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问问自己，你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占领者什么时候变成了客人？敌人什么时候变成了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也会不得不问自己这两个问题。」
1940年6月某天，在事实证明马其诺防线不过是小孩子的幻想之后，在英国盟军抛弃法国、在敦刻尔克越过英吉利海峡溃逃之后，纳粹来到了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酒店，他们没有摘下那盛气凌人的带鹰徽的帽子，灰绿色的军服，在墙上华丽的挂毯和铺着地毯的大楼梯那雍容的帝王蓝的映衬下，显得丑陋又粗鄙。
当德军入侵时早就把巴黎跟外部通信的电报和电话线杆全都砍了；当德国人把所有的车都没收了，从前交通混乱不堪的凯旋门前一辆车都见不到。当没有学童在空地上嬉闹，没有小贩推着小车一路唱。他们终于确认，见鬼了，纳粹真的占领了巴黎。
尽管四肢在颤抖，布兰琪·奥泽洛夫人仍然站得直直的，在纳粹军官面前，昂首挺胸。虽然她表现得很夸张，笑得太多，太过。但她必须这样，不然她会泪崩。这么多可爱的脸不见了，她开始祈祷这些年轻人还会退伍回来，别被关进德军的战俘营里。
消失的又岂止是酒店这些年轻人呢？！这边少了个小店老板，那边少了个香料商，虽然布兰琪觉得巴黎至少消失了一半人，但她更觉得闯进来的那些纳粹自认为顶替了消失的那部分人，哪怕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肥硕的大屁股占着咖啡馆里别人的椅子、游船上别人的座位、餐厅里别人的桌子。
巴黎沦陷后的头几个星期过得很快，刚开始巴黎人瞎摸乱撞，眨巴着眼睛疑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后来他们学乖了，懂得不能主动和德国人对视，但当德国人看他们的时候，得回应一个谨慎的微笑；他们也懂得了德国人不和他们说话就不能开口。
直到1941年春，纳粹也好，平民也好，过得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现在巴黎有了新的法律，巴黎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登记，他们不得再从事法律、医疗、教学等工作，甚至连开店也不行。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征用，连同家里的珍宝、雕塑、画作和地毯都记录存档，然后一大家子全被赶出门，流落街头。
再然后，「Les Juifs ne sont pas admis ici.」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竖在了一家家咖啡馆门口，纳粹“鼓励”所有的商店和咖啡馆老板挂出这样的告示。随着这样的黑板和文字越来越多，巴黎一点一点变成了柏林。
由于纳粹统帅部下令巴黎一切照旧——剧院重新开放，有的大明星回归舞台，有的人则跟纳粹谈妥条件，拿自己的家和收藏的画、银器、古董以及传家宝来换取安稳。
面临生死之交，巴黎人每天得做多少选择，得问自己多少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没有人算过。然而，一旦你犯了错，做了错误的选择，就有可能身陷囹圄，被关上几天，或者更糟。或者哪怕你眼前做了所谓正确的决定，可将来又会担上什么样的罪名，谁又知道呢？
《丽兹酒店的女主人》这本书，会让你开始思考，战争究竟会给人带来什么改变？就像女主角布兰琪，从最开始对闯进巴黎的纳粹的厌恶，再到试着去了解他们，居然意外地发现，有些人竟然没那么坏。然后再告诉自己，决定入侵法国的人，不是这些士兵，而是希特勒，他们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但，服从命令且坚决执行那些无论对错的命令的德国人，真的就没有错了吗？即，毫不思考的平庸的恶，就真的一点错也没有吗？以及，那些为了生存而抢在德国人之前抓走法国人的法国人，就真的一点错也没有吗？又或者该问，那些抓走法国人的法国人，就真的罪无可恕吗？
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而不是今天的另一个人，差别无非是每一个关口的选择不同而已，不是吗？但其实，每个选择不见得都非得伟大而英勇才能证明选择的优劣，不是吗？
就像奥泽洛夫妇在那个巴黎街头充满了纳粹的巡逻，抓捕，屠杀，攻击，密谋的关口之下，仍然选择抵抗，也不见得都是为了喊着「法兰西万岁」的口号，做个青史留名的大英雄。
布兰琪·奥泽洛夫人的真名其实是布兰琪·鲁宾斯坦，犹太人，所以她无法忍受天天看着巴黎的犹太人被纳粹抓走、处死。克劳德·奥泽洛先生参与抵抗军的动机则更简单，他想做真正的法国人，而不是日渐对周围的恐怖无动于衷，日渐对邪恶感到麻木的浑浑噩噩的法国人。
历史很复杂，因为已经过去了很久，注定我们没法子再参与其中探究谁是谁非。历史很简单，由一个个大人物小人物的日常组成，随着大大小小的彼时人的选择而造成了失之毫厘 差以千里的结局。
最有趣的莫过于，我们根本不需要亲身经历切肤之痛，翻开书页，就可以尽情猜想她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如果怎么也想不明白，你到底该怎么做的时候，像书里的莉莉问的那样，「你活着的理由是什么，布兰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