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末裔

昆德拉是小说这一文体的末裔。如果按照他的方法定义小说，那就是在一个设定出来的空间中探寻人的可能性。而这来自于塞万提斯的冒险故事和拉伯雷的嬉笑怒骂，他们试图让角色在某个可能空间而非必然空间里展示其行动并对该行动进行审视。小说的发展就是在不同时代审视不同的人之可能性。昆德拉的这一说法就算确实在历史上有效，也很难不认为是20世纪某些“时代精神”所给予昆德拉的启示。当然，昆德拉不是理论家，而我也很愿意以小说写作的视角与其对话，但与此同时，昆德拉为小说家这个名号给予了远胜过海德格尔的诗人/布朗肖的写作者的伟大意义，因此我也深感有必要再多思考。 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昆德拉将小说设定为存在之探问，这是在抢诗人的位置，实际上他点名的伟大小说家:福楼拜、卡夫卡、穆齐尔以及布洛赫，经常被人们叫作诗人；且昆德拉给予小说家的基本设定——小说家要掩盖自己的生活而让角色登场——也和波德莱尔以来非个性化的现代诗无甚区别。但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不同，这是在这里，昆德拉保留了个人的能动性，既不至于像海氏那样走向臣服，也不至于向阿多诺那样走向极权般的批判，而后二者其实都更在意诗人，因为诗人是他自己成为了别人，它彰显的是此刻的可能性，也就是已经到来的未来之征兆，只不过需要不同的人来宣布未来。这样的探寻是一种非理智的强制，而小说家要探寻的可能性则是一种真正开放的未来，完全可以不来的未来。这是理智分析和感性塑造的合作产物，昆德拉自己的创造，还有他热爱的穆齐尔，都体现出这一点:一方面是在一种感觉的运作下塑造某个人物或者生成一些文本，再通过反思将这些行动所寓居的规则之网展示出来。当然，这里最明显的应该是卡夫卡:K其实和卡夫卡的感性形象很类似，但随着K开始行动，卡夫卡便开始处理这一行动背后的机制和思维，也就是“城堡”和“罪行的来源”。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是末日天使的号角，一吹时代便跟着无可挽回地降临；而小说家则是遥远未来模糊的绿光，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到达，也不知道那光究竟是好是坏。但思是对诗的聆听，或者对现实的反思，因此未有小说带领我们前往不可能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终于获得了彻底的不可替代性。 但这不可替代性建立在属于个人的欧洲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个人，那也就是无所谓可能，我们马上会被导入存在的天命，一如海氏所思，在回撤步伐中我们看到我们存在的全部历史作为失本而成其命运，因此必须回到那个田园牧歌的乡下。又或者我们有更加露骨的历史决定论。在这向前或者向后的集体之思中，个人的可能性不再重要，那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消失，欧洲的冒险精神消失，那么小说也就到达其终点。但小说本身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介入来挽回个人，现实永远是探查非现实的材料，是用来讽刺和开玩笑的无足轻重之物，挽回只会加速小说的死亡。 我想，这一思考是逃脱文学史批评长久以来无趣的二元模式的有效路径:一方将文学史构造为意识形态的反应/反映史，比如各种后殖民以及批判理论。这样的分析不仅让文学彻底成为某种权力装置，因而否定其任何公共积极性，而且彻彻底底地属于理论先行，只要带着这一有色眼镜，基本上所有书里我们都能发现各种偏见和掩盖——当然，更古老的历史主义就不必多说了；另一方将文学完全建基于形式的发展上，彻底剔除其中的价值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它却像一切科学化一样，将研究对象加入了括号。而科学研究的意义和原子无关，只和科学本身的价值有关，文学研究的意义却最好不要和文学无关。我想，只有意识到形式创新和存在之探问的纠葛关系，才能把两个方向结合起来。正如昆德拉所说，当布洛赫试图讨论价值贬损时，他就必须用别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作品，否则他终究在制造巴尔扎克式主体。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小说是围绕行动构造的，最初的行动来自于灵光一闪，但随着反思开始，作家就会意识到，这一行动背后的存在之根由不再是某种积极的主体性，而以往的心理小说塑造方式则显然偏向于这种主体，因此布洛赫发明了一种多文本的混杂书写，试图在复调中压制某个突出的主题。这一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形式发展的某种可能，而能不能走向它，则要看前一个形式是否终结，以及时代的素材更容易制造哪个类型。这样，我们就有了意识形态因素，即卡夫卡式书写赢得了胜利，而多文本相较而下失败了的缘由是意识形态的:既因为巴尔扎克式主体在一战后逐渐被怀疑，也因为卡夫卡回答了时代，还因为心理小说的形式在那时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而达到极点。这三者分属意识形态、存在之探问和形式，三者的扭结点也就是转折点。小说能做的并不是扭结，而是为扭结提供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保持这三元，我们就能够得到有意义的文学史，而不是谱系学的晦暗素材或者人类历史上的某条弯路。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伟大作家开始起存在之探问时时代常常处于另一边，这另一边昆德拉涉及的太少，而这一边的塑造和控制作用又是那么明显，这难免让人怀疑昆德拉避重就轻，实际上更多时候大部分小说家不过是想要运用某些形式来展示自己的生活而已，又或者不过是想要延续这些形式而已。而这些“而已”却塑造着一批一批人的思维方式。昆德拉本人的作品或许就有类似的命运:很容易看出昆德拉极端化了存在之探问，以至于一部作品就可以探问很多存在的主题，而其代价则是反思主体的极端化。我相信不少朋友是在读完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才去读的尼采，或者对媚俗进行了思考。但这些思考相比于《城堡》里巨大的情感–道德压力，显得那么轻浮又随意。在今天的网络社会，小说家式的思考成为了常态，而不是如昆德拉料想的那样，被某种极权机制所压制。可以理解昆德拉的选择，因为思考作为行动在那个时代远比其深刻度要有意义。但时至今日网络上流行着各种批判话语、各种数据以及各种科普，人们仿佛本身就存在于一个随意运用理论和现实的可能空间里，可以对无数的主体乃至于非主体进行探问。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我们最容易看到这样的话:“x本质上是y”，这还不够存在之追问吗？ 因此，昆德拉反而成为了今日主体的预言家代表。尽管这和他的主体性关系不大，但我们不免要发问，为什么他这样试图排斥小说公共性的小说家最终如此公共。我想在对小说史的梳理中，昆德拉最后也没有选择真正的玩赏态度，也就是狄德罗和斯特恩在他们那狂欢般的作品里的态度。而只要我们从幽默走向讽刺，那存在主义式的悲剧就还是其可见的终点。昆德拉始终认为笑中带有残忍和滑稽，并认为笑在尤内斯库处走向一种无奈。这种解读使得理性运用的意义还是让位给了内容的意义，大家不因为知识的欢愉而欢愉，却因为知识内容的沉重而充实:媚俗这个概念的命运就是极好的范例。 而昆德拉之所以还是残留在存在主义残忍的意义概念之中，或许在于他对个人的错误预估。这只是揣测，但如果小说这种个人主义的巅峰艺术只会输给极权的控制，且同时昆德拉对启蒙辩证法也持否定态度，那么在他那里个人就是彻底无罪的，罪来自于哪里，这在卡夫卡那里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因为K确实被审判了；但对于昆德拉，罪先要被塑造出来再被反思。换言之，昆德拉的角色终究是一定要有意义的，一定不能维持在某种可能的状态。他因此总是在塑造拥有“值得反思的”这一特性的主体，而不是因为其展开的可能性而值得反思的主体。。而这就和他仰慕的伟大传统产生了距离:这一传统对于反思远没有昆德拉那么自觉，而反思依然是意义的来源。我相信从堂吉诃德到狄德罗，一种实践性的探索兴趣远高于对结论的诉求，就算是理查生的心理小说，也更多带着探索而非塑造的兴致。而现代小说体制随着理查生一直到福楼拜被建构为第三人称心理（批判）小说，这有背后的教育机制因素。但既然这个因素业已存在，我们就不可能随意回到过去。昆德拉的反思是这种教育在形式上的延续，只不过那个时候小说要培养积极进取的生产主体，而今天，一种拒绝生产的批判性主体成为消费社会的心头好。昆德拉的反思恰好处在这一时代的前沿，昆德拉的形式创新又如此有目共睹，这样一切就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看来，昆德拉确实处在“终极悖论”时代的终点:他微妙地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体，一种就其表面就深刻的主体。它是意义的最小单位，因此是最小的悲剧，但依然是悲剧。昆德拉确实看到了喜剧的复兴力量，但他学的毕竟还不是喜剧。只要我们还在进行存在之探问，而不是存在之娱乐，我们就无法回到狄德罗和斯特恩的时代。只要小说家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要去处理，那他的素材就只能是巴尔扎克的社会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或者二者的融合。而这种使命是现代文学体制塑造的，是社会需要的。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文学了。昆德拉对小说的定义在今天如此鲜明地成为一种类型:科幻小说就是对人类可能性的发现。但如果科学已经成为了探问存在的通途，那也就没有现代小说的一席之地了。昆德拉作为节点，一方面将小说科学化，也就是追求一种简洁快速的存在应答，一方面又意识到了这种应答的模糊之处。但最终时代将其科学的小说进一步科学化，却排除了其中非理性的激情，这才是今日欧洲的，或者说世界的危机。 p.s.说这么多，我觉得第一部分、第三部分、第五部分都值得反复揣度。同时，这本书明显地启发了我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向我展示了一种彻底的知识娱乐以及一种彻底的氛围捕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