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宣称无罪的年代，他甘愿做一个有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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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者》首次发表于1950年，但事实上本书的部分篇目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表于不同的杂志和报纸上。
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赫尔曼·布洛赫吸纳了上述完成于20多年前的五个短篇，同时又重新创作了六篇新小说，并将新旧小说全都嵌入诗的框架中，由此集成了这本《无罪者》。
恰如后记所说，这样的写作方式“有点冒险”，然而在20世纪，却反而成了亮点，要知道随着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流行，小说的边界被大大拓宽，任何题材，任何形式，任何技巧都可以被引入小说创作中，甚至我们今天可以说，小说就是没有边界的。
而《无罪者》就是这样一部大大拓宽小说边界的小说，它的这一特点同时也是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难点。
乍一看，《无罪者》仿佛是一本“云里雾里”的小说，由几个短篇构成，中间还包括三首长诗。
在内容上，小说中有大量的情节，但又并不依赖情节驱动；没什么逻辑（各个短篇的人物彼此有交集，可这种交集却显得生硬），但哲思无处不在。
如果想要理解整个故事，主人公安德鲁，也就是小说中的A（安德鲁的首字母）无疑是最核心的钥匙。
在本书的核心情节中，主人公A租住在男爵夫人家中，进而窥破了男爵夫人与女儿希尔德加德，女仆策琳之间的隐秘过去，A结识了女友梅莉塔，但这段恋情却在策琳的设计下夭折了。
主人公与男爵夫人生活了十年，直到梅莉塔的爷爷找上门来，二人展开了一场罪与悔的告白，随即A以自杀的方式将小说拖向尾声……
可以看到，本书的情节并不复杂，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无罪者》这个故事并不依赖情节驱动，布洛赫真正想要书写的也并非是具体而微的情节，而是看似虚无的精神与自我。
连接具体与虚无的桥梁则是本书的一个关键词——媚俗，对于媚俗的追逐，使得人们弃置了看似虚无的善，转而追求具体的美。
恰如本书译者所概括的那样，布洛赫认为媚俗的本质是混淆了道德和审美范畴，只追求美的效果。这是一种盲目的美，并将引发价值的崩溃。因此布洛赫又说，“每个价值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
在第三首长诗中，布洛赫直接提到了媚俗（本书采用的是“刻奇”这种译法），而对于媚俗的具体刻画则凸显于“养蜂人之歌”一篇。
在这个短篇中，养蜂人曾是一名制作绘图工具的机械师，但新时代的来临摧毁了他的工作，新时代是一个“仇视手工业，仇视品质的时代”，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连笔的好坏都区分不了”，这是时代对人的驯化，或者说是媚俗对人的驯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甚至“表现出对舒适和庸俗的偏爱”。
但布洛赫始终反对这种媚俗，并斥之为“极端的恶”。他在《无罪者》中写道，“与金钱捆绑，与稳固的生活捆绑，由此而让人的灵魂变得逼仄与不安，越来越让他觉得违背天性”。
布洛赫决心要与这种违背天性的媚俗战斗到底，并不惜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小说结尾就有这样的暗示，“只有代表着不断反抗的自我牺牲才能将我们释放”。
借由这句话，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主人公A的自杀行为。
布洛赫在小说中虽然痛斥虚伪，痛斥媚俗，痛斥漠视，乃至于痛斥时代。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并非是绝望的，主人公A在小说结尾处的那场罪与悔的告白就是证明，他借由这场告白“获得了回报”，“赎清了罪”。
但这一情节容易让读者感到迷惑，难道反抗媚俗必须要以自杀为代价吗？
并非如此，在我个人看来，主人公A的自杀或许有两重内涵。
其一正是为了呼应上面那句话，“只有代表着不断反抗的自我牺牲才能将我们释放”，主人公A的自杀代表的是一种不断反抗的精神，他借由这种精神实现了对媚俗的突围。
其二，主人公A的自杀还呼应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看完书我们会知道，主人公A的真名叫做安德鲁，A只是一个代号，借由这个代号，A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代表任何人，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小说中也大多采用A这个代号，而不是安德鲁这个真名。
然而在A完成了那场罪与悔的告白之后，对面的老人却对他“直呼其名”，安德鲁。小说中刻意写出了这个细节，并且在随后还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就好像他要像父亲一样把孩子从无名中打捞出来”。
这一名称的转变，也暗含着主人公由抽象的A变回了具体的安德鲁。
然而当主人公自杀之后，他的名字依旧是A，小说中称之为“自杀者A”，而不是安德鲁。或许我们因此可以认为，死的是抽象的A，而不是具体的安德鲁。
小说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主人公A为什么要自杀？上面说A的自杀代表的是一种不断反抗的精神。那A到底在反抗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正是布洛赫写下这个故事的根源所在：布洛赫借主人公A来表达他对自我与世界的思考，布洛赫在书中批判虚伪，批判漠视，批判媚俗。
这些也正是主人公A所反抗的东西。
主人公A在他关于罪与悔的告白中说，“那我认为我最深层、最该受到惩处的罪责便是人所共有的漠视”。
布洛赫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漠视不单单是人与人的漠视，还要更深刻，更原始，是人对自身的漠视，这种原始的漠视导致了人对周围人痛苦的漠视。
布洛赫别有深意地告诫道，“无限的漠视，连人自己都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再也看不到周围的人。”
这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漠视，而是发生于群体，发生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亦即每一个人的漠视。
看到这里，我们才能品出本书封面上那句话的妙处：在价值崩溃的年代，没有人是无罪者。
布洛赫辛辣地提出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叩问，并且他不允许我们再回避这个问题，因此他又说，“每个人都在拘禁另一个人，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囚徒”。
换言之，每个人都在犯罪，同时又执拗地认为自己是无辜者。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布洛赫的坦诚抱以敬意，因为在人人宣称无罪的年代，他甘愿做一个有罪者。
布洛赫借由对主人公A的剖析来直面时代中每一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他自己也并不例外。
这种对罪行的承担需要极度的坦诚与清醒才能完成，对此，布洛赫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人越深地潜入自己的卑劣，来寻找自我，就要为自己不曾犯过的罪行承担越多的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承担罪责的过程，亦即寻找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抗媚俗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布洛赫希望人们直面自我与罪责，但并非是为了惩罚。
当安德鲁完成他罪与悔的告白之后，老人对他说，“赎罪是改过自新，而非服刑，因为关键不是惩罚。你不是罪犯，你不会受到惩罚。但会因此获得回报。”
由此可见，书名是《无罪者》，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有罪者；但有罪者并非是一种审判，而意味着一种清醒。
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罪者，才有机会从媚俗的时代中清醒过来，避免“向着犯罪和兽行堕落”。
否则，人们将依旧在媚俗、虚伪与漠视中沉沦，后果则是“我们漠视他人的苦痛，漠视自己的命运，漠视人的自我，漠视人的灵魂。谁被第一个拖赴刑场也变得无关紧要。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
布洛赫以如此深邃的笔触来叩问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他的深邃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字，同时也戳破了媚俗、麻木、妥协的时代。
小说中的麻木指的是对罪恶、对希特勒的麻木（书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纵容希特勒，我们是麻木的受益者”）。但同时这是一种基于人性深处的，永恒的麻木，它在70年后的今天改头换面（布洛赫在小说里无意中预言了这一点，男爵夫人说了一句“说不定只是我们的愚蠢改头换面”），依旧在侵蚀着当代人的自我与精神。
这也正是本书在当下的意义，布洛赫反对的并非是一个时代的虚伪、麻木与媚俗，他反对的是所有时代，任何时代的虚伪，麻木与媚俗。
“虚伪是罪，阁下要明白这一点。”布洛赫如是说。
布洛赫在书中借男爵夫人之口，对媚俗时代中的年轻人们暗含批评，“今天的年轻人们确实不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似乎生来就带有道德上的老年症状。”
这一批判不单单针对时代中的人，更针对媚俗时代本身，因为是媚俗这一“极端的恶”导致了人们的道德失落。
恰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担心的那样，人们的生活被娱乐、便利和现成观点的洪流淹没了，从而被剥夺了深度与个性。
年轻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独立和思考还没来得及养成，就已经过早地陷入了媚俗的陷阱。
人们因此“用多么无用空洞的灵魂噪声来填塞他们空虚的生活和他们空虚的无聊”。
布洛赫因此发问，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挥霍到了哪里？什么把我们置于这种虚空，交付给了虚无？这真的是人类的使命和命运吗？我们的人生真的不能拥有这种无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吗？
毫无疑问，布洛赫本人显然是有答案的，但他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由自己给出”，他能做的，只是迫使人们去思考上述关乎人生本质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沉溺于媚俗与虚伪的时代。
因此，布洛赫的《无罪者》一书，其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给出人生的答案，布洛赫也远不会狂妄到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像一位言辞激烈但又循循善诱的智者，想要借这个故事来激发人之为人最核心，也最重要的能力——独立思考。
为此，布洛赫不需要人们对他信仰，当然对他的否认也毫无意义，唯有独立自由的思考才是理解本书的唯一途径。
布洛赫早已将这一答案藏在了本书的长诗之中： 放肆的否认以及信徒的服从
同样都是妄自尊大的认识；
前者逃避先知的言语，而后者则曲解，
前者反对我，而后者则妄图用舒适的敬仰接近我，
因此，我拒绝前者，而后者则会激起我的怒火——
我勤勉地反对驯顺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