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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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读起来触目惊心。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寻常的五年，它从一场浩大的灾难开始，裹挟了社交媒体井喷、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经济第一次明显增速减缓等等。五年间，从全民昂扬的激情时代到可预见的艰难与黯淡。作者关注的面向很广，触及到了诸多我们不熟悉但却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严峻现实。作为南周的资深记者，作者每篇文章都耗费了几年，多次不同条件下的回访才写成，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让人颇为感动。作者自言“我对喧嚣时代里那些沉默的边缘人物情有独钟”，他希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要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历史迷途”，但这个呼唤有些为时已晚。
经济动物
“经济动物”不只是渲染中国人攫取财富的野心，也探讨商业道德和民间力量的发育。
浙江丽青田县50万人口中有25万侨居海外，偷渡与非法滞留成为一套“标准模式”。现在本地的生产总值和大部分路桥及地标建筑都是华侨所建，青田县专门建立了与海外青田人的联络部门。青田县的海外基地在马德里，当地的华人社区“入乡随俗”的产生了自己的牧师，在种族与经济问题上跟当地人针锋相对，但同时却又极度渴望融入当地环境中。
广西上林县多数年轻人在非洲加纳淘金，当地政府和人民认为淘金者带来了本国的资源，留下的只有一个个地表上挖尽的大坑。但事实经常是淘金者出钱给当地商人或政府来掩埋这些坑洞，但钱财却被私吞，环境破坏的罪名最终还是落到了中国淘金者的头上。同时，加纳政府经常清剿淘金者的金矿，中国商人认为背后主因是中国在非洲影响越来越大，而欧美的大型矿业公司与加纳官方合作联手排挤中国小商人。
沿海农村的偷渡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未间断，作者认为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八仙过海》中来自青田县的郑建茂在温州打工时月工资300块，而偷渡欧洲后第一月工资是8000块。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遥远，直到现在每年依然有大量人口通过各种渠道奔赴海外务工，我家有个亲戚在青岛即墨的农村，他们村曾经的“核心产业”是去韩国跟日本当保姆和特殊看护（住在高层的老人去世后不能坐电梯，需要人工背下来）。
《金奴》中，在加纳金矿商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苏震宇讲到一个恶性循环，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人在海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依然不被尊重的原因。
上林人不懂英语，有的连普通话话也讲不好。最早加纳警察对中国车辆例行检查。中国人语言不通，又害怕惹事，于是直接给警察手里塞进50赛地，要知道一个警察或许一个月才挣500赛地。警察都不敢相信，就在发怔的时候，中国人又塞给50赛地。警察终于明白了，原来检查中国人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会被随意拦截下来。
这两篇都聚焦于贫穷的中国农村走向世界创造财富的征程，民间的行为契合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冲突在发达国家里愈演愈烈，在欠发达国家里却被视为资源掠夺者和新的经济殖民者（而在后面的《夺宝奇兵》中展开的更多）。
《淘宝村的冬天》聚焦于沙集村“水货”的敬酒，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漫长而缺少方向，但在企业逻辑中，沉浸在经验复制里的粗糙成功被迅速抛弃。但这些“淘宝店家” 并不会因此而凝结成一个整体，而是需要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花费不小的数目购买诞生自集体的商标产权，大家义愤填膺却毫无办法。这看起来像是釜底抽薪，但在淘宝、村民、版权注册者之间我们却无法指责任何一方。对于被损害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谁才代表着正确的方向。
摇摆的信仰
“摇摆的信仰”描写普通人在外部压力面前如何遵从内心的召唤。
《赞美诗》讲述了怒江峡谷审出老姆登村的基督教徒们的故事，怒族原来的精神领袖祭师“于姑苏”被抛弃，只能去跟着马帮做生意；教名为“伊利亚”的村长兰宝成了新的精神领袖。傈傈族地区第一位传教士是傅能仁，他和他的继承者杨思慧夫妇创造了傈傈族文字，根据当地山歌改造了“四声部赞美诗”。这些在人类学、语言学乃至音乐学上的贡献深刻改造了当地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专家是做不到的，“学问”的根源慢慢在改变。
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废城”知子罗，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认为当地有重大的山体滑坡风险，将这个怒江州政府所在地的居民全部搬迁，然而至今却没有任何灾害发生，许多人抱怨着新居的不便重新搬回废城居住。作者呈现的当地人热衷于喝酒、买彩票，主动保持着与外面世界的距离，似乎是一场自我的放逐。知子罗的景色十分优美，贴一篇小游记： 地图上消失的名字：碧江|废城知子罗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凭借研究“发展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隐士》写的就是在国内长期被默默无名的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1945年，张培刚在哈佛求学时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提出了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的会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论文蜚声国际，而张培刚建国后回到武汉大学（这所以教授派系斗争而闻名的高校）工作几年后就下了牛棚，直到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才重获重视，但他已无力再思考重大命题，他明确的指出学术风气之败坏，却拒绝回答任何关于自己的遭遇的问题。这是很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说：
在中国传统中，“士”的价值是提供独立的见解。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只有跟中国这条大船的命运发生交集，才显得具有价值。然而近代以降却总是难逃权力阴影，知识分子或者逃亡或者只有选择沉默。与权力和政治的距离历来最难以把握，所以有了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出则伤心，入则伤人，张培刚98年的戏剧人生，参透了古老的宿命。
令人唏嘘的是，这一篇文章在电子书中被人标注最多的一句话是张培刚展示自己后来的处世哲学的一副“厚黑”对联：
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知识分子的气节成了遥远的传说，自作聪明的厚黑成了加官进爵的通识。
田园将芜
“田园将芜”聚焦家乡和乡愁，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发，冲击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原乡。
作者引用了环保主义者廖晓义的话：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善环境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发现莫言》里提到了莫言的朋友，曾与他一起工作后来经商的张世家。作者注意到：
也许莫言痛悼的还有消逝的乡村传统，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是中坚力量，士绅阶层在维护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他们尊重传统，理解文人的独特作用并乐意提供无私的帮助。在革命和经济的双重涤荡中，乡绅已经退隐于无形。
这其实不仅是古今体制的对抗，如果结合《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来看中国的乡村传统，会发现这种对抗造成的政经文全方位的断裂是无法弥补的，至今也没有出路，而今天大多数的乡村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不断深入延伸。
《荒野淘金》讲述罗布泊的荒漠中新兴的全国最大的硫酸钾工厂“国投罗钾”对周围的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罗布泊镇基本就是“国投罗钾”，是全国最大的镇，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几千人的工厂带来了大量的产值，而原本紧张的供水又要供应钾盐矿，当地居民受惠不多。但当地政府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罗布泊镇所在的若羌县扩城聚人，但迁置在毫无配套措施的小区里的居民却认为“在这种荒郊野外居住无异于坐牢”，作者去的时候小区已经断水一周，他们没有下水管道，只能在院子里的露天厕所方便，“说到这些很是无奈，搬到这里的居民哭泣起来”。彭加木在1980年消失在罗布泊的沙漠中，我小时候以为罗布泊的沙漠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所以很难想象罗布泊是在1960-1972年才迅速干涸的，直接原因是近代数次开垦浪潮。这篇文章从历史造就的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地区发展到今天被打成死结的困境（我怀疑我这篇文发不出来就是因为之前这里说的太多）。
《回家》一篇写北京的马秀明老太太为拿回自己的四合院几十年的征程。《最后的眷村》写台湾的绍兴社区与台大的纠纷。一个是出于经济利益企业与相关部门的勾结，一个是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
恰好，读这两篇的时候是“景云里”事件被豆瓣“直播”的时候，我想到我上大学时，左小老家的房子也被征用，全程在微博直播。当年老太太追踪几十年终获胜利；后来左小在微博摇旗呐喊，八方支援却依然没有留住房子；而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整件事在热心网友的转发和点赞中迅速而悄悄的消失了。
幽暗心灵
“幽暗心灵”讲述三个孩子的故事，弃婴、双头婴、地震灾童，怎样沦为成人世界的工具。
《命若垃圾》中“兰考弃婴”默许状态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贩卖儿童产业链，袁厉害“兰考好人”的身份成为了堂而皇之的犯罪的挡箭牌。同样的问题，在山西原平，则是一种制度性的集体犯罪。诸多孤儿被送到签订收养合约的农家，农家以此赚取高额补贴（每个孩子每月700，主人公陈天文每月获得补贴1万左右），代价就是荒山上插满了枯树干，每一根树干下就是一个被埋葬的孩子。在71万之多的孤儿中，除了极少数福利院里登记在册的孤儿外，人们对绝大多数儿童的“后来”一无所知。
《她在红尘外》里讲到过雁荡山三台道院收养弃婴的女道长陈光静，那一篇是那本烂书里写的最有感情、最好的一篇。它跟这篇同样暴露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养弃婴的人对待孩子的方式并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我们也没有资要求一个好人做到纯粹而完美；另则在弃婴的问题上，社会从来都没有投注足够的关注和精力，这些儿童还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灰暗世界里。
《双头女婴存世录》中连体婴儿的生命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成为了一堆冰冷的“医学数据”，用以支撑大国崛起中医疗成就的神话。同样的，“抗震英雄”林浩也成了一个“典型”的任务，而不顾背后的事实。作者没有去指认“假装英雄”是流言还是其他幸存者的嫉妒不服，而是找到了林浩的同桌，失去左臂的小姑娘正与母亲借助灾难的力量成为一个“小画家”，为生活和未来在一次次回忆灾难中奔波。突如其来的灾难将相似的人的命运带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裹挟其中的人名义上受到各种慰问和照顾，但承受越多的关注反而让他们越来越迷失。这篇《同桌的你》更贴近我们的认知，带给我的冲击也更大，很适合拍成电影。
国家囚徒
“国家囚徒”讲述三个囚禁者的命运，关注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碰撞。
作者开偏引用了贾樟柯的话：
问题不再与大家所处的现实不一样，问题是为什么一种现实的人不接受、不承认另一种现实生活的人，甚至不承认他们在活着，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2009年，震惊一时的吴英案一审判处死刑，一时舆论沸腾，至今仍争议不断。那年我在读高三，这件“不相关”的经济案件对我也产生了影响——我哥们的女朋友忽然有一天就消失了，连带着学校里好几个学生，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家都涉及“民间集资”隐姓埋名跑掉了。我家乡是一个以重工业闻名的北方城市，民企发达，他们消失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恐慌和经济问题，很多人想到当年的基金会事件。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大呼“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60%以上，但所有的制度和法律依然在针对民营企业，所有的理论也无法解释民营企业——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这句话极大概括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艰难道路（50人经济论坛，清华大学魏杰的发言）。
文章最后，作者直指“与民争富”，和“吴英案”背后的制度缺陷和地方官商间犬牙交错的关系网。其实这几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二三线城市以降，大资本集团已经彻底掌握了城市经济的命脉，绑架了地方政府。在读这本书的当下，恰好也有诸多事实，比如华为的“癌症员工强迫离职”案和“251”案（举报造假反被告涉嫌敲诈勒索，华为前员工被拘251天后被无罪释放），在“贸易战”悬而未决的当下，大资本集团似乎已经与国家命运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群众在而尴尬的处在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弱者的同情激发出的义愤中“无地自容”。在沸沸扬扬分“华为”案背后，还有一系类类似的案件，比如这则：凭什么不让我们起诉支付宝？ 就可窥见存在已久的浙江与杭州政府对阿里集团的保护。
《陌生的中国人》里作者说“北京在她心目中是公平的化身，也是无数中国人心中最后的道德寄寓之所”。这句话背后折射除了一种权力规训下的思想模式，好像最上层的人都是好的公平且正义的，坏的只是下层的小鬼，那十年确实是这样宣传的，但事实是这样吗？2015年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经常要陪朋友去天安门附近转转，我看到过一穿着破军大衣的流浪汉老头抓住拐杖向一个巡逻的普通保安倾诉自己的“冤屈”，但是短短几年间类似的情况已经几乎消失了。是“觉得冤屈”的人少了吗？
而而在案子进行前后，不断有人试图让当事人去做精神鉴定，这也正好可以当做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又一例证。作者最后总结：
现实中国的地域差异，决定了中国人这种猴年版的生活方式。从家乡到国家中心的旅行并非坦途。
“北京折叠”并不科幻，它就是我们的当下。
《换偶者》聚焦于轰动一时的南京马教授换妻案。早年刘杰拍了一部《透析》，讲最后一个因偷车被判死刑的人因为刑法的修改而在行刑场上叫停的故事；还可以补充个最后一个“流氓罪”犯人的故事（牛玉强，最后一个流氓罪犯）；不同的是马教授事件后，“聚众淫乱罪”依然在实施。而曾为此奔走的李银河在17年时呼吁取消“审查制度”而遭到微博禁言三个月，此后不再在微博讲话，只是勤勤恳恳答题——这就是我们所亲手创造出来的留给我们后代的时代。
这三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故事，又一次的提醒了我们：国家依然用严峻的法律精确的控制着公民的私人领域；政治与权力正在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无所不入的侵占着我们的生活，支配着我们的生命。
帝国的边缘
“帝国的边缘”是偏远地区的游记，展示国家力量对边远区域商业生活的深刻影响。
《夺宝奇兵》写以中电投为首的国企在缅甸修建水电站的风波，又涉及到缅甸国内的派系斗争以及与克钦独立军的战争，直接指向了国家层面的大型国有公司在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战。经济的扩张和介入必然裹挟着政治价值观的输出，以环境为名的“水土不服”就是价值观输出的障碍，“野蛮生长”的逻辑在向外输出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毕竟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像我们一样善于隐忍，愿意为集体利益而牺牲（当然后面写到朝鲜则更甚）。
《澳门大佬》其实已经通过美国的“金沙”与澳门赌王何鸿燊之间围绕着“贵宾厅”制度的攻守预言了要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贸易战”。《开往平壤的火车》写了一个暗流涌动的朝鲜，作者相信边境线的商业活动所催生出来的富裕阶层会成为推动朝鲜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在我们东亚文化中，特权往往会世袭，要惠及大众只能依靠变革。而朝鲜内外，都在进行着一场心照不宣的意识形态之战。
这本书里的19个故事都是过去的、陌生的事，但现在大多数问题都没有任何改变。同样的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也会不断的往这篇文里补充类似的新发生的新闻事件。但问题是，这些人跟我们息息相关，但为什么我们对他们变得陌生了呢，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短视吗？2020年我们要决胜小康，消灭贫困，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在强行凝结一个共同体时是否已经否认了其他人的“活着”呢？
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那些更广泛的、面容模糊的人。我个人兴趣使然，经常去一些小地方旅行，如果把眼前的景色对比各种旅行APP上的网红打卡游记来看，我们去的根本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在普通双休日去大同，全城几乎没有年轻人，餐厅的服务员大妈向我们打听北京服务员的工资而跃跃欲试；国庆去黄果树，高级的景区巴士不会路过那些每天带着繁重银饰艰难翻越山岭躲在景区小路上卖煮鸡蛋的苗族奶奶；假期去恩施，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以“约P”闻名的社交软件上两天也能收到上百条信息。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正在经历着撕裂与折叠，我们正在后代的历史课本中。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模式”奇迹和后续，是因为全世界都遇到了复杂的问题。我们好像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我们走向何处，世界走向何处，都要在这几年里重新寻找方向。我们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而如果我们的模式能够成功，那背后有我们祖辈就开始并延续到子孙辈的数十亿几代人的巨大牺牲；如果我们失败，它必将彻底撕裂。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