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康吉莱姆的承续

有一个关于福柯和他的导师康吉莱姆之间的故事，也是我很需要了解的学术故事。这个故事对理解尼采、康吉莱姆、福柯和巴特勒都非常重要： 1958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主修科学史的福柯，以《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为博士论文，准备在科学史权威林德罗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答辩。但林德罗特否决了这篇论文。 不过在当时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校长让·伊波利特的推荐下，福柯选择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主任，也是法国科学史研究的权威康吉莱姆作为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与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的遭遇不同，康吉莱姆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对福柯的论文给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当然，福柯之所以选择康吉莱姆作为自己的导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读到了康吉莱姆在194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正常与病态》，并认为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中展现出的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康吉莱姆对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思考，与其进行的研究计划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康吉莱姆对于福柯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博士论文指导上的私人恩情，也在于福柯在科学思想史上与康吉莱姆学说的契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978年福柯专门为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撰写的英文版序言中端详一二。他自认为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疯癫的谱系学的思考，直接受惠于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一书，而这种“非连续性”的谱系学也帮助福柯建立起了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研究方法的革新。除此之外福柯还专门点到了康吉莱姆一个独特的贡献—— “康吉莱姆通过阐述与生命有关的知识以及表达这种知识的概念，想要重新发现它们当中那些属于生命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它是一种信息模式，通过这种信息模式所有的生命体都依赖于环境，也架构着他的环境。人生活在一个观念构造的环境中，这并不能证明他已经背弃了生命，或者成为了让他与生命分离的一场历史戏剧，正如人以某种方式生活着，从而他与他的环境形成某种关系，这样，他不会从某个固定的观点来看待生命，他能够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接收到不同的信息，为了能让事物变得有用，他必须要将它们彼此关联起来。形成概念是生命的方式，而不是扼杀生命的方式，这是一种完全动态而非凝固不动的方式。” 通过福柯关于康吉莱姆的这段评价，我们可以得知，康吉莱姆在认识论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于生命的认识。康吉莱姆从一开始就不是将生命体变成一个僵死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康吉莱姆秉承了柏格森生命论的衣钵，将生命看成一种持续变化不断生成的东西，而不是在大写的知识和理性之光的穿透下的冰冷的物。所以所谓的对生命的认识，在康吉莱姆看来完全不能以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分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在对生命的认识之中，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对象，对那些对象的认识，保持一定的恒定性。 而生命作为对象，则保持了一定的生机(vita)，这种生机不能从周遭的环境中孤立出来，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强调康吉莱姆的生命的认识事实，上在于与周遭环境的衔接和关联。也正是因为生命不是僵死的，它保持着不断生成的鲜活的生机，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固定的视角来审视生命。这样让福柯触及康吉莱姆生命认识论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侧面，即一旦我们不从固定和僵死概念框架下来理解生命，那么生命就不会向我们呈现出一种固定的状态。 正如我们的身体，时而精神饱满，时而精疲力竭，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悲观沮丧。在每一种生命状态下，我们都走向了福柯所谈到的“未知的领域”，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比如，我在精神饱满时看到的世界显然与我感到悲观沮丧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每次生成和变化，都意味着要面对着不同的环境和世界，从而每次都需要在新的层面上用知识和概念重新架构出对生命的认识，丛而把握生命。这意味着，生命和知识是一种彼此共生的结构，用康吉莱姆的话来说就是:“生命的认识’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我们拥有的对生命的认识，我们将生命当成对象，另一方面这也是生命本身所生产出来的认识。”因这样，在康吉莱姆的认识论中,既不存在一种先验的概念架构，从而可以将任何生命的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架构之下，也不存在不能被认识所把握的生命。生命和认识处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之中，知识和概念成为我们把握生命的工具，同时生命本身通过自己的绵延和生成，也生产出与之对应的关于生命的认识。 摘自《疾病、事件与治理从康吉莱姆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