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首先说明，这篇书评其实是陈映真三部曲之读后感汇总，完成日期大约是两年前。今天想到就赶紧添加进去。
陈映真，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很惭愧，《夜行货车》是我看的头一本他的文章。
在这本短篇小说里，涵盖越战、美军驻扎、去中化、去殖民化、资本主义模式强势渗透等社会背景。彼时的台湾希望与绝望并存，身份虚无和认同交错。置身于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纵有万丈豪情也不过一粒微尘而已。倒是每一篇文章中女性的形象被作者描绘得仿佛是透过缝隙的光。
可以看出文章中女性的地位卑微,命运悲苦，被欺侮且逆来顺受。吧女艾密丽满怀希望默默等待着在前线的巴尔奈；女学生小曹把贺大哥的仁爱思想种在心里；刘小玲坚强正直以母性关怀着暴烈脆弱的詹奕宏；风尘女Rose斥责男人无勇无义不敢爱；如小鹿般清澈的小文能敏锐感受他人的悲欢；基督徒Rita刘，唯一关怀过林德旺的同事……然而，在《夜行货车》里的女性们，她们的力量又卑微又如巨人般令人仰望。
彼时，林德旺疯了；
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
刘福金在日记里记下了国际会议的菜单；
学生在街上打出条幅：“中国一定强”；
陈家齐用英文说：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
……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死亡是他相当关切的一个题目，他是一个基督徒，又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理应是个无神论者，因此这中间的矛盾我想可能也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人若是没有矛盾，就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似乎又常常在这中间摆荡：宗教的超越、与社会主义的世俗性。陈映真又是个极富浪漫情怀、极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这样矛盾的因素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一种张力，文章最后经常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升华，像是《将军族》当中的超越，就是他小说中深刻的地方。他对人的创痛感受很深，所以有时候我想也许他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是他的不能承受之重。他看着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平、痛苦，要怎么去拯救？” —白先勇
《将军族》收录的是陈映真写于1959到1967年的早期小短篇，是我阅读的集子里的第二本，头一本读的是《夜行货车》，收录的是他写于1967年到1982年中短篇，另外还有一本《赵南栋》是写于1983年到2001年中短篇。
阅读陈映真的小说，一定会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愤怒，而《将军族》是早期作品，另有一份虚无在里面。陈映真是基督徒，教义不允许杀死自己，但是他小说里的人物并不爱盛装灵魂的这个“器皿”，肉体的泯灭非常随意和诡谲：《某一个日午》里房处长自杀的儿子、《将军族》里殉情的三角脸和瘦丫头、《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弟弟、《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妻（虽然文章里没直白的提到自杀）、《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第一件差事》里旅店的客人......小说里的角色肉体上一次次的自杀是陈映真一次次精神上的涅槃吧，他政治上的抱负和对祖国统一的热情，统统被麻木腐败的社会和人群扼杀。
《将军族》里有段文字可以说明陈映真对当时社会的“怒其不争”：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居民是过着如何非人的生活，至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功夫去讲究“人的”与“非人”的分别。他们只是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地生而为人，而且又死不了，就只好一天挨过天地活着。因此之故，生活对他们既无所谓失意，也就更无所谓写意什么的了......哀乐等等，对它们是不成意义的。
就像《夜行货车》里我们感受到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即便是娟子和祖母，也一个在肉身享乐时，一个寂寂走向肉身的灭亡；或是康先生濒危的欲望遇到阿金的母性；或是侥幸未战死的吴锦翔热烈的抱负被村民们的摧毁；或是告密者犹大以人性不能理解耶稣的神性......继而总总，都是无法逾越的巴别塔。
比较有趣的是这本书里描写的女人们和《夜行货车》里冰清玉洁的女性不一样了，变得大多俗丽、肥胖、精明、世故：《我的弟弟康雄》里客寓的主妇、《某一个日午》的彩莲、《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阿金、《苹果树》里廖生财的疯老婆、《将军族》里的小瘦丫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高小姐、《永恒的大地》里被赎的妓女、《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
彼时的西风渐进，我相信在亚洲一带有巨大的抵抗，陈映真是代表中的代表，他对众多向往美国的月亮以及一头扑进物质主义怀抱的人们是失望和叹息的，比如小说里的唐倩和李玉英们......吕正惠的导读非常细致，但唯一的后遗症是读完导读再回头看小说总要对号入座。
陈映真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逮捕移送绿岛时31岁，到1975年“特赦”出狱，狱中7年，让他从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变成忧国忧民、内心悲悯而大爱的文化前沿者，为底层和边缘人群发声，从狱中前后的文风可以明显看出。
《将军族》的序是他1976年发表的“鞭子和提灯”，写成于本集收录的短篇之后，文笔更加温柔和谦韧，他写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期待，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个人觉得不论把陈映真放在哪种社会形态里，他的内心都是愤怒的，因为他敏锐、有天然的洞察力，更能感知苦难和边缘群体的挣扎。他有风骨、有狭义之心、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等看完《赵南栋》继续发言。
《赵南栋》里的小说角度明显全方位了，多了更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本书里，你能看到“他走过的历史巷道，是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是枪决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带走的陆家姐姐，是禁书上的署名和印章，是禁书为他打开的激进主义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监狱中相逢的五O年代残酷肃清的大狱中段激烈、暗哑、抑压着一代青春和风雷的历史......”
一、心怀悲悯之情
《铃铛花》的分班事件让高东茂老师说：“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纪实报告《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里黄逢开说：“中国一定要强才行。一国分成两头相打，最为可耻。我们是为使穷人过上人的生活，使中国富强，在斗争。”。
陈映真借角色之口表自己之心，他必定成为某个时代的一根芒刺，乃至后来的身陷囹圄，都没有毁灭掉他的信、望、爱，以及站出来为被欺辱的人发声。
二、小说中增加更多冲突
国共之冲突；外省人和台湾人之冲突；心灵的冲突；两代人的文化冲突.......
高东茂、李国坤、林添福、宋蓉萱大姐和死在马场町以及流放到荒岛的青年们把生命献给了追求幸福、正义和解放的梦想，“那是一个崇高、骄傲、壮烈、纯粹和英雄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犹疑、失败、悔恨、怯懦和变节的时代。”
2000年写成的《夜雾》，背景是1950年开始的“肃共”迫害。有良知的李清皓遇人不淑，被上司丁士魁一步步拉向深渊，无法回头，痛不欲生。最后，李清皓死了，活着的人却寒意迸发。
《归乡》，农家孩子杨斌十九岁被国民党强行拉壮丁到大陆打仗，在炮火尸山中侥幸逃生滞留大陆三十年，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和“蒋帮特务”的帽子在五台庙劳动教育三十年；他一心归乡，回到台湾后却被当成抢夺财产的外来人。他算台湾人还是外省人？哪里才是他的故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赵南栋》里活着回来的赵庆云说：“我不是说了吗？回来了，好。可是你找不到你的角色，你懂吧。整出戏里，没有你的词儿。”赵尔平的道德腐败，追逐金钱地位；赵南栋的伦理丧失，追求感官刺激，让上一代的爱国情怀灰飞烟灭。
三、整个社会的巨大割裂
讽刺的是，赵庆云们为之奋斗的故土，却在三十年后为他的儿子们慢慢啃噬掉。
当年被枪决的夜晚，林添福犹喜悦地喊道：“哇!有月亮呢！”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却只是冷淡、长寿的历史里一个微澜。
上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怀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里被硬生生地割裂了，“可是我得一直要到十年后才看清楚，那一切的屠杀和监禁，都和战后四十年间享尽了自由、民主的美名的美国有深切关系。”赵庆云们为之抵抗的西风，竟在下一代人身上无法遏制地汇聚成暴风，物质愈发富足的下一代人，精神愈发空虚。
叶春美最后把赵南栋带回了“石碇仔”，她能把两代人之间巨大的鸿沟填补起来吗？
四、被欺辱的人之尴尬身份
《忠孝公园》，本册里尤其厚重的一篇。两条线，两个人的命运，贯穿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大事件……命运把他们抛弃在死角，让他们踽踽独行在故乡或者他乡...... 某一特定历史空间的某一部分人命运之多舛；有被日本军队强征去菲律宾和美军打仗的；有被国名党拉壮丁送去大陆打仗的……彼时人命贱如蝼蚁，又愚弱麻木和奴性，成为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日本战败，台湾日本兵连剖腹自杀的理由都没有；遣回台湾后因为不是代表战胜国参战被唤作汉奸；多年后还是这批人申诉赔款又因为不是日本籍被驳回；即便像四处钻营奸猾残忍的马正涛在国民党倒台之后，也诡谲地死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无根性。无根即飘零。
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历史宏大叙事，而我只愿这人间微缩景观代代相传：
那时侯啊，他想着萤火虫儿一群群地飞在相思树下的草丛上所构成一片莹莹的悦人的图画。而满山四处，都响着夜虫错落而悦耳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