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回头见，巴尔加斯·略萨先生
“来了！”我和张琼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小声说了一句。张琼是我的同学、妻子、“好战友”，多年之前就曾和我一同从西安跑到上海，怀着忐忑的心情想要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面，这次她也陪我一起来到了马德里，在作家本人的家中等待他的到来。
我们先是隐约听到了别墅外的大铁门缓缓开启的声音，大约两个小时之前，我们也是从那里进来的。紧接着是汽车发动的声音，没过几秒钟我们就看到那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房门前，管家塞萨尔从不知道哪个房间里闪了出来，匆匆跑去开门。我和张琼赶忙从书房/待客室的沙发上站起身子，也往房门处走去，却不知道是该站在哪里迎接作家。我的心一阵乱跳，既紧张又兴奋，我又要见到自己的偶像了，又能和他近距离交谈了。我曾经想象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却一直以为那终究永远只能是幻想而已，毕竟对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要得到和他见面交流的机会实在难如登天。可这竟然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5秒，10秒或是15秒钟后他就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时间静止，我一定会再次回想起我和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世界结缘的点点滴滴。
那是在2008年，当时我还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精读课的任课老师陶玉平教授在课上提到说前面几年的西班牙语专八考试总喜欢出巴尔加斯·略萨的文章，建议我们有时间去读读他写的东西，熟悉一下他的写作风格，可能会对考试有好处。于是我抱着很功利的目的，一下课就跑去图书馆找巴尔加斯·略萨[①]的书，那时西外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一两个书架上是西语文学类图书，可倒真被我找到了一本略萨的小说，书名是《城市与狗》，蓝色封面上画着两个军官模样的人，一个趾高气昂，一个手舞足蹈，背景是白描的城市轮廓。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直觉告诉我书名里的狗肯定不是真的狗。就这样，在功利心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把那本小说借走了。
我真的是一口气把那本小说读完的，用一句很俗的话说，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尤其是读到最后的部分，我发现自己被骗了，因为我一直以为小说的叙事者是某个人物，但到最后才发现竟是另一个人物，这样一来，整个小说值得回味的东西就变得更多了。在那之前，我读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和古典名著，早就习惯了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习惯了线性叙事，可是《城市与狗》第一章的最后竟然出现了一个长达数页的段落，不同人物的声音和动作交叉在一起，模糊而混乱，似乎在描写某件不合常理的事情，出场人物是谁？他们在干什么？我带着这两个问题反复阅读那个部分，慢慢抽丝剥茧，待到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
说来惭愧，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外国文学带来的震撼。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又读了《绿房子》，又再次被震撼了：一部小说竟然可以有这么多条主线齐头并进，最后再汇到一起，这真是太奇妙了！读《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原来连电报、广播、悼词都可以嵌入到小说里去！读《酒吧长谈》，情节可以由一场场对话引出，读者就像是在做拼图游戏一样，阅读、动脑、娱乐、体验快感……我去查阅略萨的资料，了解到了“文学爆炸”，了解到了许多原本陌生的名字。于是我去读《百年孤独》、《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跳房子》、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在略萨的引领下，我完全进入到了西语文学的世界中去，我一边疯狂阅读着所有自己能找到的西语文学书，一边不断寻找着未曾读过的略萨作品。那时，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尤其是男生，是很容易找到极好的工作的，而我的学长们也大都选择了进入企业做外派的工作。大学前两年，我对未来很迷茫，我依然记得大一时，老师问大家毕业后想做什么工作，我当时说自己想开家旅行社，但其实那是假话，很可能只是受到了西安旅游氛围的感染。阅读略萨改变了一切，我想继续阅读略萨、了解略萨、研究略萨，想做些和西班牙语文学有更密切关联的事情。于是后来我选择继续读书，继而进入高校成为了西语教师，同时也做起了文学翻译。
201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略萨获得诺奖之后不久，我得知略萨要来华做交流活动了，地点是上海和北京。于是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我和张琼立刻向系里请了假，老师们也都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我把略萨的书塞满了整个书包，还准备了西班牙语版的《红楼梦》作为礼物，并且写了一封信讲述他对我的影响，然后心怀忐忑地搭火车赶到了上海。
上外的讲座现场人山人海，我虽然找到机会把礼物和信一起交给了当时略萨的妻子帕特丽西娅，但却一直没有办法和略萨本人有近距离接触。讲座结束后，人群疯了似的向略萨涌去，保安努力进行着拦截，我们手里拿着略萨的书，好不容易挤到了非常靠前的地方，可终究是无法近身。种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略萨的身影消失在了报告厅后门。我有些失落，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随着人群离开了报告厅。
走出报告厅后，我想碰碰运气，便绕到了报告厅后门，果然看到略萨来时乘坐的那辆面包车停在后门的一个隐蔽处，而略萨就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周围没有中方人员陪伴，似乎正在休息。我们那时也顾不了太多，立刻飞快地跑了过去，敲了敲车窗玻璃。略萨看到了我，没有因为疲惫而感到厌烦，反而做了个不要着急的手势，开始从车里试着打开窗子，那扇窗子是推拉式的，似乎有段时间没打开过了，略萨试了一阵子，终于把窗子拉了开来。我很激动，伸出手去，略萨也很配合地和站在车外的我握了手。
“我是您的忠实读者，您写的所有小说我都读过！”
“啊，是吗？”略萨的微笑很有亲和力。
“我给您带了份小礼物，已经托帕特丽西娅交给您了。”
“啊，真的吗？她已经拿到了是吗？”
“是的，在她那儿了。我还带来本您的小说，能给我签个名吗？”
“当然没问题！”
略萨显然经验丰富，立刻从衬衫兜里抽出了一支签字笔，在我从书包里抽出的第一本书（西语版的《凯尔特人之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来自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诚挚问候”，紧跟着又签了名。
这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我心满意足地向略萨道了别，高兴地离开了，回到宾馆后我给老师们发去报喜的短信，他们让我不要洗手，说回西安后要和大家轮流握一遍。我呆呆地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没有和略萨合影，这成为了我之后很长时间最大的遗憾之一，因为略萨之于我实在是太特殊了。
2013年硕士毕业后，我如愿成为了高校教师，继续追随着巴尔加斯·略萨文学创作的脚步。我在西班牙维尔瓦大学的导师罗莎早就知道我的喜好，于是建议我博士论文做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在中国的汉译传播方面的研究，我自然立刻表示了同意，我对这个主题简直再熟悉不过了，毕竟那些书籍已经陪伴我度过了5个年头。可是这依旧不算是个轻松的任务，我搜寻着略萨在中国的一切“印迹”：图书、报纸、杂志、访谈、简讯……那着实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2015年夏天我去西班牙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这样可以和导师保持近距离的高效沟通，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中的某一天，我惊讶地在网上看到了略萨和帕特丽西娅分手的消息。帕特丽西娅是略萨的第二任妻子，是作家的表妹，两人在不久前刚刚庆祝过金婚。文中提到说略萨的新女友叫伊莎贝尔·普瑞斯勒，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陌生的名字。
没过几天，我在约定的时间到学校去见罗莎，还没走到办公室，我俩就在走廊上遇到了。她一把拉住我说：“你知道了吗？你知道那事了吗？”
西班牙人的好奇心比较强，这时已经有几个老师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了，似乎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热闹可以参与。
我知道罗莎说的不可能是别的事情，于是点了点头，答道：“我知道了，真是不可思议。”
罗莎是个很有气质的女性，她的父亲是位画家，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受到过迫害，这也使得她有很强的正义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有些失态。她继续说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女人’啊，好像一切男人都逃不出她的手心。歌手、贵族、部长……这次轮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原先只是探身观察的老师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大家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那无疑是个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题。听了他们的讨论，我才知道菲律宾裔的伊莎贝尔在西班牙是个家喻户晓的社交名媛，曾经有过三段婚姻，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孙子，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她还是流行歌手安立奎的母亲！我回想起4年前帮我代交礼物的帕特丽西娅，心中多了一丝不平和不解。
2017年，我顺利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实际上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学位论文做的全都是对针对略萨的研究。同年，出版社的朋友们送给了我一份大礼，我接受委托，开始翻译当时略萨的最新小说《五个街角》，我认为翻译偶像的作品是一个文学翻译所能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小说不长，我译得很快，它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作家的文笔风格，陌生的是那本小说表现出了作家之前很少流露的对秘鲁和拉丁美洲未来的乐观态度。2018年，我又翻译了略萨的《普林斯顿文学课》一书，那是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鲁文·加略教授一起开展文学课的内容实录，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就和略萨其他的文论作品一样，可以激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我想这也是能支持我持续关注略萨、研究略萨的最大动力之一。
进入到2019年，距离我上一次跑到上海去见作家本人已经过去将近8个年头了，我从略萨作品的读者、粉丝，慢慢变成了研究者、译者，不过其实这几种身份并不矛盾，而且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再次见到作家、能和他再更深入地交流一次的想法越来越浓烈，我认为是时候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了。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我得到了略萨作品外国版权方负责人特蕾莎女士的联系方式，我写了封邮件过去，介绍了自己，表示希望能对作家做一次专访，如果作家愿意，我可以飞到西班牙或是秘鲁去，我同时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简历和博士论文。
在经过几周无果的等待后，我几乎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曾经读过一本记录略萨士官生生涯的专著，那本书的作者在书里详细描写了见到作家本人的不易，他在遭受到无数次拒绝之后才最终在一次研讨会期间得到了见面机会。这么看来，我怎么可能仅凭一封邮件就得以见到如今已贵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略萨呢？可是转念一想，我做出的努力似乎也不仅仅是一封邮件那么简单，这10年的坚持，人生道路的改变，之前提及的身份的变化，其实都是寄出这封邮件的基础，我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等待着那封不知会不会到来的邮件的。
2019年5月23日周四晚23点55分，我刚躺下准备要睡觉，手机就震动了一声，提示有新邮件到了，我有种奇怪的预感，于是拿起手机，打开邮箱，发现邮件正是特蕾莎女士发来的。在预览状态下，我只能看到“尊敬的侯健，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几个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刻点开了邮件：“尊敬的侯健，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将在10月29日在他位于马德里的家中接受您的专访。请给他的秘书菲奥莱娅女士写信，以确认具体事宜，她的邮箱是……。”我大叫着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了书房里，还在工作的张琼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可实际上那是我人生中最奇妙的时刻之一。
第二天，我立刻给略萨的秘书菲奥莱娅女士发去了邮件，再次介绍了自己，并对略萨同意我的请求表示了感谢，请她告知我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此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我担心上一封邮件没有发送成功，于是又重写了一封。6月24日晚21点11分，我终于收到了菲奥莱娅的回复邮件：“尊敬的侯健，很感谢您的来信，很抱歉回信有些晚。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非常高兴能在10月29日17点在下面的地址与您见面……”，后面写着马德里的一处地址。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梦想成真啦！
接下来的四个月是极为忙碌的，我在重读略萨的作品、准备采访问题的同时，还在筹办8月份的全国西葡拉美文学研讨会，我成功邀请到了和略萨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的鲁文·加略教授前来参会，他也是《普林斯顿文学课》一书内容的整理者。鲁文是墨西哥人，在美国学习工作已经接近20年了，他为人乐观幽默，好奇心很强，曾经在90年代初独自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我给他说了我即将在10月份去马德里和略萨见面的事情，他问我是不是在太阳门广场附近的一个地点，说那里是作家的办公室，我说不是，然后给他念了一下邮件中的地址。他说：“哦，那是普瑞斯勒的家。”天啊，那个“神奇的女人”的家！我突然回想起了罗莎的话，想起了一堆文学教授聚在走廊上谈论巴尔加斯·略萨和伊莎贝尔·普瑞斯勒恋情的场景，不禁又多生出一些好奇。
10月24日，我们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了马德里。朋友们把我们从机场接到了酒店，并表示愿意在29号当天把我们送去略萨的住处，因为那里是富人区，公共交通并不方便。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买了不少略萨的西语原版书，准备替朋友们请他前面，我们把这些书和我们带来的礼物装到了一个大折叠袋里，袋子被撑得鼓鼓的。我准备的礼物有：包含略萨所有汉译本作品封面的自制画册、数本上世纪80年代的略萨译本、牡丹国画、我的博士论文、送给伊莎贝尔和菲奥莱娅的常州梳篦以及北京手工艺特产兔儿爷等。严格说来，兔儿爷是我代送的礼物，在得知我要和略萨见面后，一位同样崇拜略萨的年轻作家托我把兔儿爷和她刻的版画送给略萨，我们因此交上了朋友，我也不辱使命地把这两份礼物都带到了马德里，交到了作家手上。
29日中午，我收到了菲奥莱娅的又一封邮件，她说由于作家下午要看医生，希望把见面时间推迟到17点30分，我立刻回信表示同意。为避免迟到，我们16点半就从酒店出发，可实际上作家住处离酒店并不远，我们17点就来到了邮件里写的地址。一分钟前我们经过了一个转盘，在那之前车窗外还是一片常见的景象，住宅小区、小商店、加油站、大商场……可经过转盘拐到作家住处所在的街道上后，就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道路两旁是一幢幢独立的别墅，都被大铁门和外界隔开，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就像是回到了我的故乡青岛的八大关一样，一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时间还早，朋友先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家商场，我们喝了点东西，又赶在约定的时间回到了略萨家门口，朋友祝我们好运，还让我们在结束之前给他发微信，他可以再来接我们，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和张琼拎着那一大包礼物和书来到了略萨家的大铁门前，门右侧的石墙上有一个对讲机，左侧斜上方则是监控探头。礼物包装得满满的，我的肩膀上还背着三角架，张琼则背着那幅国画，我觉得我们两人在监控镜头中一定就像是两个劫匪。我按了一下对讲机，短暂的音乐声后，一个男声传了出来：“您好”，我答道：“您好，我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有约”，“当然，当然”，对方话音未落，大铁门就缓缓开启了。
门内是一条大约不到百米的石板路步行道，道路两边是高高的树木，我们走到道路尽头就看到了位于左手边的别墅，管家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他叫塞萨尔，一看就是拉美人，我想很可能是秘鲁人。一同出来迎接我们的还有一条金毛犬，她嗅了嗅我，大概发现不是主人，而且我手里没有食物，就转身悻悻地钻回到屋里去了。塞萨尔把我们引到了进门左手边的书房/待客室中，他说作家还没有看完医生，请我们在那里等他一会儿。我们把手上的东西放下，塞萨尔给我们端来两杯水，然后又消失不见了。
那里空间很大，摆着略萨的写字桌，桌上有纸、笔、电脑，还摞着一些书。书桌下面铺着一张地毯，地毯下有电线露出，我想应该是取暖装置。整个房间的四面墙壁全都做成了书柜，一开始我们有些拘束，在把摄影设备调试好后就呆坐了下来，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无聊的我们逐渐“大胆”了起来，我走到书柜跟前，浏览着上面摆放的书籍，有西语书，也有英语书，还有法语书，内容则不仅局限在文学上，还有许多关于艺术、哲学、政治之类的图书。此外，房间里壁炉的上方还挂着一幅很大的肖像画，画中人是年轻时的伊莎贝尔·普瑞斯勒，优雅端庄。我们把准备好的礼物摆在茶几上，又拍了些照片，透过窗户能看到花园中的景色，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
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了菲奥莱娅发来的两封邮件，分别把见面时间改成了18点和18点半，我表示我们正在略萨家里耐心等待，请他们不必着急。我们就在那间巨大的书房里观察着、聊着，正对着写字桌的会客区摆着个茶几，那正是我们摆放礼物的地方，茶几旁边摆着长沙发，再旁边还有一张单独的沙发椅，按我的设想，我应该坐在长沙发靠近单独座椅的一边，而略萨则坐在单独的沙发椅上，我们的摄像镜头也是这样摆的。在等待的时候，我突然对略萨的身体状况有了些担心，因为在前一天，我们受邀在马德里美洲之家出席了略萨新书的发布会活动，当时作家是拄着拐杖走上发言台的，此时又因为就医而接连推迟见面的时间，不由得使我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当那辆黑色轿车停在房门前时，时间已经接近19点了。我和张琼最终在书房和门厅的交界处停下了脚步。作家出现了，这次没有拄拐，10月末的马德里日夜温差很大，他穿着件粉色衬衫，衬衫外套了件大红色毛衫，最外面还有一件浅棕色外套，脚上穿着一双黑皮鞋，裤子则是白色的。没有客套和寒暄，作家就像对待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和我握着手，一个劲儿地道歉：“我从来都没有让别人等过我，更别说等这么久了。”他表示自己每周都会到诊所打针，但通常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那天医生出乎意料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因此耽误了时间。实际上我丝毫没有不快，反而喜滋滋的，因为自己成了等待他的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和我设想的不一样，进屋之后，略萨坐到了长沙发上，还招呼我坐到了他旁边，他还是和几年前给那两个学生拉车窗时一样亲切，没有任何架子。
我和张琼开始给他送礼物，他对每样礼物都充满好奇，可最感兴趣的似乎还是与自己作品的汉译本相关的东西，他捧着那本画册，一页一页翻看，我则在旁边做着解说，在听说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曾以“世界十大禁书”的名头出版的时候还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说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有汉译本，但没想到有这么多。“您的小说全都被译成中文了。”我补充道。“全部吗？你瞧瞧，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略萨感到十分惊讶，可是那惊讶之中也透着一股喜悦。专访就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何决定接受我们的来访，因为我知道他的行程是很满的。他没有丝毫犹豫，答道：“是这样：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还很少有来自中国的文学翻译到我家做客。所以我想接受这次访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一下你们，我也想听你们讲讲我的文学、我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情况。”我给他说我带来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他把论文捧在手里，点头说道：“我看到了，我想我肯定能从中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我们聊了他本人的文学创作、西班牙和拉美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教学生涯、世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话题。期间，在询问过我们的意愿后，他请塞萨尔端来两杯红酒和一杯橙汁，我们碰了杯，互相祝贺，然后继续进行访谈。那只金毛也在中途进来转了一圈，略萨和我一起摸了摸她的头，却没有停止攀谈。有时我们会跳出我准备好的问题，即兴聊起其他话题，例如鲁文·加略的两次中国之旅，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中国之旅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我们甚至聊到了中国的红酒，因为略萨说他现在除了红酒之外已经不喝其他饮料了。
拉美文学最吸引我的就是“文学爆炸”，《从马尔克斯到略萨：追溯“文学爆炸”》中描写的作家间、尤其是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间的恩怨情仇，对于所有拉美文学爱好者而言那些都是最难以忘怀的东西。我曾经想过询问略萨挥拳击向马尔克斯的原因，但我知道自己不会得到明确的回答。多年之前，曾经有记者问过略萨同样的问题，略萨表示不愿回答，认为“那可能是传记作家的任务”，还曾表示双方分道扬镳不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也许是私人原因？又或者是原因过于复杂，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所以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转而问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但更加温和的问题：“在您创作的诸多文学评论作品中，有一本很特殊：《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众所周知，您后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系并不好，那么您会允许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吗？”尽管相对温和，但这个问题依然令我忐忑，因为在1971年出版之后，略萨曾经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禁止该书再版，直到2006年读者们才惊喜地发现该书被收入了《略萨全集》的第六卷中。略萨会不高兴吗？他会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吗？他会中断这场对话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略萨依然保持着微笑，也保持着他那一贯的亲切态度，他非常自然地回答道：“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不过那本书并没写完，因为我只分析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之后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后来他还写了许多书。”看到曙光的我试图打消他的顾虑：“尽管如此，您的这部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略萨答道：“我希望它有价值，不过自从我们的关系破裂后我就再也没读过这本书了。”我决定步步紧逼：“所以我提出了刚才的问题，因为您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得外界揣测不到您是否在意那本书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这次略萨再次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不，不。我对此完全不介意，毕竟那本书已经出版了。不过就像我说的，那本书并没有分析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我曾经想过要把它写完，但很显然我不会去写了。”我总算确信此书有机会和中国读者见面了。在禁止此书再版多年之后，略萨不仅同意将其收入全集，还表示愿意让此书被译成中文，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如略萨所言，作品出版后的命运不由作者决定，应该允许它以当年的样子被阅读，还是说实际上两人之间的恩怨早就随着时间而化解了？在那一拳挥出近四十年后，略萨是否想通了一些曾经困扰他的事情？我没把这些困惑问出口，因为也许这种凄美的结局才更适合“文学爆炸”。
时光飞逝，就在我把准备好的问题基本问完的时候，门口有一阵响声传来。略萨反应很快，说道：“应该是伊莎贝尔回来了，我来让她和你们打个招呼。”“神奇的女人”回来了，我心里想道。于是我们一起起身，略萨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就带着伊莎贝尔回来了，“看啊，两位中国的西班牙语学者到咱们家做客了。你瞧瞧他们给我带来的礼物！”，略萨介绍道。伊莎贝尔和略萨一样，有一股天然的亲切感，说话时一直面带笑容，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她依然和画像中那位女子一样高雅、有气质。我观察着他们，我想我已经从他们望向彼此的眼神中得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空气中弥漫着爱情的味道。
我也和张琼交换了一个眼神，时候不早了，他们应该也要开始享用晚餐了，已经到了离别的时刻。不过我一直记着自己要弥补那个持续了八年的遗憾，于是提出可否四人一起合影。伊莎贝尔赶忙摆手：“不不不，我刚做完美容，脸上还敷着东西，也没化妆，绝对不能拍照，”可是她又坏坏地一笑，说道，“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拍！”她给我们三人拍了很多张照片，“马里奥，笑一个”，看来她对拍照很在行。三人合影结束后，张琼又给我和略萨拍了多张合影，那个遗憾终于彻底消散了。
我们没有再让朋友来接我们，因为略萨让塞萨尔给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在等待出租车到来的时候，虽然想到作家应该有些疲惫了，但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地从包里掏出了一摞书，问他能否给我签名，因为“知道我来见您的朋友实在太多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作家非但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极为耐心地一一问我要赠书的朋友的名字，我给他念着朋友们名字的西语拼法，他则一笔一划地写着，显得对汉语名字十分感兴趣，后来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对他说只需要签名即可。最后，我递过去一本西语原版的《五个街角》，我对他说那是我做翻译时用的书，他想了片刻，写下了这样的赠言：“向本书的中国译者、我的好朋友侯健献上我最诚挚的问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9年10月于马德里”。
这时塞萨尔出现了，他表示车已经在门口等待我们了，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去。令我意外的是，略萨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车跟前，我们再次握手道别。我说：“再见。”作家却回了一句：“下回见。”我若有所悟，立刻答道：“下回见！在中国见！”略萨则应道：“在中国见！为什么不呢？”
车子发动了，缓缓地朝那扇大铁门开去，大门也在慢慢开启。我转头从车后窗望去，意外地发现略萨依旧站在原地，挥着手。我有些感动，也挥了挥手，我知道我们谁也看不到谁，却也知道这并不重要。
“回头见，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我想道。
侯健
2020年5月于西安
2020年5月初新冠疫情期间，我给略萨写去邮件，致以问候。5月初，我收到了他的回信，现一并翻译附录于此。
尊敬的朋友：
很感谢你热情洋溢的来信，也感谢你慷慨又亲切地给我讲述了如此多的事情。实际上，在我最近一次到访中国的时候，也就是2010年[②]，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的许多书已经来到了中国读者手中，而我曾经认为自己在中国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作家。读过你的信，我了解到你和你的妻子为我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做过许多努力，我要向你们表达真挚的谢意。
由于疫情，我不得不进行居家隔离。这次疫情对西班牙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个国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规模的疫病带来的挑战，在这里，因为疫情导致死亡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在马德里。在居家隔离期间，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也做了许多工作，我还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我主要读的是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作品，他可能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好的作家，是个非常出色的小说家，他的《民族轶事》囊括了十九世纪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很明显受到了巴尔扎克的影响，他曾读过《人间喜剧》，并希望对其加以模仿。最近在一些西班牙作家中间发生过一场论战，有的作家挺身捍卫加尔多斯，因为另一些作家对他进行了抨击。也许有一天你们能再回到这里，咱们可以再继续之前那场有趣的谈话。
看到你对我的作品如此了解，我真的感到十分惊讶，我觉得你可能比我本人更了解它们。通过你的信我看出你和我的中国编辑们关系很好。上次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也曾去过那家出版社，还和社长有过非常愉快的交流。得知那家出版社依然有兴趣继续出版我的作品，我感到很高兴。
此外，如果你在翻译我的作品时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随时都愿意为你答疑解惑。虽然你的西班牙语水平很高，可如果突然有哪个“秘鲁土话”让你感到困惑的话，我可以帮你揭开谜底。
向你的妻子表达我诚挚的问候，同时请你接受来自朋友的深情拥抱，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20年5月7日
[①] 虽不符合西班牙语国家文化习惯，但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作家姓名为“略萨”。
[②] 略萨记忆有误，他上一次到访中国是在2011年，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