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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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历史学者认为，13、14世纪的世界可称为蒙古时代。成吉思汗的征服颠覆了东、西方的旧秩序，他缔造的大蒙古国囊括了多半个欧亚版图，首次形成了近代以前长达一百年的“世界体系”。“世界征服者”几乎被当做成吉思汗的代名词。1260年其孙忽必烈继任第五任大汗，创建元朝，首次以少数民族统一整个中国，进入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行列，同时依然是大蒙古国的宗主与中心。忽必烈身兼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继其祖父之后进一步改变了亚洲和中国的历史命运。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有继承也有变化。这在祖孙二人的称谓上就有体现。按照蒙古大汗统绪，忽必烈追随前四汗被尊为“薛禅汗”。按照元朝皇帝的中国式太庙祭祀礼制，忽必烈逝世四个月后最先得到“世祖”庙号，成吉思汗的“太祖”庙号则是在他逝世八十二年后追加的。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元朝仅是“大蒙古国”的延续，大蒙古国则是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世界帝国，包罗万方，不以中原为限。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祖孙二人，是蒙元时代给世界和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前者的赫然功绩表现在统一蒙古诸部、征服欧亚大陆和肇建蒙古世界帝国，后者之所以能和其祖父相媲美，又在于他是少数民族统一且较有效治理中国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成功地完成了从草原游牧征服者到定居社会君主过渡的蒙古大汗”。
八百年来，成吉思汗几乎被当做东方“野蛮人”和游牧君主的特定文化符号，受到经久不衰的关注和连篇累牍的褒贬议论。国内外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记论说多至近百种。享誉海内外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元王朝创建者忽必烈的相关记载与描绘，详细生动，脍炙人口，由此忽必烈在西方也声名远扬。然而，关于忽必烈的传记或专门著述，数量不是很多。至20世纪80年代，较有影响的仅有爱宕松男、胜藤猛、周良霄、罗沙比等所著的四五部。而1988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莫里斯•罗沙比所撰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又译作《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及其时代》），应该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优秀作品。
2004年，李治安教授也撰写了一本《忽必烈传》。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过莫里斯•罗沙比教授之著作的部分内容。该书五十六万字，写作手法大致是尽可能搜集相关史料，以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又横向涉及他在位三十五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件，纵与横结合，人与事兼顾，尽可能详细地还原“忽必烈及其时代”。还在人物对话上保留了文言文及宋元白话的原貌，各章标题也尽可能采用诗句对仗的表达方式。《忽必烈传》是一部中国思维和中国文风很浓的学术传记。与罗沙比教授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相比，作者一中一美，风格一东一西，意境旨趣则有同有异。
这里主要谈一谈罗沙比作品的若干优点和独特之处：
擅长宏观思维和高屋建瓴式的论说，是该书超凡脱俗的“亮点”。与一般微观论著相比，罗沙比能够把忽必烈放在“蒙古世界帝国”和多元文化秩序等广阔的视野内，娴熟地展开宏观思考与探讨。该书的第三、四、五、六章的题目分别是“众汗之汗”、“征服者”、“中国皇帝”和“文化保护者”，体现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宏观设计和逻辑构思。第三章云：“他并没有接受由蒙古贵族和众可汗参加的忽里台的祝福……忽必烈一直被继位非法的气氛所困扰着。事实上，他后来的内外政策很可能都是因为他渴望获得久违了的衷心支持之故。”这是对当时黄金家族共权传统与汗位角逐大势的宏观睿智把握，也道出了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间与东、西道宗王藩国复杂政治关系的真谛。第四章又说：“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是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又是对忽必烈灭大理、平南宋和远征日本、爪哇、安南、缅等国动因的入木三分的阐发，忽必烈“穷兵黩武”之谜，于此可以得到解释。第六章还说“他仍要努力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和蒙族人淳朴粗陋的文化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作为众汗之汗，他当然有责任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汉文化……他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在深层次意义上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自忽必烈始，蒙、汉二元政治文化模式一直是维持其蒙古大汗地位并有效统治中国的基本国策。罗沙比从“众汗之汗”等政治层面，竭力剖析忽必烈构建二元政治文化秩序的原委，可谓高屋建瓴之论。以上议论，看似简单，若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蒙元史的精深洞察，则根本无法提出。
该书虽属人物传记，但它和一般通俗读物迥然不同。作者处处依据扎实可靠的文献史料，在力求真实的基础上，尽力提出一些新鲜见解，突显其品味和学术价值。譬如，贾似道为对付蒙古人的挑战和抑制利益集团特权，“试图实行改革”；“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八思巴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且希望“最终取代汉字”；桑哥以至元钞改革“暂时遏制住了损害经济的通货膨胀”，却使人们的“净资产因此大大缩水”；海外征伐与平叛战争“恶化”了“财政困难”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独立研究或及时吸收他人成果的新鲜见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读者的认识深度，亦推进了有关忽必烈的专门研究。
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是该书的另一长处。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和“千古绝唱”，他笔下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往往能带来历史沧桑与文学渲染的双重震撼，令人拍案叫绝，或扼腕叹息。遗憾的是，近百年来，由于学科分类和大学教育专门化，上述传统无形中被人们束之高阁。一边是包括传记在内的历史学研究性著作，语言死板僵化，趣味性和可读性低，一般读者不喜欢或不容易看懂；另一边是某些历史读物或电视讲座“戏说”风靡，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给读者或观众灌输了不少错误乃至荒谬的知识信息。这常常让我们史学工作者大伤脑筋，啼笑皆非。罗沙比所著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作者在正文中绝少引用史料，一概使用流利明快的现代语言，又寓议论于叙事之中，在娓娓讲述忽必烈的故事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诸多见解议论，自然顺畅又意境深邃，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浑然一体，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该书在西方各国拥有颇多的读者，还被列为欧美大学亚洲史课程必读的参考书。
与所有的优秀作品一样，该书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例如，在描述忽必烈时期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要的制度变革方面，该书显得比较单薄。作者把蒙元落后的手工业匠户政策误解为忽必烈“保障工匠”的善举，也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该书不愧为西方探研和认知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乘著述。我相信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和感动。
八百年来，成吉思汗几乎被当做东方“野蛮人”和游牧君主的特定文化符号，受到经久不衰的关注和连篇累牍的褒贬议论。国内外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记论说多至近百种。享誉海内外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元王朝创建者忽必烈的相关记载与描绘，详细生动，脍炙人口，由此忽必烈在西方也声名远扬。然而，关于忽必烈的传记或专门著述，数量不是很多。至20世纪80年代，较有影响的仅有爱宕松男、胜藤猛、周良霄、罗沙比等所著的四五部。而1988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莫里斯•罗沙比所撰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又译作《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及其时代》），应该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优秀作品。
2004年，李治安教授也撰写了一本《忽必烈传》。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过莫里斯•罗沙比教授之著作的部分内容。该书五十六万字，写作手法大致是尽可能搜集相关史料，以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又横向涉及他在位三十五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件，纵与横结合，人与事兼顾，尽可能详细地还原“忽必烈及其时代”。还在人物对话上保留了文言文及宋元白话的原貌，各章标题也尽可能采用诗句对仗的表达方式。《忽必烈传》是一部中国思维和中国文风很浓的学术传记。与罗沙比教授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相比，作者一中一美，风格一东一西，意境旨趣则有同有异。
这里主要谈一谈罗沙比作品的若干优点和独特之处：
擅长宏观思维和高屋建瓴式的论说，是该书超凡脱俗的“亮点”。与一般微观论著相比，罗沙比能够把忽必烈放在“蒙古世界帝国”和多元文化秩序等广阔的视野内，娴熟地展开宏观思考与探讨。该书的第三、四、五、六章的题目分别是“众汗之汗”、“征服者”、“中国皇帝”和“文化保护者”，体现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宏观设计和逻辑构思。第三章云：“他并没有接受由蒙古贵族和众可汗参加的忽里台的祝福……忽必烈一直被继位非法的气氛所困扰着。事实上，他后来的内外政策很可能都是因为他渴望获得久违了的衷心支持之故。”这是对当时黄金家族共权传统与汗位角逐大势的宏观睿智把握，也道出了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间与东、西道宗王藩国复杂政治关系的真谛。第四章又说：“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是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这又是对忽必烈灭大理、平南宋和远征日本、爪哇、安南、缅等国动因的入木三分的阐发，忽必烈“穷兵黩武”之谜，于此可以得到解释。第六章还说“他仍要努力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和蒙族人淳朴粗陋的文化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作为众汗之汗，他当然有责任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汉文化……他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在深层次意义上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自忽必烈始，蒙、汉二元政治文化模式一直是维持其蒙古大汗地位并有效统治中国的基本国策。罗沙比从“众汗之汗”等政治层面，竭力剖析忽必烈构建二元政治文化秩序的原委，可谓高屋建瓴之论。以上议论，看似简单，若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蒙元史的精深洞察，则根本无法提出。
该书虽属人物传记，但它和一般通俗读物迥然不同。作者处处依据扎实可靠的文献史料，在力求真实的基础上，尽力提出一些新鲜见解，突显其品味和学术价值。譬如，贾似道为对付蒙古人的挑战和抑制利益集团特权，“试图实行改革”；“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八思巴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且希望“最终取代汉字”；桑哥以至元钞改革“暂时遏制住了损害经济的通货膨胀”，却使人们的“净资产因此大大缩水”；海外征伐与平叛战争“恶化”了“财政困难”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独立研究或及时吸收他人成果的新鲜见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读者的认识深度，亦推进了有关忽必烈的专门研究。
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是该书的另一长处。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和“千古绝唱”，他笔下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往往能带来历史沧桑与文学渲染的双重震撼，令人拍案叫绝，或扼腕叹息。遗憾的是，近百年来，由于学科分类和大学教育专门化，上述传统无形中被人们束之高阁。一边是包括传记在内的历史学研究性著作，语言死板僵化，趣味性和可读性低，一般读者不喜欢或不容易看懂；另一边是某些历史读物或电视讲座“戏说”风靡，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给读者或观众灌输了不少错误乃至荒谬的知识信息。这常常让我们史学工作者大伤脑筋，啼笑皆非。罗沙比所著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作者在正文中绝少引用史料，一概使用流利明快的现代语言，又寓议论于叙事之中，在娓娓讲述忽必烈的故事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诸多见解议论，自然顺畅又意境深邃，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浑然一体，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该书在西方各国拥有颇多的读者，还被列为欧美大学亚洲史课程必读的参考书。
与所有的优秀作品一样，该书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例如，在描述忽必烈时期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要的制度变革方面，该书显得比较单薄。作者把蒙元落后的手工业匠户政策误解为忽必烈“保障工匠”的善举，也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该书不愧为西方探研和认知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乘著述。我相信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