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汇合：谁造了扬州梦

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现在盐务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儿”的小城。——朱自清《说扬州》，1934年

高彦颐在其《闺塾师》中曾提到一江南女子群体与男性文人交往密切，她们在那个时代得到男性的尊重认可并成为他们知识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男性的这种尊重与认可是有限度的，因为她们是稍有学识的CJ。若提及这样的女子，又不禁想到扬州“瘦马”。

扬州与女子因为“瘦马”而产生联系，古人早有这样的印象。这源于晚明江南一带CJ文化盛行，扬州汇集了从周边地区而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女子，逐渐形成产业。晚清民国交际之时，这段史事已被模糊，但对扬州女子赞美的记录仍被流传，以至于生活在提倡女性开放的时代的人，误以为，古时说的扬州女子，也是寻常人家。

事实上，扬州作为一座江南城市，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当然不只有“瘦马”，更不只有《扬州十日记》。不少扬州文人曾记录下扬州不同时期的繁荣与美好。正如朱自清，曾结合自身经历诉说自己故乡扬州点滴。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曾于上世纪70年代来到南京大学留学，以扬州城市历史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部博士论文直至2004年才出版了英文版，后于2007年被翻译为中文版。由于旧版获不错的反响，加之略有错处，2022年出版的此版本《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浮沉》（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则是在原本基础上加以订正。

《说扬州》讲述了扬州自公元前486年至1936年左右的历史，其中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安东篱重点着墨的部分。地理环境、交通水利、人口流动、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园林艺术都是中华帝国时期扬州城市化的构成因素。简要地说，扬州因其地理与资源优势发展盐业与开发水利，加之中央政策支持，扬州经济一度繁荣，成为其他依靠盐业发展的地区的模仿对象（“小扬州”）。与之相应，被视为扬州特色的园林建筑，艺术与娱乐乃至CJ文化，都是扬州这座城市兴盛的体现。

有意思的是，扬州发展繁荣靠盐务，但盐务主要参与者并非扬州本地人。盐务利润吸引了如西商与徽商这样的外地商人来到扬州，他们作为盐商在扬州十分活跃。安东篱观察到，徽商是扬州经济发展的主力。他们得益于纳粮折色制度（以银换盐引），在扬州不断发展壮大，致使更多徽商涌入扬州并置地建祠，他们在当地形成了新的地缘认同——它区别于扬州本地意识以及徽州本地意识——如同今日所称的“新XX人”。但是，他们在扬州定居并非以做扬州人为目标，顺应盐业贸易的变动，才是他们从徽州流动到扬州乃至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修祠建庙，积极主事社会公益事务，看似客籍人已融入当地的主人翁行为，实则仍是以自身盐务利益为优先考虑。徽商在扬州积极建造园林，引入自己的地方文化，在进行盐业贸易时，可能与艺术家有所来往，CJ文化也在贸易来往过程中被带动起来。

与高彦颐所发现的一样，安东篱所描述的扬州，扬州经济繁盛时，女性出现的身影都较经济较为落后的内陆地区多，且她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小。需要指出，这些被发现的历史中的女性，有一部分是居住在徽州原居的徽商的妻子。徽商移居扬州，妻子或妾不一定跟随同行，这成为扬州发展性经济与娼妓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他们的表现十分矛盾：他们在意妇德，关注妇道，却又认可娼妓，带着后者频繁出入社交场所。其实他们并不真的尊重被称之为“扬州女人”的CJ，被关守在家中的妻妾对他们而言也只是“忠贞”的标志。正因于此，扬州女人、徽州男人与徽州女人三者之间，看似构成了互补关系，实则反映出忠贞教育是传统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而经济发展对此甚有影响。

岑仲勉曾指出古人治水其中一个方法，是分流引水。（岑仲勉《黄河变迁史》）这种方式一般是成功的，能使黄河保持上十年的平静，但在《说扬州》中，安东篱提供了另一历史面相。19世纪20至40年代，治水（黄河）者将洪泽湖水排入下河，导致江北灾害持续发生。灾害导致死畜遍地，游民剧增，而官方需要不断加固水利系统，然而灾害也导致当地财务出现状况，无法支持官方的维护工程，于是，当地水利系统陷入日益低效、恶劣天气与财务问题的恶性循环之中。当官方尝试再以引水解决问题时，他们遭到当地农民聚集抵抗。

水利系统衰落的另一原因，是盐务腐败。盐业带来的利润可观，引发官员与商人之间为之争夺。安东篱用“边界”来指出扬州各阶层围绕盐业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边界感变得模糊。在以“士农工商”排名的传统社会，扬州盐商社会地位不低，他们的后人甚至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管理盐政的部门可以涉足治水领域，而地方政府可以插手盐政事务。就连皇家也试图要来分一杯羹，盐商可直接与皇帝接触，无需依靠官员从中引荐或联系。乾隆高调奢侈的私巡，让盐业腐败的弊端暴露。扬州无树木与山石资源，却因为乾隆的喜好模仿京城风格建筑，大造园林。在此额外提及一部电视剧，《大清盐商》。安东篱在书中讲述了扬州盐商挪用款项伪造账目的丑闻，实则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大清盐商》的魅力在于，它把盐引案各方复杂纠葛，乾隆的伪善（倪大红饰演哦~）一一呈现出来，搭配此剧读《说扬州》，或许能更直观更深入理解盐业对扬州的重要性。

走私盐业越发猖獗，作为两淮盐政中心的扬州地位不保。正如朱自清所言，盐务不行，扬州便没落了。它的没落还影响到以它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当扬州因为盐政衰落而变成‘小扬州’时，其它受益于盐业的地方“便一无是处”。扬州CJ文化的变化竟是扬州盐业衰落的信号。虽说盐业带动的繁荣经济，让扬州性经济产业变得发达，而当盐业衰落后，CJ文化竟不衰而盛，原因在于从盐业中获取大部分利润的是徽州商人，而扬州本地从事盐业者，多为底层民众。徽商或其他盐商在扬州盐业衰落之前已大部分撤离，但底层本地人无法从中抽身，他们甚至要为另寻生计而苦恼，卖儿鬻女的悲剧上演，扬州“瘦马”亦有增无减。

经历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后，本就衰败的扬州变得不堪一击。此时江南的经济重心已往海港口岸转移，当郁达夫、易君左或朱自清再注意到这座城市时，历史中繁荣热闹的景象已不再重现于眼前。易君左在其《闲话扬州》道尽了扬州的劣性，颇多讥讽“扬州女人”之语，引起当时扬州文人界反击。但朱自清又觉得曹聚仁笔下的扬州写得过于美好。朱自清所写的《说扬州》，文中的扬州形象与明清时期的扬州已全然不同，可能不少风俗习惯已有所改变。“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改变起来很慢”是安东篱对这一时期扬州的定调，昔日扬州梦也只是一场梦。

总而言之，中华帝国时期的扬州是一个江河、湖泊与运河交汇之地，外地人口及其文化风俗与贸易商品在此地汇合，人口与贸易流动曾让这座城市变得熠熠生辉，也让这座城市逐渐衰落。“成也盐业败也盐业”似乎可以用来形容明清时期作为两淮盐政中心的扬州的发展图景，而这幅颇为复杂的图景被安东篱选择用网络系统理论展现出来。此外，安东篱借鉴了西方汉学家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对应的方法，呈现扬州在世界城市视野下不同阶段的面貌，她还整合了中外学者的理论与方法，对扬州以及江南一带的研究与观察做了爬梳并顺畅自然地融入自己的论述中，让历史中的扬州显现出更完整的模样。

李恭忠在译后记把这本书称之为“‘深度旅行’的成果”，疫情当下，到别处城市旅行似乎成了奢侈的愿望，阅读成了最让人静心且性价比最高的消遣。《说扬州》隐去了学术痕迹（不以学术著作规范呈现文本），以讲故事的方式说扬州，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极为友好。既然只能足不出户，不如进入历史，跟随著者的“脚步”，来一场思想上的深度旅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