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把花楸树的浆果抛向故土，那里有我的爱人
一、战争与革命
（1）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六零年孤独病逝于莫斯科的郊外。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只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乐，苏联政府的谴责与排挤，社会上的各种舆论的压力和言语攻击，发展至最后塔斯社授权声明要将他驱逐出境。本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故土的依恋，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写信恳求，公开检讨，甚至放弃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在西方各界名流对他的声援下，他才得以留在国内，但不久便郁郁而终。三十年后，当初引起轩然大波的《日瓦戈医生》才得到国内社会的接纳和公正的评价，算是告慰作者在天之灵。小说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一句话和帕斯捷尔纳克遭受的境遇有几分契合：“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作者与笔下的主人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尤拉、尤罗奇卡）一样，从小就受到艺术文学的熏陶，热爱诗歌，经历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在时代浪涛中颠簸前行，始终不改对于写作的热爱与初衷。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们的想法并不相同，帕斯捷尔科纳一生都执著于文学创作、翻译，尤拉则从事了医学，对他来说，艺术只是一种爱好，不适合现实生活——“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不过，他们都具有把所见所闻和感悟记录下来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鞭策他们笔耕不辍。在诗集发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用八年时间写下了《日瓦戈医生》；在战火纷飞的逃亡路途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写作辟开一片净土，体会笔下潺潺地如音乐流水般喷涌的诗歌之美。此番比较，并非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代表了作者本人，只是说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帕斯捷尔科纳的热爱与坚持，见解与思考。
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对国家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为改变国家现况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曾经发起和领导过几次失败的革命，比如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沙皇麾下的一批贵族军官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反思国内农奴制的不合理性，爆发了起义。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真正意义上，称得上革命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但是其造成的影响力会延续几年、几十年。失败的只是革命，而因此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得到孕育和发展，人民的意识随着一次次革命也在不断被唤醒，这为后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列夫•托尔斯泰就在改革时期把土地分给为他工作的农民，为维护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上奔走呼吁。《日瓦格医生》以俄国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十月革命”作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那前后俄国动荡的几十年，各个阶层（主要是以日瓦格医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的思想变化，对于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的反思。
（2）战争与革命
尤拉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无止境的变化中，不停的变换住所，被陌生人照料，变化带来的不安定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同时期的俄国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中的巨大变化，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无法左右的命运把书中的每个人物领向了不可扭转的道路：感情极端纯洁的少年尤拉从未想过自己成为了直面残酷战争的日瓦格医生，他曾为革命的到来而欣喜，却也为随之而来的贫困生活感到痛苦不解；拉拉为了理想、怀着非同一般的母性情怀，嫁给了帕沙，以为终于摆脱了噩运的纠缠，却再次陷入失去丈夫和安宁生活的困境；腼腆、调皮、热情的帕沙，参军后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神经质、鄙视忧郁的人，思念妻女的帕沙被掩埋在了着魔的安季波夫的心里。战争让无知、莽撞的人变得深沉，让任性、轻浮的人变为神情专注的学者（杜多罗夫），做学徒时挨打受骂的加利乌林凭着较高的官衔，与当年的工长胡多列耶夫调换了上下级的位置。仿佛世界一下子颠倒了过来，形成一种难以称之为更好抑或是更坏的局面，其中充满了矛盾和迷茫，正如俄国知识分子一直挥之不去的困惑。他们为改变国家做出努力与牺牲，却往往因为局势的莫测而陷入迷雾，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即使是作为军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依旧对战争的血腥逻辑难以接受，枪炮造成的创伤是可怕的，令人不忍目睹的。置身之外的人可以也许可以客观从容的评价一场战争，一次历史事件，可身处其中的人却无时无刻不看到这里面的复杂多面性。就像战争爆发的犹太人居住区，社会上有人指责他们缺乏爱国心，可是当他们受到苛捐杂税的重压、忍受着侮辱和指责，爱国心绝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能在敌人那里受到尊敬，享受到权力，更又能从何处产生爱国心呢？
对于革命的态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态度一开始是积极的，“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战争是难以忍受的，截断了生存的脚步，革命却是让人警醒的，让生命重新奔腾起来。虽然他见到革命面临的艰难，却依旧对未来的将会到来的伟大结局充满希冀。他甚至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好，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是似乎一切都无能为力，当革命的热情逐渐平静下来，恶劣的生活条件又让他陷入困境。由于食物和用品奇缺，他不得不举家迁往西伯利亚。旅途中乘坐的那辆列车简直就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缩影，从有钱人、有头有脸的律师，到澡堂杂工、小商贩，甚至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每个人都有一段坎坷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书。革命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中的理想形象也在一点点受到所见所闻的冲击。农民并非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过上了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不断闹事，反对白军，也反对红色分子，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当政，他们想要的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田园生活。在西伯利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红军的游击队俘虏成了随军医师，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两支军队的人从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并非是从报纸的消息上或者人们的闲谈中。这可比一战的战场要复杂的多，他们彼此相象，长在同一块土地，说着同样的语言，有些人甚至彼此相识，不同的理想将他们划进不同的阵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在交战后，发现两军的战士都在衣服里缝上了第九十一诗篇的诗句，据说可以有避免受到子弹伤害的效用。他们向同一个神明祈求平安，也许上帝都不知道该保佑谁了，于是他们都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献祭，他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难免两败俱伤。看着自己人之间的混战，医生的心里更不是滋味，枪毙叛乱分子，又一次交火，崩溃的士兵亲手杀死妻女以防遭到对方的凌辱。暴行与鲜血让他窒息、呕吐。摇曳浮动的白桦林纷纷倒下变成荒漠。
小说主人公对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暴行的不满和困惑，引发了苏联政府、社会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攻，因为小说“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俄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看问题，这与俄国国内倡导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难免有矛盾之处。帕斯捷尔纳克就从关怀战争中的个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物的命运，眼睁睁地看着平静、无辜的生活落入每日的杀戮中。革命纵然是伟大的，但那些牺牲的人们呢？想到这里就不禁叫人颤抖。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如果斯特列里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这个坚强的女人只是在动荡年代渴望和平。
二、把花楸树的浆果抛向故土，那里有我的爱人
“可怜我吧，花楸树枝，美人儿花楸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堤上，杨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仍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俄罗斯民歌
在电影“征婚广告”里，约翰•库萨克扮演的杰克看了十几遍“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希望总有一次能看到在日瓦戈医生心脏病发作倒地的瞬间，走在前方毫不知情的拉拉能回头，不要让他在穷尽一生渴望的死后还觉得心中刺痛。
由大卫•里恩执导的这部改编自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影片，是当时好莱坞拍摄的一系列史诗电影的最后一部。此前备受赞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远大前程”、“雾都孤儿”等几部改编自名著的佳作，奠定了“日瓦戈医生”成功的基础，不论从画面构图到配乐都极具美感和异国情调。不过，仍旧很难说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光是对人物的塑造就难以让人信服。热情的帕沙，坚强骄傲的拉拉，踌躇满志的尤拉，从小说中到银幕上，他们的性格无一不被电影简单的脸谱化了：帕沙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不讨好的人物，他冷酷、一心只想着革命，这样似乎就让医生和拉拉的相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书中，帕沙从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无条件的崇拜她，为了她读大学，当教师，阅读大量书籍。后来去参军完全是出于知晓她的往事后，一直耿耿于怀，竟开始怀疑拉拉的感情。他试图通过参军干出一番大事业，以此来再次占据她的心。他的爱从未有一刻沉睡在大雪中，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也是为了让拉拉母女过上更好的日子，不再为以前的痛苦和仇恨难过。他和拉拉都为了对方不惜付出一切，只可惜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让他们相守，哪怕只是做一对平凡的夫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了解他们的爱，也尊重这份爱，这也是为何当最后两个男人能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谈论对拉拉的爱。对同一个女人无私的爱，让他们变得如此贴近。
好莱坞的很多作品中，为了衬托男女主角间的爱情，其他的配角难免成为了陪衬，而在小说中作者赋予每个人物一个生动鲜活的命运，被叔婶牺牲去服劳役的瓦夏，被不停征战折磨得身心憔悴的帕姆菲尔•帕雷赫（他后来杀死了妻女），队伍中那个巫婆一样的士兵妻子，这些人都影响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思想和生活。当然，整本书的容量很难强塞进短短三个小时的影片中，要有取舍，可重塑后的人物已然不是我在书中爱上的那些人了。拉拉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软弱，欲拒还迎，让她拿着枪射他的时候怎么看都有些矫情。拉拉面对这个男人是无惧的，因为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她吸引科马罗夫斯基的正是其本人永远无法拥有的，那份心灵的澄澈之美，她是崇高的、纯洁的、无暇的，美得仿若夏日清晨的那股轻烟。她无法拆穿这个无耻的男人，又不愿意受到命运的无情践踏，毅然决然地搬出去谋生。而几年后那个圣诞夜晚上，她藏起手枪找科马罗夫斯基谈判，也是由于她不愿意一再接受别人的恩惠，决定独自闯荡生活，与往日的屈服于其权势的耻辱告别。那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到了电影中，拉拉表现出来的反抗少了许多，反而突出了她禁不住科马罗夫斯基提供的那些诱惑，虽然这是个女孩子难免有的虚荣心，拍摄出来的效果却让人感觉过于突出了很多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东西。小说中在写到她被科马罗夫斯玷污的事情上，尽量隐讳，这就像是导演在处理一个人物杀人的场景——如果他想让观众对杀人者产生同情，他会尽量避免表现场面的血腥，而用其他镜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避免描写事件本身的过程，而是着重描述拉拉事后的痛苦和憎恶，显然就是希望读者同情她，了解她毫不情愿，她的耻辱和她的痛楚。可是，影片中导演不仅拍摄了科马罗夫斯基如何奸污了拉拉，还给拉拉被侮辱的同时用手揽着律师后背的一个特写（暗示她的屈从）。不仅如此，事后科马罗夫斯基还狠狠撂下话，别说你不享受！这都动摇了拉拉作为一个受害者，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件事中所处的立场，似乎她真的不知廉耻的享受其中。事实上，哪怕迟来的春天消融了冰雪，也无法温暖她那颗因受伤变得绝望冰冷的心。她经受着心中暴风骤雨的冲刷，沦陷在日复一日的噩梦中。但她绝没有因此而变得软弱可欺，关于科马罗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她的忍耐限度，她决定向命运发出挑战。当她不可避免的陷入这种危险的成人游戏，如果不选择投降，就得奋起反击——“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虽然最后她仍旧没能逃脱科马罗夫斯基给她带来的最终厄运，嫁给了他，也正是因为他的身份孤独地死在了集中营。但这不是屈服，不是放弃斗争，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才选择的一条道路。从痛心于命运的无助女孩到展开翅膀翱翔在天空尽头的天使，她仍是那么娇小柔弱，只是稍稍触碰，就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火光与能量，让你带着一生的爱慕和悲伤把她镌刻在心。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之间生死永隔的爱情，曾感动了无数读者。电影正是以这段颇具话题的爱情为主题来进行拍摄的，别的人物和事件都为这段爱情让路，两位主人公各自爱人的不尽如人意、两人的一见钟情，实在符合一贯的罗曼蒂克的爱情逻辑，当男女主角相见，其他人都相形见绌，眼神交汇，世界都要为他们放慢脚步。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爱情相比之下，虽然戏剧性弱了很多，却更加深沉、隽永、忧伤。这就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汹涌的情感所述那样：他竭力不去爱拉拉，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尤拉在结婚之前见过拉拉两次，直到一战时随军行医时才有更深的接触。一开始不是电光火石的爱情，只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她失去丈夫的同情和遇见故人的快乐。当妻子冬妮娅在信中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让本来毫无杂念的他深感受伤。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他甚至不知道拉拉住在哪个房间。随着每日和拉拉接触，他就越希望能抹去她神态中的悒郁。在医生表白了此种心迹后，非但没让拉拉高兴，反而备感气恼，当场就断然拒绝，几天后就离开了住所。此后很久，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交集。只是拉拉早已深深植入了医生的心中，回旋不去。不光因为她具有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美，更是因为她从不炫耀自己的美，反而因此而惩罚自己。她做什么事情都尽善尽美，哪怕只是削一个马铃薯，翻阅一本书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比较过对于两个女人的爱，他爱冬妮娅，爱到崇拜的地步，他也爱拉拉。负罪感折磨他，让他几乎发疯。在他被游击队俘虏后，对冬妮娅剩下的更多是深深的愧疚。至于拉拉，他不敢想念拉拉，不敢呼唤她的名字，怕是连同灵魂一同呼出了体外。总有一种感情，不受人的左右，就像他经过拉拉的房子会禁不住颤抖，那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破旧房间，而是一把打开心中思念的钥匙。他们不仅拥有相知的心灵，还怀着同样的厌恶令自己与世界隔离。在遭受命运一系列的磨难后，只有拉拉才能让他留下如此幸福的泪水。他们不仅相爱，还将这份爱延伸到冬妮娅和帕沙的身上。拉拉敬爱冬妮娅，尤拉尊敬帕沙。相爱的人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毫不自知。彼此的柔情让永恒的气息充满了短暂生活的片断，成为注定灭亡的疆土上傲立绽放的花楸树。他们“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
然后，他放开了拉拉的手，以便她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没有他的生活，她不可能过得更好。拉拉远去的马车拖着冬日的太阳下了山，再没有可能升起来。他的肘弯留着拉拉的气息，他的怀中，他的唇上都是属于拉拉的记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不悲叹自己的命运，正是这生活的暴风雨将拉拉冲到他的身边。他们相爱并非是为了情欲，而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两颗心在荒原上相遇，同样赤裸、孤独、无依无靠，他们不顾一切的相爱、哭泣、拥抱、分离，感情深邃到来世再次遇见还会因为前世的爱情而心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直到下一次、下一世的萍水相逢。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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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六零年孤独病逝于莫斯科的郊外。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只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乐，苏联政府的谴责与排挤，社会上的各种舆论的压力和言语攻击，发展至最后塔斯社授权声明要将他驱逐出境。本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故土的依恋，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写信恳求，公开检讨，甚至放弃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在西方各界名流对他的声援下，他才得以留在国内，但不久便郁郁而终。三十年后，当初引起轩然大波的《日瓦戈医生》才得到国内社会的接纳和公正的评价，算是告慰作者在天之灵。小说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一句话和帕斯捷尔纳克遭受的境遇有几分契合：“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作者与笔下的主人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尤拉、尤罗奇卡）一样，从小就受到艺术文学的熏陶，热爱诗歌，经历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在时代浪涛中颠簸前行，始终不改对于写作的热爱与初衷。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们的想法并不相同，帕斯捷尔科纳一生都执著于文学创作、翻译，尤拉则从事了医学，对他来说，艺术只是一种爱好，不适合现实生活——“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不过，他们都具有把所见所闻和感悟记录下来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鞭策他们笔耕不辍。在诗集发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用八年时间写下了《日瓦戈医生》；在战火纷飞的逃亡路途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写作辟开一片净土，体会笔下潺潺地如音乐流水般喷涌的诗歌之美。此番比较，并非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代表了作者本人，只是说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帕斯捷尔科纳的热爱与坚持，见解与思考。
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对国家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为改变国家现况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曾经发起和领导过几次失败的革命，比如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沙皇麾下的一批贵族军官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反思国内农奴制的不合理性，爆发了起义。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真正意义上，称得上革命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但是其造成的影响力会延续几年、几十年。失败的只是革命，而因此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得到孕育和发展，人民的意识随着一次次革命也在不断被唤醒，这为后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列夫•托尔斯泰就在改革时期把土地分给为他工作的农民，为维护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上奔走呼吁。《日瓦格医生》以俄国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十月革命”作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那前后俄国动荡的几十年，各个阶层（主要是以日瓦格医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的思想变化，对于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的反思。
（2）战争与革命
尤拉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无止境的变化中，不停的变换住所，被陌生人照料，变化带来的不安定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同时期的俄国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中的巨大变化，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无法左右的命运把书中的每个人物领向了不可扭转的道路：感情极端纯洁的少年尤拉从未想过自己成为了直面残酷战争的日瓦格医生，他曾为革命的到来而欣喜，却也为随之而来的贫困生活感到痛苦不解；拉拉为了理想、怀着非同一般的母性情怀，嫁给了帕沙，以为终于摆脱了噩运的纠缠，却再次陷入失去丈夫和安宁生活的困境；腼腆、调皮、热情的帕沙，参军后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神经质、鄙视忧郁的人，思念妻女的帕沙被掩埋在了着魔的安季波夫的心里。战争让无知、莽撞的人变得深沉，让任性、轻浮的人变为神情专注的学者（杜多罗夫），做学徒时挨打受骂的加利乌林凭着较高的官衔，与当年的工长胡多列耶夫调换了上下级的位置。仿佛世界一下子颠倒了过来，形成一种难以称之为更好抑或是更坏的局面，其中充满了矛盾和迷茫，正如俄国知识分子一直挥之不去的困惑。他们为改变国家做出努力与牺牲，却往往因为局势的莫测而陷入迷雾，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即使是作为军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依旧对战争的血腥逻辑难以接受，枪炮造成的创伤是可怕的，令人不忍目睹的。置身之外的人可以也许可以客观从容的评价一场战争，一次历史事件，可身处其中的人却无时无刻不看到这里面的复杂多面性。就像战争爆发的犹太人居住区，社会上有人指责他们缺乏爱国心，可是当他们受到苛捐杂税的重压、忍受着侮辱和指责，爱国心绝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能在敌人那里受到尊敬，享受到权力，更又能从何处产生爱国心呢？
对于革命的态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态度一开始是积极的，“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战争是难以忍受的，截断了生存的脚步，革命却是让人警醒的，让生命重新奔腾起来。虽然他见到革命面临的艰难，却依旧对未来的将会到来的伟大结局充满希冀。他甚至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好，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是似乎一切都无能为力，当革命的热情逐渐平静下来，恶劣的生活条件又让他陷入困境。由于食物和用品奇缺，他不得不举家迁往西伯利亚。旅途中乘坐的那辆列车简直就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缩影，从有钱人、有头有脸的律师，到澡堂杂工、小商贩，甚至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每个人都有一段坎坷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书。革命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中的理想形象也在一点点受到所见所闻的冲击。农民并非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过上了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不断闹事，反对白军，也反对红色分子，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当政，他们想要的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田园生活。在西伯利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红军的游击队俘虏成了随军医师，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两支军队的人从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并非是从报纸的消息上或者人们的闲谈中。这可比一战的战场要复杂的多，他们彼此相象，长在同一块土地，说着同样的语言，有些人甚至彼此相识，不同的理想将他们划进不同的阵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在交战后，发现两军的战士都在衣服里缝上了第九十一诗篇的诗句，据说可以有避免受到子弹伤害的效用。他们向同一个神明祈求平安，也许上帝都不知道该保佑谁了，于是他们都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献祭，他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难免两败俱伤。看着自己人之间的混战，医生的心里更不是滋味，枪毙叛乱分子，又一次交火，崩溃的士兵亲手杀死妻女以防遭到对方的凌辱。暴行与鲜血让他窒息、呕吐。摇曳浮动的白桦林纷纷倒下变成荒漠。
小说主人公对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暴行的不满和困惑，引发了苏联政府、社会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攻，因为小说“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俄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看问题，这与俄国国内倡导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难免有矛盾之处。帕斯捷尔纳克就从关怀战争中的个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物的命运，眼睁睁地看着平静、无辜的生活落入每日的杀戮中。革命纵然是伟大的，但那些牺牲的人们呢？想到这里就不禁叫人颤抖。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如果斯特列里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这个坚强的女人只是在动荡年代渴望和平。
二、把花楸树的浆果抛向故土，那里有我的爱人
“可怜我吧，花楸树枝，美人儿花楸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堤上，杨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仍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俄罗斯民歌
在电影“征婚广告”里，约翰•库萨克扮演的杰克看了十几遍“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希望总有一次能看到在日瓦戈医生心脏病发作倒地的瞬间，走在前方毫不知情的拉拉能回头，不要让他在穷尽一生渴望的死后还觉得心中刺痛。
由大卫•里恩执导的这部改编自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影片，是当时好莱坞拍摄的一系列史诗电影的最后一部。此前备受赞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远大前程”、“雾都孤儿”等几部改编自名著的佳作，奠定了“日瓦戈医生”成功的基础，不论从画面构图到配乐都极具美感和异国情调。不过，仍旧很难说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光是对人物的塑造就难以让人信服。热情的帕沙，坚强骄傲的拉拉，踌躇满志的尤拉，从小说中到银幕上，他们的性格无一不被电影简单的脸谱化了：帕沙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不讨好的人物，他冷酷、一心只想着革命，这样似乎就让医生和拉拉的相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书中，帕沙从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无条件的崇拜她，为了她读大学，当教师，阅读大量书籍。后来去参军完全是出于知晓她的往事后，一直耿耿于怀，竟开始怀疑拉拉的感情。他试图通过参军干出一番大事业，以此来再次占据她的心。他的爱从未有一刻沉睡在大雪中，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也是为了让拉拉母女过上更好的日子，不再为以前的痛苦和仇恨难过。他和拉拉都为了对方不惜付出一切，只可惜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让他们相守，哪怕只是做一对平凡的夫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了解他们的爱，也尊重这份爱，这也是为何当最后两个男人能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谈论对拉拉的爱。对同一个女人无私的爱，让他们变得如此贴近。
好莱坞的很多作品中，为了衬托男女主角间的爱情，其他的配角难免成为了陪衬，而在小说中作者赋予每个人物一个生动鲜活的命运，被叔婶牺牲去服劳役的瓦夏，被不停征战折磨得身心憔悴的帕姆菲尔•帕雷赫（他后来杀死了妻女），队伍中那个巫婆一样的士兵妻子，这些人都影响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思想和生活。当然，整本书的容量很难强塞进短短三个小时的影片中，要有取舍，可重塑后的人物已然不是我在书中爱上的那些人了。拉拉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软弱，欲拒还迎，让她拿着枪射他的时候怎么看都有些矫情。拉拉面对这个男人是无惧的，因为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她吸引科马罗夫斯基的正是其本人永远无法拥有的，那份心灵的澄澈之美，她是崇高的、纯洁的、无暇的，美得仿若夏日清晨的那股轻烟。她无法拆穿这个无耻的男人，又不愿意受到命运的无情践踏，毅然决然地搬出去谋生。而几年后那个圣诞夜晚上，她藏起手枪找科马罗夫斯基谈判，也是由于她不愿意一再接受别人的恩惠，决定独自闯荡生活，与往日的屈服于其权势的耻辱告别。那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到了电影中，拉拉表现出来的反抗少了许多，反而突出了她禁不住科马罗夫斯基提供的那些诱惑，虽然这是个女孩子难免有的虚荣心，拍摄出来的效果却让人感觉过于突出了很多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东西。小说中在写到她被科马罗夫斯玷污的事情上，尽量隐讳，这就像是导演在处理一个人物杀人的场景——如果他想让观众对杀人者产生同情，他会尽量避免表现场面的血腥，而用其他镜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避免描写事件本身的过程，而是着重描述拉拉事后的痛苦和憎恶，显然就是希望读者同情她，了解她毫不情愿，她的耻辱和她的痛楚。可是，影片中导演不仅拍摄了科马罗夫斯基如何奸污了拉拉，还给拉拉被侮辱的同时用手揽着律师后背的一个特写（暗示她的屈从）。不仅如此，事后科马罗夫斯基还狠狠撂下话，别说你不享受！这都动摇了拉拉作为一个受害者，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件事中所处的立场，似乎她真的不知廉耻的享受其中。事实上，哪怕迟来的春天消融了冰雪，也无法温暖她那颗因受伤变得绝望冰冷的心。她经受着心中暴风骤雨的冲刷，沦陷在日复一日的噩梦中。但她绝没有因此而变得软弱可欺，关于科马罗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她的忍耐限度，她决定向命运发出挑战。当她不可避免的陷入这种危险的成人游戏，如果不选择投降，就得奋起反击——“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虽然最后她仍旧没能逃脱科马罗夫斯基给她带来的最终厄运，嫁给了他，也正是因为他的身份孤独地死在了集中营。但这不是屈服，不是放弃斗争，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才选择的一条道路。从痛心于命运的无助女孩到展开翅膀翱翔在天空尽头的天使，她仍是那么娇小柔弱，只是稍稍触碰，就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火光与能量，让你带着一生的爱慕和悲伤把她镌刻在心。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之间生死永隔的爱情，曾感动了无数读者。电影正是以这段颇具话题的爱情为主题来进行拍摄的，别的人物和事件都为这段爱情让路，两位主人公各自爱人的不尽如人意、两人的一见钟情，实在符合一贯的罗曼蒂克的爱情逻辑，当男女主角相见，其他人都相形见绌，眼神交汇，世界都要为他们放慢脚步。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爱情相比之下，虽然戏剧性弱了很多，却更加深沉、隽永、忧伤。这就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汹涌的情感所述那样：他竭力不去爱拉拉，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尤拉在结婚之前见过拉拉两次，直到一战时随军行医时才有更深的接触。一开始不是电光火石的爱情，只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她失去丈夫的同情和遇见故人的快乐。当妻子冬妮娅在信中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让本来毫无杂念的他深感受伤。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他甚至不知道拉拉住在哪个房间。随着每日和拉拉接触，他就越希望能抹去她神态中的悒郁。在医生表白了此种心迹后，非但没让拉拉高兴，反而备感气恼，当场就断然拒绝，几天后就离开了住所。此后很久，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交集。只是拉拉早已深深植入了医生的心中，回旋不去。不光因为她具有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美，更是因为她从不炫耀自己的美，反而因此而惩罚自己。她做什么事情都尽善尽美，哪怕只是削一个马铃薯，翻阅一本书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比较过对于两个女人的爱，他爱冬妮娅，爱到崇拜的地步，他也爱拉拉。负罪感折磨他，让他几乎发疯。在他被游击队俘虏后，对冬妮娅剩下的更多是深深的愧疚。至于拉拉，他不敢想念拉拉，不敢呼唤她的名字，怕是连同灵魂一同呼出了体外。总有一种感情，不受人的左右，就像他经过拉拉的房子会禁不住颤抖，那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破旧房间，而是一把打开心中思念的钥匙。他们不仅拥有相知的心灵，还怀着同样的厌恶令自己与世界隔离。在遭受命运一系列的磨难后，只有拉拉才能让他留下如此幸福的泪水。他们不仅相爱，还将这份爱延伸到冬妮娅和帕沙的身上。拉拉敬爱冬妮娅，尤拉尊敬帕沙。相爱的人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毫不自知。彼此的柔情让永恒的气息充满了短暂生活的片断，成为注定灭亡的疆土上傲立绽放的花楸树。他们“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
然后，他放开了拉拉的手，以便她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没有他的生活，她不可能过得更好。拉拉远去的马车拖着冬日的太阳下了山，再没有可能升起来。他的肘弯留着拉拉的气息，他的怀中，他的唇上都是属于拉拉的记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不悲叹自己的命运，正是这生活的暴风雨将拉拉冲到他的身边。他们相爱并非是为了情欲，而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两颗心在荒原上相遇，同样赤裸、孤独、无依无靠，他们不顾一切的相爱、哭泣、拥抱、分离，感情深邃到来世再次遇见还会因为前世的爱情而心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直到下一次、下一世的萍水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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