十分确切。汉初，齐文化在西汉文化界的影响力极大，待到武帝以后，这种文化的影响就弱了许多，方才有“齐鲁不兴”的评价。
二．西汉“漕输”问题注解
关于西汉时期，粮食转输关中的问题，我最早的认知是读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先秦秦汉卷》，在“第五节民穷财匮与武帝末年及昭宣时代的复兴工作”一节中他提出：“到了外事国夷，国用增加，我们只看遭运一事，就可知道”，随即以高祖至武帝时期漕运转输为例佐证关东对关中的给养，以及汉代中央耗费的加剧。这种认识亦影响了今人，如王锋均在《汉唐时期关中农业与京都长安》一文中言：“尽管西汉时关中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但供应长安的数十万人口和关中及西北戍边的大量戍卒还是有一定困难。因之，每年还需从关东等地漕运粮食”；宋杰著《论秦、汉国家以“关中治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军事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一文中所言：“西汉初年，首都所需供养有限，‘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至汉武帝时长安人口膨胀，‘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足’”；祝昊天著《西汉关中漕渠运输系统的构建——以“西汉关中漕渠复原图”绘制为例》（中国古都研究）言：“汉初都关中以扼天下，遂有‘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开支剧增,对关东之粮的供应愈发倚重,汉武帝时为改善运输,始开凿关中漕渠,几经营造,逐渐构建成一套完整的关中漕渠运输系统，其后为长安方面源源不断地输入所急需的粮赋物资，有力地支撑着关中的繁荣发展”。透过山东往关中转输粮食的表现背后，以理解中央或帝国开支的变化，粗看上去十分合理，同时也符合我们对于一般王朝发展的认识。但是引用论据的合理性则值得我们推敲！（按：本文中漕转皆指关东粮食漕运关中，转输则是一个包含漕转的措施）
汉高祖时漕转见《汉书·食货志上》载：“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如果单独判断此载，以说明关中时需关东给养似无误。然结合本段前后所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则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认识。整段所载的内容主要为了表现汉初高祖时期，在经历了秦末动荡以后，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故有“岁不过数十万石”之语，意思是漕转的粮食数量一年也不过数十万石。对此的理解需要结合《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的记载：“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这段记载可以反映出秦时转输政策对于民力的损耗是极大的，同时也反映出秦代在寻求扩张的同时，转输政策的使用同样是达到极限的程度。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岁不过数十万石”是汉初高祖时期的一项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前后比照，武帝时期山东漕运保持在四百万石，是汉高祖时期的数十倍。因此，数十万石的转漕或许也可以说明汉初中央在“休养生息”政策背景下实行的一种仁政。当然，也有以为是汉初中央权力收缩的一种表现，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中说：“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可谓真知灼见。
对于“漕转”，应有一个基本认识，即是政府运行下常态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财政调节手段。前面如萨孟武为代表的认识，多把“漕转”当做一种财政调节手段，以为关中的粮食无法自足，需要关东的粮食以供给，恰陷入了误区。如汉高祖时期“岁不过数十万石”，昭帝“悯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方才是财政调节的具体表现。这种调节还反映在应对战事活动上，西汉一代的平常时候，甚至一般烈度的战争时期，粮食的跨区域转输是后勤补给最重要的手段（详见李建雄著《汉代西北粮食转运薄书研究》，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因此，方有张敞所言：“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汉书·萧望之传》），可见战事时期漕与输的转换亦是一种调节的表现。武帝时，漕转四百万石见《汉书·刑法志四下》载：“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这段记载的关键并不在四百万石的量上，而在“官自籴乃足”。记载反映的是武帝时期，行政上的农业职能分配由于交叉管理导致的繁冗，同时以机构设置过大、罚没奴婢过重、征收的田税并得以转漕的达到四百万石的种种迹象表现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与盘剥。从中很难理解“转漕”四百万石是因为关中地区缺乏给养所致。特别是需要结合武帝时期频繁的对外作战，粮食耗费巨大，因此在田税的征收与转漕上就特别重视，行政手段滥用的现象完全可能存在。“自籴乃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武帝货币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寻求以货币调节市场的可能。在此简论之。汉初，对于民间铸币的态度始终是不断摇摆的。文帝五年有“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景帝中元六年诏“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到武帝时更造五铢钱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府发现货币的权威性，《汉书·食货志下》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年，而赦吏民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可见在严刑峻法下，私铸钱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这也可以用以关联日后西汉末年“禁私铸”的现象，以及东汉时期货币的使用大大减少的现象，暂且按下不表。政府允许铸私币的同时象征政府放弃了使用货币调节市场的可能，这种放弃的转变在武帝时期，伴随着财政支出的陡然扩张，货币的作用开始为政治顶层设计者所关注。文帝时期曾经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方针，积极寻求与匈奴的决战，《史记·孝文本纪》载：“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文帝三年五月），另见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记载中的两次积极出击在规模上都不亚于武帝时期，然而持续的时间都非常有限。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此有言：“文帝自劳兵至太原、代郡， 由是北边置屯待战，设备备胡，兵连不解，转输骆驿，费损虚耗，因以年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粜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虽然不能完全以为财政负担是限制战争预期的最核心的因素，但也亦不能排除财政上的巨大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可能。就此，武帝时期对于私铸币的打击，以及相应的铸币改革的意义就得以凸显。“自籴乃足”成为了官方积极使用货币的一种直接体现，也是积极介入货币流通的一种财政手段。与此联系，《汉书·刑法志下》禹贡所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从禹贡谏言废币中可以了解，经过武帝时代财政的改革，税收的形式除以实物征收为主外，货币形式的征收也占据了不小的比重。这个变化在“漕输”上的反映亦能体现，宣帝时期耿寿昌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汉书·食货志上》）耿寿昌的建议是“自籴乃足”的常态化、制度化，各地转漕关中损耗巨大，倒不如直接到三辅、太原等地用货币购买来的便利许多。虽然最终未能成型，然亦能反映到昭宣时期，转漕本身的作用随着货币征收的扩大化而减弱了许多。
回到“漕输”的性质讨论，《汉书·刑法志第四下》记载：“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这一记载用以反映桑弘羊主导的财政改革的成效。既然是成果的表现，“漕输”的数量便无法直接体现山东对关中的给养的。“漕益岁六百万石”是相较过去四百万石的进步，即在桑弘羊积极的财政治理下，田税征收的增长。总不至要理解为关中耗费或者中央开支增加吧？随后又言“太泉、甘泉仓满”，仓满的原因即在于“漕输”的增长。倘若按照关中所需的给养来看，则何以“仓满”呢？所以“漕输”的性质无非就是各地征收的田税上缴中央的过程罢了。《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页501）言：“从秦汉地方的财政职能来说，郡县官吏按规定将田租和赋税收缴上来后，即需登记造册，定时向朝廷报告，其中除部分留作地方官吏的俸禄外，绝大部分要运至中央设在地方的国库保管，或以漕粮的形式解调京师。地方长官乃至朝廷派到地方主持赈灾的使者都不得以任意动用，否则要受重罚。”如此，“漕输”的性质就明晰许多。汉代除诸国郡仓外，可见载的“仓”有太仓、细柳仓、嘉仓、甘泉仓、敖仓、根仓、溼仓和京师仓。从仓名中我们便可知大多在关中、三辅地区，由此“转漕”与“仓属”之间的关系亦很清晰了。
三．“后战国时代”的理解
“后战国时代”是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对前汉初期的历史进行定位，今日已逐渐为研究汉初历史时期的共通性认识。对于“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定位，李开元分析以为有四大特点即新贵族主义、分权主义、保守主义和调和主义，由此四个特点进而阐释“后战国时代”的各项历史进程。近来，笔者听了仇鹿鸣的一场讲座（“魏晋易代的大事变化”），其中谈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趋势时，特别指出这种大趋势在历史回溯上的限定性。假设回到公元四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人的概念中可能很难存在一个“分久必合”的认识；如果再往前回到公元二世纪左右，在经历了两汉四百年的统治，可能时人又很难存在一个“合久必分”的认识。这种回溯上的限定性可谓是秉轴持钧、动中肯綮，值得深思。“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定位亦要结合这个认识，即在多大程度上，从历史的材料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指出这种历史定位是存在于当时人的认识当中的。
“战国”作为名词，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可见于《尉缭子》、《战国策·楚策》等材料中，其含义是描述当时的各国的一个形容词，即有战争之国的理解。含义的改变则在西汉末期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才确切的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称呼（详见杨宽著《战国史》绪论）。换言之，今日“战国”或者“后战国”的概念是不存于先秦至汉初人们的认识当中，可能普遍存在的感受无非是结束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而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揣测这种“概念”的缺失，可能源于秦的短促。一般而言，后代对前代展开经验总结是合乎情理的，比如汉初的历史评价主要围绕的是秦的灭亡，而非战国。然而秦对战国的反思却较少见于记载中，可能是源于史料的有限，或者是秦本身的集权性或是不稳定性（短促），这种经验性的历史总结并没能展开。间接的定位可见的如《史记·李斯列传》中，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谏言行分封，李斯反驳道：“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里，李斯从一个臣的身份总结“战国”时代的经验教训，进而反驳行分封的可能性，并提出“焚书策”。然而类似于贾谊《过秦论》、贾山《至言》那样系统性反思的文章，在现存的材料中是无法找出的，即使是政治顶层的评价也是很少述及的。秦始皇在并天下后的“诏议帝号文”中有载：“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籓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我们把这段记载当做对秦并天下后寻求统治正当性的表现，则“道德因素”似乎成为了这种正当性的支撑之一，也可以说是秦对战国的历史经验总结。从各类秦始皇时期的刻碑中，亦能够感受到“道义”因素的存在，如“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脱离于具体政策，着重于抽象性的道义描述，与秦的严苛峻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赵正书》中，当胡亥欲杀扶苏与李斯时，记载着两段子婴的谏言：面对胡亥欲杀扶苏、蒙恬时，子婴谏言道：“……夫赵王迁杀其良将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逐杀其故世之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终以失其国而殃其身，是皆大臣之谋，而社稷之神零福也。今王欲一日而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面对胡亥欲杀李斯，子婴谏言道：“不可。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纵其约，而行不义於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宛（怨）。今将军张（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无适（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两段记载的本质都在于“仁”的体现，如果直接点则都是对道义的强调。无论是面对忠臣，或是对兄弟的弑杀，都违背了人的基本仁义要求。结合前面秦对战国的反思，这种作用在人之上，对“仁”的道义要求被极度的放大到国家层面，用以使得秦的“并天下”获取了正当性。不能因此否认“并天下”背后存在着超越人性的部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强调人性的动机亦同样存在。“仁”的要求或许并没有远离秦的治国思想当中，司马迁评价扶苏：“扶苏为人仁”，或许并非是将其视为一个例外的存在。可以猜测在当时的秦廷，“仁”同样被强调为皇权得以延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一。延此思路，去理解秦末陈涉、吴广起义前陈胜所言“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以及汉初时期文帝面对淮南王刘长、景帝面对梁王刘武时所“刻意”保持的仁义形象，可以看出“仁义”下的道德因素在秦至汉初的政治思想当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回到对战国时代的反思，这种模糊化的“道德”处理背后的原因或许值得推测一番。一种可能是为了实现统一的稳定，就不得不对旧的战国格局下的各国历史进行模糊化的处理。这种模糊化处理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任何一个记载中的“国家”人性化，并指出它们违背了人最基本的“仁义道德”，致使亡国的发生，从而以激起民众对六国在朴素情感上的排斥，实现自身正当性的巩固。如此，或许就可以理解秦始皇对焚毁六国史书的行为。倘若总聚焦于各国具体政策，并展开经验分析与辨析，不免会激起六国遗民尘封（或未尘封）的历史记忆，甚至是希冀恢复过去的格局。毕竟，可以肯定的是秦政的残酷性是得到各种出土材料或文字材料的佐证，无法辩驳的。由秦反思战国到汉反思秦，似乎又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那就是汉对秦的反思更多的落入了一个具体的、实操性的政策辨析上，不再只是只是讨论“人性”上的某些因素或事件。如贾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历史定位，也是建立在大量的秦政分析之上的。这种变化的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汉承秦制，因此关于秦的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讨论便无可避免；其二是秦制本身的残暴性使得这种辨析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大降低。除此外，这种政策性的反思也促使西汉初年政论文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贾谊所著《治安策》一文，毛泽东曾经评价道：“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汉对秦的这种反思是否就可以断定是对“战国”的一种复辟呢？至少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字或者实物资料来佐证这种关联性。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在秦汉之间寻找到许多关联，从而佐证秦、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性。同样，论证“后战国时代”也需要在战国与汉之间寻找各种关联性，不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构建。回看四个特征。第一是新贵族主义，即亲族和功臣分封世袭；第二是分权主义，即权力的平衡与分散，名为统一下的分权；第三是保守主义，减少行政介入；第四是调和主义，不进行思想控制。就此四个特点来看，前两点新贵族主义与分权主义不仅是汉初的政治表现，也是如西晋、明初的政治表现；后两点则与“战国”的关联没有阐释清晰，如果只讨论政治层面，忽视社会层面，则历史作用的狭隘性很快就会表现而出，“保守”和“调和”终究是模棱两可的词汇。比如“保守主义”，汉承秦制，从出土的简牍中可以感受到汉初行政上对社会的控制，并非是一种反秦制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将初时期评价为“后战国时代”，仍然需要更充分的说明。从日后的文献中，我们或许能看到“战国时代”的影响（可能？），比如《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史记·三王世家》褚少孙补：“齐地多变诈，不习於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於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於是使使即斩其使者於阙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战国的地域分化仍然影响至汉中后期，可以部分证明当时仍然是用齐、楚、燕等旧战国的概念作为不同区域的划分的称呼，而不使用汉之郡县国名称之。然此种佐证仍然是片面的，就实质上的一种“旧战国时代”的定义仍需更多的证据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