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现代性：查尔斯·泰勒论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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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传统的习俗要求、道德规范与宗教信仰崩解后，人们开启了一个找寻自我、实现自我的时代。现代性正是这个时代的标签。那么，如何定义现代性？在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保守主义者来看，现代性的危机在于普遍意义上的善无法达成。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发展了这一项观点：年轻的美国学生们自恋、放纵，他们不追求崇高，也难以为选择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他们缺乏对伟大和经典文本的阅读，也无法认识古典的高贵精神。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性已经由于其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废墟。怀抱着逃逸和游戏的精神，他们走向了放任自流的人生。
由于自由主义文化中固有的道德主观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双方陷入了旷日持久但语焉不详的争论中。作为贯通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学者，查尔斯·泰勒不满足于这两方的看法。一方面，布鲁姆指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所可能的危险——放纵而不负责任的人生和虚无主义的深渊——但因缺乏深入的审视而被他轻率地指认为对善好标准的偏离；另一方面，自由和放纵的后现代者通过艺术和哲学的自我实现，也内含着某种“成为自己”的个人主义精神，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性谋划，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P73：高和低的文化运动，前卫艺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恋性质）
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泰勒指出在“成为自己”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正在衰落的道德理想：“本真性”。这一概念采纳自Lionel Trilling在《真诚性与本真性》一书中的概念，泰勒对之加以发展：自我实现背后的道德理想是对自己真实。而所谓的道德理想，就是“关于较高和较好的生活模式，一种我们应该欲求什么的标准”（P20）。用罗尔斯式的术语来说，就是某种“可欲”的生活方式。泰勒认为，本真性应该被严肃地当作一个道德理想。这个理想是有效的，可以从理性上进行论争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P31）。对于这个概念的澄清，能够更好的用来思考现代人身处的铁笼：工具理性、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愈加白热化的社会分裂现状。
泰勒指出，本真性的伦理规范是现代文化独有的产物，其来源可以追溯至18世纪，即“人类具有一种道德感，一种对何对何错的直感”。当道德直觉不再是通往何为正确行事的目的的手段，而是自身具有决定性道德意义的时候，它就成了真正完整的人不可获取的东西（P33，详见泰勒《自我之源》15章）。在过去，道德感的存在需要借助与某种至善的存在物的接触（譬如上帝、善的理念），自本真性的伦理形成以来，人们转向了对内的自我确证（inwardness),“我们以之视自己为具有内部深度的存在物”（P34）。泰勒将这种新观点追溯到卢梭。卢梭的自由是“自决的自由”，即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据此，卢梭建立了公意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构想。卢梭之后，赫尔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度衡（measure)。这种观点将道德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赋予人自身。对自己真实就意味着倾听自己内部的声音，并将之表达出来。在不断地倾听和诉说中，我从内部找到我自己，并定义我自己。
然而，当下的批评者往往将这种本真性的自我确证，视作一种主观主义、一种任意和放纵的表现。这当然是本真性在现代的一个表现（甚或一种衰退）。泰勒反对自由主义将自我视作原子式的存在，他试图唤起人类生活的对话特性：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对话和特定的视野中生成的，本真性理想和认同差异紧紧相连。
一方面，自我的同一性在与他人的对话（公开或者内化的对话）中生成。定义自我的同一性并非一蹴而就，毋宁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寻找、生成和修正。重要的他人，亲人或爱人或许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影响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即使是孤独的艺术家甚或修士，都需要在和上帝的对话、或某个假想的听众中生成。另一方面，事物的重要性涉及可理解的视野（horizon）：历史、自然、社会、团结、信仰、公民职责等，而非选择面包或者馒头的“视野”：“本真性不是超越自我之外的要求的敌人：它以这些要求为条件。”（P52）
对共同体做出承诺并不是实现自我的手段，使得自我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远离他人，使得纽带不再重要性。个人主义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两个经典的社会模型：其一建立在普遍权利的观念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成为自己（正是这种观点使得人们趋向程序正义，柔性相对主义、远离他人）；其二建立在对私人领域的关系的强调：美好生活应当在私人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这两个变化在卢梭关于公民尊严和普遍认同的论述中显现出来。
然而，当代的本真性文化却显现出一幅全然不同而互相龃龉的面孔：在社会层面，人们强调公平原则和同等的机会，但又呼吁一种强调差异的“身份政治”；在私人层面，同一性的爱是重中之重。关于身份政治的论争可以如此得到理解：人们不仅想要有平等的机会，更需要得到价值层面的同等承认，乃至对差异的承认：我是女人价值与男人的价值不同，我是少数族群的价值不同于白人男性的价值。然而，“仅有差异本身，还不能成为平等价值的基础”（P64）泰勒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男女是平等的，那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差异的，而是因为某些有价值的属性，共同的或互补的，压倒差异。他们是有理性、爱、技艺、或者对话认同能力的存在者。”（P65）
因此，认同差异需要“一个共享的视野”：对此，不同文明、国家、民族、社群有着不同的共识。
概而言之，本真性一方面涉及创作、构造与发现；原创性；另一方面反对社会规则，甚至潜在地反对道德规范。然而同时，本真性也涉及对重要性视野的开放，以及对话中的自我定义。据此，我们不该如科学主义者一样简单地将道德观念搁置一旁，或还原成社会科学的因果模型；也不能如人文主义者一般悲观，哀叹高尚的道德理想之不复返。正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几百年实践中所要求的那样，本真性要求个体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自由的增长中，人们可以选择堕落也可以选择升华。当主观性被愈加强烈地被赋予个体自身，人们也可以整体地实现它：与更宽广的整体连接在一起。在泰勒看来，网络舆论和社会环境呈现的并非专制的铁笼，而非分裂的危险：
“人们愈来愈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分裂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换句话说，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公民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可能实际上感到与别的一些人结合在共同事业中，但这些共同事业更多地是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
泰勒对本真性理想的重述，与其说是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不如说是在思想的混流中重新打捞出了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核心精神：肯定个体的道德良知、尊严与价值，并且在社会和他人的交往中不断地发现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定义自身的同一性。
在《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一书中，泰勒与若瑟尔兰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只不过这次使用的概念是广义的“良心”（conscience）概念：不同于日常的欲求或偏好（preference），良心和价值观念是宗教信念的延伸与扩展。它们与个体的道德完整性情感紧密相连，指导个人探求生命意义并做出根本的道德行动。本真性意味着对自己的真实，良心则是这一概念的拓展和完成。
本真性理想的复归和良心的发展，都对公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他者的价值持有敬重的宽容：人们不仅将他者作为平等的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持有者，更需要保持一种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敬重。把他者所拥有的道德观念视为伦理上有价值的观念，并且他们的观念有着伦理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社会为宽容理念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为持有不同信仰和信念伦理的公民往往互不理解。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
“生活在一个保护良心和表达自由的社会中，要付出的代价是接受暴露于我们认定是虚假、荒谬或具有伤害性的信仰和宗教活动。”
最后，不论是对本真性概念的重述，还是对良心概念的发展，泰勒都用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在书的结尾，泰勒以一种韦伯式的口吻说：
“必须看到现代性的伟大，也看到其浅薄和危险。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