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战争

比尔·盖茨认为，手机的未来，软件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硬件，手机将向带通信功能的电脑演进，只要拿下手机操作系统市场，就能将手机厂商像电脑厂商一样控制在自己的掌心。

可是，手机与电脑的最大不同在于能耗，手机不可能像电脑一样带着跟电源线运作，必须将能耗控制在一块小小的手机电池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为了节约能耗，手机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微处理器都必须采用全新的架构设计，不需要考虑耗电问题的Wintel联盟在手机领域严重碰壁。

微软引起了手机厂商的警惕，诺基亚、爱立信和摩托罗拉等在市场上打的你死我活的各大手机厂商竟然连起手来，共同推出塞班系统，以与微软的Windows Mobile抗衡。

全球范围内的2G网络依据对CDMA网和GSM网的站队，移动通信全球标准的两大阵营开始成形，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韩国，另一方是中国和欧洲。

智能手机的系统芯片（SoC）集成了应用处理器（AP）、基带处理器（BP）、图形处理器（GPU）、图像信号处理器（ISP）、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网络处理器（NPU）等多种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运行手机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等软件的应用处理器，和负责处理各代通信协议、让手机与移动通信网络连接的基带处理器。

苹果只做应用处理器，不做基带处理器。因为基带处理器有很高的行业门槛，在无线通信技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被大大小小的专利给覆盖掉了，贸然进入的菜鸟要么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要么面临难缠的专利官司。即便过了专利关，还得付出巨额的研发费和长期的研究，最后得到的很可能是一个相当悲伤的结果：对不起，现在是4G时代，你的3G芯片已经落后，你继续往前追吧。移动通信技术10年左右就要更新一代，而新一代的技术一般要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才能投入应用——三年的前期开发、三年的标准化及三年的行业监督和测试，这就意味着企业从开始应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同时就得开始进行下一代的研发。

台积电一旦领跑，就采用激进的5年折旧政策，折旧期内高价销售，获取了超额利润和充沛的现金流来支持高额资本开支，设备折旧完了就打价格战，阻击追赶者，维持领先优势。

高通再怎么垄断也可以对外并购，博通想买高通却难上加难，美国政府在反垄断上明显采用双重标准。要反垄断也只能美国自己反垄断，其他国家不行。虽然高通的垄断行为是明摆着的事情，但美国政府显然认为，自家的孩子只能自家父母来打骂，高通再调皮捣蛋，也由不得别人来管教。

中国政府强硬的对高通开出巨额罚单，自然让美国政府耿耿于怀。许多人认为，两年后的2017年，中兴因违反美国禁令向伊朗出口通信设备而被美国处以金额与高通相当的罚款，是美国对中国处罚高通的报复。

任正非公开承认在小灵通、手机和CDMA上犯了三大错误，他认识到独断专行风险巨大，决定引入经营管理团队（EMT）系统，建立8位高管集体决策体系。后来，华为还实行了轮值CEO制度，将权力分散，使得对重大决策的考量能够更加全面。从此以后，华为再也没有在重大决策上犯下失误。耐人寻味的是，在任正非所犯的三个错误上，侯为贵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中兴一度与华为比肩，但此后和华为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华为基本法第二十三则：我们坚持“压强原则”，在成功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当发现一个战略机会点，我们可以千军万马压上去，后发式追赶。”海思芯片在任正非心中是华为手机的长远战略投资，一定要集中强攻，直至拿下。

2018年底，华为的19万员工中，有5万名外籍员工，覆盖165个国家，其中不少人是行业的高端专家，还有上千位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

自古以来，西方世界就有政治、军事为商业利益服务的传统，至于东方世界以农为本、轻视工商的政策大相径庭。

经济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资本一定会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落后地区，或者从成熟市场流向新兴市场。道理很简单，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经济落后或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一定是相对较高的。这个经济规律对一些人口较多、地域较广的经济体的影响相对不大，广阔的内陆经济腹地足以吸收沿海发达区域的剩余资本，比如美国、欧盟和中国，但对东亚的经济发达体影响就大了。不仅是日本，其实韩国、新加坡，普遍存在资本外流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海外持有了30,000亿美元以上的净资产，这些海外投资创造的GDP是本土的1.5倍。类似的，台资企业在大陆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大约是台湾本土地区生产总值的两倍。

日本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受过大学教育，截至2019年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已经达到27人。

每个硅原子直径大约0.1纳米，在5纳米制程下，晶体管的间隔只有50个硅原子，1个硅原子的缺陷就会严重影响产品的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