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如何想像？ ｜ 基于米尔斯、凡勃伦和吉登斯

最近读完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和吉登斯的《社会学：批判的导论》，三本书的出版时间和所研究问题皆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回应到了一个问题，即社会学应当如何想象。透过文字可以感受到米尔斯的独立与热烈，又能触摸吉登斯的博学和严谨。当然，凡勃伦并非特意地回应这一话题，但他又在字里行间运用和实践了这一话题。由此，出于偷懒的目的将三者编为一文。

米尔斯的想象力早已家喻户晓，被很多老师视为学生甚至大一学生的启蒙书，但这实为不妥，没有几十本书的积累是读不懂这本书的。米尔斯怒其不争地批判了当时社会学所存在的几大潮流：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并大为批驳当时学界存在的科层气质。在他看来，宏大理论虚无缥缈玩弄概念游戏、经验主义将方法视为本体而忽视问题本质、实用主义更是沦为科层制的政治附庸。在米尔斯的痛斥之下，他认为社会学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因此，他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试图唤醒社会学者的独立和自由。他将社会学的想象力放置于多样的人类社会之中，呼吁社会学者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社会学家应将个体的私人困扰放置于全社会结构之中来思考；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社会学者应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序列中进行饱满穿透力的因果研究；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将个人经验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而不是坚守失去灵魂的“价值无涉”。米尔斯着力于构建一个跨学科的、不存在学科边界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纵向横向比较的、对社会结构进行深耕的独立而去科层化的社会学科。

米尔斯之后，吉登斯对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在现代社会技术突飞猛进的革新下，社会学不是被认为是枯燥无味和陈词滥调，就是被认为是社会暴动的鼓动者，社会学的合法性受到冲击。吉登斯在对此进行反思，对社会学进行重新思考和出发。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时代发展的变迁认识基础之上，而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建立在两次革命（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定位于两次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基于此，吉登斯给社会学下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的社会。并且，他认为一个社会就是一套制度化行为模式的集结或体系，是指跨越长久时空范围而一再发生的信念和行为模式。吉登斯认为，社会学重点研究的就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

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吉登斯认为应坚持三种想象力：历史想象力、人类学想象力和批判想象力。只有通过对历史有所认识的想像力，才能理解今天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此前社会中的人类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不同；只有具有人类学的想象力，才能让我们欣赏多样的人类社会而非中心主义的偏见与傲慢；只有怀着批判和审视，才能更好关注和引导未来社会。

因此，吉登斯历史性地比较工业社会和传统社会，并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依旧是理解当今社会的关键和基本点，他从工人阶级的发展、现代国家的结构、家庭和性别、城市与生活等角度论证了阶级的未被消灭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他不认同达伦多夫等人所持的工业社会为本质，资本主义社会仅是暂时性的观点，也不认同阶级已被后现代和福利国家所消灭的论调。但他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笔下的社会转型必然性。

因此，他主张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人类发展进行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并指出人类依然存在的问题和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马克思所认为的进步与工具主义；种族压迫并非阶级范畴所能解释；性别问题也不会因阶级革命而革除父权制；民族国家的作用也非马克思所言的随革命而失去意义，反而带来了如今民族国家暴力的世界威胁问题。

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当时正统经济学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逐渐失去解释力，新古典经济学的孤立个人主义假设和完美的市场假设缺陷充分暴露，凡勃伦因此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人类长期生活习惯和方式的产物，建立于历史发展的长期结果。因此，他对有闲阶级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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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闲阶级是指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上层阶级，该阶级产生于原始野蛮时期，并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该阶级不进行生产性工作而是视荣誉为最高追求，他们或是支配者、或是将军、或是教士、又或是大家闺秀、名门之后。凡勃伦将该阶级视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并将其与劳动阶级对立。在该阶级的历史演变中，他们视荣誉和身份为至高追求，将劳动视为堕落和无能，因此，他们进行着明显的有闲和明显的消费，用“浪费”来标识身份，并发展出代理消费和代理有闲，即有闲阶级的仆人、家眷甚至宠物都要进行身份性消费。他们的宗教信仰、服装衣着、仪式、体育爱好、宠物养殖、知识学习、语言运用等等无不是身份的体现：崇尚尚武精神和荣誉、服装如高跟鞋用来标识自己的非生产身份、参加狩猎、野蛮和掠夺性体现的体育运动、修学古典学和宗教学而非自然科学的高贵体现。

在现代工业社会下，凡勃伦认为这一有闲阶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阻碍和保守势力，他们无意进取、脱离工业生产和集体合作却又进行浪费性的消费引得下层模仿，带来社会的金钱之风。由此，他认为有闲阶级由来已久，其制度有历史根源，要改变当时的社会应革新制度而非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实为一种新颖的改良主义。

凡勃伦说了什么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方法，即一种历史取向和社会结构分析，将社会问题放置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张力之中，而非进行宏观的概念推理。

因此，在今后如有可能的研究中，我们应汲取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历史的、结构的、个人体验的和批判的，着重于研究对象的主体表达，对其进行有历史维度的和社会结构张力下的研究和书写，而非挪用的理论视野下的芸芸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