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创造的一缕光芒，四散在无穷世界中
救世主从上界降临，集神性与世俗于一身，这样一来，他，成了肉身的道，就能用人类的语言来宣布神的真理，作为深受肉身之苦的祭品为尘世赎罪。
编按：本月，我们出版了20世纪德语文学巨擘、“中欧四大小说家”之一赫尔曼·布洛赫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无罪者》。布洛赫是一位经历相当特殊且波折的小说家：这位曾经可以直接继承家业的工厂主之子，受到文学的强烈吸引而毅然卖掉了工厂、专心创作；40年代后只身流亡美国，在远离故土的情形下继续用德语写作；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的次年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也因为自身经历的影响，布洛赫从来都不是一位高居象牙塔的创作者，他十分重视在作品中叩问社会与时代，探究并反思不同个体的精神面貌。
《无罪者》是布洛赫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文学性最为纯熟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以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为背景，以犀利的笔触探问价值真空时代小人物的麻木与痛苦，十分集中地展现了布洛赫寄寓在文学创作中的理想。
在本文中，我们向大家分享的是《无罪者》译者李晓艳为本书写作的译后记，其中介绍了布洛赫的生平、《无罪者》的故事梗概和旨意、布洛赫的文学创作理念以及《无罪者》独特的艺术手法。借助这篇精彩的文章，我们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走近布洛赫和这部魅力非凡的作品。
1.
赫尔曼·布洛赫（1886—1951）是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米兰·昆德拉对他极为推崇，在《小说的艺术》中对他多有论述，其中一篇专门探讨了他的长篇小说《梦游人》（1931年）。除该部小说外，布洛赫比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未知量》（1933年）、《着魔》（1936年）、《维吉尔之死》（1945年）、《无罪者》（1950年）以及剧作《赎罪》（1936年瑞士首演）等，期间还发表了诗歌、艺术评论、政治和哲学论文若干。与其丰富的文学成果、高超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相比，布洛赫的知名度并不高。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和创作中寻找原因。
布洛赫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偏爱哲学和数学，1904年与1905年曾在维也纳大学旁听哲学、数学和物理等课程，但遵从父亲意志，子承父业，完成纺织工程师的培训后接手父亲的纺织厂，期间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随笔。1927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卖掉纺纱厂，专心创作，重要的作品相继问世，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次年心脏病发去世。
从其履历来看，布洛赫文学创作起步晚，创作期相对较短，加之1938年离开奥地利，经英国流亡美国，孤身海外，既远离德语读者，也远离同时期其他的德语作家，因此受众较少，影响力势必要弱一些。
另外，工厂主的经历也让他有别于其他象牙塔作家，他更关心社会、政治和现实，相较于文学，他更注重哲学和政治思考。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布洛赫一直是位“不情愿的诗人”（Dichter wider Willen），怀疑文学的价值，不重视文学创作。
最后，正如昆德拉的分析，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小说形式和美学理念都迥异于其他现代小说家，他反对媚俗，认为艺术的终极目标不是美，而是善。对于这位被忽视的作家，我们可以从长篇小说《无罪者》中一窥他的创作理念和艺术魅力。
2.
《无罪者》发表于1950年，是布洛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其中部分章节写成于二三十年前。美国的出版商魏斯曼打算整理出版布洛赫1917—1934年间的中篇，在这些小说的长条校样寄往美国后，布洛赫发现了它们在情绪和意义上的内部关联，于是便在原有的五篇小说的基础上又构思了六篇新的小说，并把它们全都置于诗体的框架中。凭借作者的高超技巧，各部分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件绝妙的艺术品。
这部小说形式独特，开篇以一则简短的寓言统摄全文，继之以“前奏”“故事”和“尾声”三部分，分别追述了1913年、1923年和1933年这三个相继的历史时期，每部分之前各有一篇诗体的《声音》，以精辟尖锐的语言来概括性地描摹时代的图景。
“前奏”的两个故事发生于1913年，钻石商人安德鲁和数学助理教师扎哈里亚斯两个人物先后登场。二人名字的首字母分别为A和Z，代表了德国所有的普通民众，他们两人就像幽灵在游荡，一个无家可归，一个家如地狱不想回。
“故事”是主体部分，共七篇，十年后的1923年，A来到德国中部的一个省会城市，遇到了已经升任参议教师的扎哈里亚斯；A租住于W男爵夫人家，并且很快就卷入了她的家庭矛盾。推动性的因素是女仆策琳。她向这个年轻人讲述了自己当年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女主人的妒忌，她试图诱惑W男爵未果，后又和男爵夫人的情夫勾搭成奸，在男爵去世后，策琳处心积虑，把夫人与情人生下的孩子希尔德加德培养成了母亲的狱警。A偶遇洗衣女工梅莉塔，受策琳的推动与她共度两夜；后在策琳的操纵下，梅莉塔自杀。
小说“尾声”发生在1933年，由两个故事组成。“石客”指的是梅莉塔的爷爷，他来到老猎舍，帮助A认清了自己的罪责，A举枪自尽；《乌云飘过》则描述了希尔德加德与扎哈里亚斯在宫殿广场相遇，纳粹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宫殿广场，预示着更大的不祥即将降临。
相较于情节的相对简洁与清晰，小说涉及了“爱情”“孤独”“人性”“责任”“金钱”“殖民主义”“共同体”等丰富的主题，但最为宏大与深刻的还是对时代精神的追问。作者以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为经，以主要人物的刻画为纬，呈现了历史变革时期人的遭际与精神状态。全书有二十多处提到“地狱”，约十处提到“魔鬼”一词，而这既是作者回顾这一历史阶段的中肯评价，也是小说人物的切身感受。
A在各大洲的城市中游荡，追逐金钱，但密密麻麻、商业化的城市像地狱般让他窒息，为了逃离，A试图找寻一个家，找寻母亲的庇护；但家给人的未必是庇护，反而很有可能是折磨。
男爵和男爵夫人没有爱情，就算男爵故去，他的照片也时时都在凝视、制约着自己的妻子，使她无法逃离，对男爵夫人来说，家便是监狱，女儿和女仆则是看守自己的狱警。
扎哈里亚斯和妻子曾经热恋，但他们的家也远不是幸福的港湾，他们在家中高悬党派首领的照片并顶礼膜拜，把孩子教育得无比顺从，在压抑的家庭氛围中，两人只能以虐待—受虐的方式求得稍许的释放和快感。
生活在地狱一般的世界和时代中，人们无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小说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们所负的罪责。除了扎哈里亚斯对纳粹抱有热情，小说中的其他所有人物对政治都很冷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似乎都是“无罪者”。但政治上无罪不代表他们道德上也无罪。生活在地狱中，与魔鬼共处的他们，罪责之一便是对恶人盲从，对恶行无动于衷，对旁人麻木不仁。由此，原本无辜的普通人也变成了恶魔；人与人之间要么冷漠残酷、要么充满算计与控制，人际关系畸形、扭曲。
如何才能逃出地狱、避免做恶魔的帮凶呢？小说第十章《石客》探讨了这一问题。在梅莉塔爷爷的帮助下，A不断地寻找自我，发挥自我的认知，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苦痛、自己的命运和人的自我及灵魂的漠视，重新发现了自我、提升了自我，从而走出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认清了自己的罪责，并以实际行动来改过自新，涤清了自己的罪责。
3.
布洛赫1933年发表的《艺术价值体系中的恶》（“Das Böse im Wertsystem der Kunst”）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准描摹，也阐述了他的艺术观，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无罪者》的成书背景和艺术追求。
他在文中指出，“美”是“艺术”这一价值体系的最高目标，但是艺术家在“求美”的过程中要踏实地执行“求善”这一道德要求。正如宗教的目标是上帝，但是对上帝的追求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对教规的遵守；在艺术体系中求善，既包括技术上的完善，更包括对价值自主性的思考，后者就是艺术的认识性特征，即艺术在表现内部和外部的世界时要提供直接性和真实性。
由体系内部产生、用体系特有的手段来进行的自我毁灭便是“极端的恶”。艺术中“极端的恶”便是媚俗，它以“美”的要求取代善，以体系已有的要求为基础，追求“效果”，也就是毫不犹豫地采用任何低级的手段来实现短暂的情感满足。媚俗的本质是混淆了道德和审美范畴，只追求美的效果。每个价值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当前最深层的必要性便是对信仰的追寻，他呼吁分裂的价值领域能重新融合成一种新的整体的价值体系。通过价值的统一来克服人灵魂上的分裂，而彼时，世界的统一性将清晰体现在“美”中。
在布洛赫看来，长篇小说的使命是表现世界的整体性，尤其是小说人物的生活整体性；但是仅靠自然主义的技巧，无法立体地呈现越来越分裂和复杂的世界与世人，因此势必要运用缩略和象征的艺术手段，其中，象征是布洛赫创作理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布洛赫认为，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可以回溯到原始的自然象征。虽然拥有自然的核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代表的内容、覆盖的思想领域却越来越广，因此变成了普遍有效的缩写符号。象征因其抽象性和丰富多样的含义，非常适合用以表现世界的整体性。
在《无罪者》中，三角形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女人侧脸的上下颌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火车站广场上的公园是三角形，三条街道中央的弧光灯构成了三角形，A希望得到的好望角邮票也是三角形；从各组人物关系来看，埃尔维拉—策琳—男爵先生、埃尔维拉—策琳—朱纳先生、埃尔维拉—策琳—希尔德加德、埃尔维拉—策琳—A、A—希尔德加德—梅莉塔均构成彼此纠缠又相互牵制的三角关系。
人物的名字也具有象征含义，如石客、埃尔维拉、策琳、朱纳［Juna 与Juan（璜）相近］，均出自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作者实验性地把各个人物典型化，用以代表某一类人，来折射当时历史处境中人们的普遍面貌。如果给这些人取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便是市侩，他们循规蹈矩、懦弱凶残、道貌岸然、甘愿忍耐和被奴役，他们就是媚俗的代名词，是恶本身。个体的孤独和麻木、家庭关系的扭曲和畸形，都是那个恐怖、暴虐和不公的世界的缩影；个体对策琳的习惯、依靠、容忍和屈从，象征了在更大层面上对纳粹的屈服。
但布洛赫并不悲观，他指出了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一种导致了个体绝对孤独而且过失性麻木不仁的生存局面……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种新的现实意识的萌芽。”这一萌芽便是人的自我、人对绝对自我的认知，重新发现自我、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重要性、认识到人肩负的责任，一定可以建立起温暖的新家园。
反思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无罪者》胜在以普罗大众为切入点，描写小人物在价值崩溃时代的孤独、麻木与痛苦。尤为令人赞叹的是，布洛赫关切的并非一国之民，而是整个人类，1937年撰写的政治小册子《国际联盟分析》（“Völkerbund-Resolution”），以及1945年撰写的《论〈国际权利与义务法案〉的乌托邦》（“Bermerkung zum Utopie einer”）都在探讨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的世界乌托邦。小说《无罪者》贯彻了这一思想，批判了殖民主义和人类由于共同体的缺乏而彼此冷漠的状况，呼吁人们树立新的共同体的梦想，这与当下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谋而合。赫尔曼·布洛赫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
4.
虽然布洛赫以求善为文学的宗旨，注重思想的表达，但这部小说并非道德训诫或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可读性强、文学性高的优秀小说。首先，小说炉火纯青地运用了不同的文学表现方式，诸如诗歌、神话、童话般的表现以及漫画手法，并在不同的章节分别呈现出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风格。其次，小说塑造了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丰富、细腻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作者认为人的救赎存在于人的自我意识中，因此难免有很多对人物意识的描写。小说常用词组、短句，以最简短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意象和活跃的思维，行文流畅，毫不拖沓，人物奇妙的时空感受、在丛林般的城市中孤独无依、以金钱为法则的生存状态正是现代人时常遭遇却无法精准言说的体验。这在阅读时无疑是一大享受，但如何用汉语把丰富细腻的感受忠实地传达出来，却对译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另外，多义性的语句也是翻译的难点，希望译者的辗转反侧、斟酌推敲能帮助读者领略到原著的魅力。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任职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奥地利籍专家Josef Suppan博士曾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布洛赫是一位奥地利作家，行文中经常出现奥地利德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为了确认自己对这些语句的理解准确到位，我曾多次请教Suppan博士，每次他都会在认真细致阅读原文相关章节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我答疑解惑。在此向Josef Suppan博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奥] 赫尔曼·布洛赫 著 李晓艳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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