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华：比较政治研究的祛魅与反思

这本访谈录的精华所在，一是学术史，二是研究思路，关节点当然并不只是方法问题。我把这本书看作祛魅良品，可以清楚地了解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和学科性，同时也可以引为镜鉴，看到以往对于政治学的许多认识上的疏漏。

比较政治是研究各国国内政治的。之所以要“比较”，是想在揭示各国政治基本特征、演变脉络的基础上，就政治现象提出一般性理论假说并加以检验。

这本《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呈现了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那个阶段，对政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十五位政治学家的学思历程。受访者中，年纪最大的阿尔蒙德 1911 年出生，与摩尔、达尔是一辈，最小的斯考切波 1947 年出生，大体上可算是三代人；十一位出生在美国（其中施密特比较特殊，上大学之前主要在欧洲生活），林茨、李帕特、奥唐纳尔、普沃斯基这四位出生在欧洲和阿根廷，但都在美国完成博士训练（李帕特更是从大学本科读到博士）。本书第一章里，斯奈德把他们分成两拨——老一代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及成长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美国人。后者指施密特、斯科特、斯捷潘、贝茨、科利尔、莱廷、斯考切波这七位，而属于前一拨的李帕特、奥唐纳尔、普沃斯基跟这七位大致同辈，林茨和亨廷顿这两位“20 后”比阿尔蒙德这辈人小十来岁，承前启后。

在我看来，不妨将这本书看作一本纪传体学术史，它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探讨了怎样才能做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这本书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让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也让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可以从中发掘一些真切的治学经验。不过，作为译者，还想超出本书的具体内容，看看这本书何以有助于我们对比较政治研究“祛魅”。

[ 一 ]

比较政治研究集中体现了政治学的“科学化”进展。不过，只说比较政治研究是“科学”，恐怕只是真相的一半，或者说，是被建构起来的另一套“迷思”。仔细地了解比较政治研究的全貌，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比较政治同样是“冷战之学”，它回避不了意识形态之争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战之后的比较政治，研究视野不同于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上半叶聚焦欧美列强的“比较政府”，它是以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兴趣起步的。但这套学问又希望通过对欧美现代化经验的理论梳理，给非西方世界画张“路线图”，同时遏止“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这一愿景，客观上也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竞争的投射。

传统与现代两分、极权与民主对立，这是美式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当然，随着对西方自身经验以及非西方世界状况的认识不断丰富，概念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精细——“威权”标签也在冷战后从模糊的中间地带正式取代“极权”，成为与“民主”相对的政体范畴——但这两个“二分法”勾勒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坐标系。以冷战终结划线，美式比较政治研究大体呈现为两个明显的主导范式：前四十年是“现代化”范式，后三十年是“民主化”范式。它的基本任务是：提出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一般性政治发展规律或模式。

为什么这批学者能提出大问题，给出重要的理论回答？因为他们身处“大时代”。如今的比较政治研究，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趋向于“技术流、平庸化”？因为在西方世界看来，冷战的终结，显然宣告了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胜利，大势已定，当然只论小节。

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既然讲“政治科学”，那就得把意识形态问题、规范性政治理论排除在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之外。从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推断逻辑上讲，这么说当然没问题，但政治学处理的基本概念、重要范畴、研究对象，少有可以逃脱观念影响的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特别是对于比较政治研究来说，需要解释跨文化处境下，各国面貌各异的政治变迁，比较政治的分析单位，终归不可能都还原为“理性个体”。各国历史文化差异、社会经济差别，都是无法回避的解释因素。只讲“政治科学”，其实往往也是一叶障目下的另一种“洗脑”罢了，只不过，经过量化数据与形式模型的漂亮包装，挺吓唬人。

[ 二 ]

比较政治是不是以方法来界定的研究领域？是不是由研究方法的进步来推动的？纵观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比较政治”只不过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渐趋成熟后，用以指称外国政治研究的讲法。连这个标签，也是 1873 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受彼时比较语文学的影响发明出来的。没有美国政治学在“进步时代”自觉地“本土化”，让“美国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立起来，也就谈不上以外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了。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的二分法，在知识论意义上站不住脚，但在规范性意义上有其必然性——因为本国政治研究必须承担构造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塑造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

十五位受访者中，除了原本就是荷兰人的李帕特之外，都没有刻意地用“比较方法”来界定比较政治研究。并且，包括李帕特本人在内，都有单一国家研究的丰富经验。论这些人在方法论上的功底，普沃斯基一骑绝尘——他受过扎实的华沙学派数理逻辑训练，在比较方法上，是标杆性人物——但普沃斯基明确讲：“比较政治不是关于做比较的，而是关于检验各国假说的。当我们做比较研究时，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检验一般性假说。”

比较政治研究的是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际政治，两大部分构成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两大领域。比较政治这个名目，其实名不符实，而且，随着政治学的发展，在很多具体议题上，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界限也在模糊。若再把本国政治和比较政治作明确的划分，这就成了美式政治学中各个经验研究领域的划分习惯：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中国政治以外的叫“世界政治”。但从逻辑上讲，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两者是全集与子集的包含关系。不过，按照沈家煊先生的讲法，西方人倾向持“对立”的范畴观，中国人倾向持“对待”的范畴观，汉语“对”一字表示的对立是包容对立，而不是互斥对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异而同”的关系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或过渡态，世界本来就是这个状态。讲世界政治，需不需要把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体系，同基于层级制结构的国内政治体系分而治之？至少，我们以前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国际问题研究或外国问题研究既包括国际关系，也涵盖地区问题与外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在 1960 年代建立的三个“国际政治”专业，其实讲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语境中的世界政治。这种划分传统，倒不完全是因为我们不够“先进”或不够“科学”，而自有其隐含的中国思维方式基础。

当然，自 1990 年代以来，国内向国际学界（其实只不过是英语学术界）看齐，也就越来越习惯“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的三分法，顺带着，也留下了学科目录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到底有什么区别的“老大难”问题。其实，到底是“三分法”更准确，还是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的“两分法”就可以，真有那么一成不变的划界标准吗？

自 1990 年代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的确让人感觉像是不断由方法的改进推动发展的。特别是量化研究和形式建模，深刻影响了比较政治，而且已经明显出现了技术推动、议题主导的发展趋向。当然，这也让政治学研究更加碎片化，甚至“去政治化”，不同研究议题的学者之间，往往囿于“技术壁垒”或“问题意识”，相互对话的空间越来越小。

政治学只纠缠方法精致与否，恐怕无法带来理论创新或者“范式转换”。更麻烦的是，研究方法本应当是帮助研究者用以“删繁就简”的，但目前的总体倾向，却变成乏味的“洋八股”——在模型上故作高深，拿半懂不懂的方法来炫技，满足于去做一些教鸟学飞、重造车轮式的“精致而平庸”的工作。这种发展取向，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学化，好多只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既谈不上接地气，眼界也相当狭隘。倘若做一个“反事实假设”，如果没有信息技术、个人电脑的急速发展，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工具箱肯定不是现在这么丰富，所谓“中程理论”成果也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局面。到底学者的头脑、眼光在政治学研究中贡献了多少东西呢？

不能提出重大问题、不能清晰地认识政治现实中各种异常状况，就谈不上理论创新。这本访谈录里采访的十五位学者，不管是拥护量化的，还是反感量化的，其实都懂得如何去驾驭研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提到现在的研究生生活阅历不够丰富，貌似专业化，其实提不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只好拿着各种术语黑话、理论教条、方法工具去挣“工会卡”。

[ 三 ]

客观来说，其实比较政治研究原创的贡献并不多，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不断“拿来”的，用别的领域或别的学科的若干创见，排列组合，来分析和解释政治现象。在学科内，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发生过“行为主义革命”，但比较政治领域严格说来其实并没有发生过“行为主义革命”，只不过由于政治学科内的竞争，不断受到美国政治研究之中行为分析的影响。

比较政治压缩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这是二战之前美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副产品，发生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十五位学者中，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都是从美国政治研究转向比较政治领域的，他们都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后半段比较政治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阿尔蒙德深受战前政治学芝加哥学派的熏陶，他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写的《公民文化》从方法取向上看是行为主义的研究，但其理论框架却是韦伯式的“理想型”。有趣的是，阿尔蒙德作为比较政治理论大师，提出了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元理论，明显跟行为主义毫不相干，但偏偏“结构功能主义”才是战后比较政治研究的起始点。达尔是行为主义革命的旗手，他在1970 年代初提出用“多头政体”取代“民主”作为经验分析概念，从美国政治领域影响到比较政治领域，特别是对 1980 年代以后的民主化研究影响深远。同样从美国政治转向比较政治的亨廷顿，更看重政治理论，而不是行为主义的操作程式。最有趣的是斯考切波，在量化潮流蒸蒸日上时期，她正正经经是社会学科班训练出身，却反感社会学中与政治学行为主义研究最有“亲和力”的那些话题，做了一篇比较历史分析的传世论文，却又不敢让摩尔做她的导师。1990 年代，她从比较政治转回关注美国政治，反倒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行为主义研究的老传统。

1950—1960 年代，行为主义主导美国政治研究，尤其是以立足个体层次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民意数据，用统计分析来揭示变项之间的相关性，逐渐成为操作方法的主流。哪怕是1970 年代之后的“后行为主义”阶段，也没有人否认行为主义的基本规矩。通过学科内竞争的压力，行为主义主导的美国政治研究，影响了比较政治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理性选择理论、形式建模方法的兴起，也主要是从美国政治研究中最早用起来的。贝茨和莱廷，都是从非洲研究起步，却都极力主张要追求方法论精致化，看看他们自己的教育和工作经历，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方法论主张。尤其是贝茨，在加州理工学院那段时间，得去教美国政治，且周围都是一群经济学家和像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这样的“硬科学”工作者，他会提倡比较政治方法论上的高标准，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比较政治研究思维方式的剧变，主要是 1960 年代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标准观点造就的“科学观”重塑的结果。这一点国内政治学界关注不多，相应地，在逻辑训练和认识论问题上的含糊，而非所谓前沿量化方法的落后，才是国内比较政治研究在方法训练上的软肋。比如，我们基本混用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这两个词。但实证政治理论其实是指演绎的形式模型，跟基于归纳法的统计分析是两码事。

大多数政治学者很少注意到，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欧陆的唯理论传统，是演绎式的，拥护“理在事先”；经验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英国的经验论传统，是归纳式的，拥护“理在事中”。从弗里德里希·弗雷格（Friedrich Frege）到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都是秉持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两分的立场，等于是把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实证主义观点含混的地方理清楚，同时把注意力聚焦在逻辑句法分析上。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说是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的思想根基，但这个名目一开始并非自称，柏林学派偶尔会在称呼维也纳学派同仁时这么说，有意思的是，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Alfred Ayer）倒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在英语语境中，“逻辑经验主义”这个标签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贡献的，但汉斯·赖辛巴赫（Hans Rechenbach）、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到美国后，都欣然接受了这个标签。1960年代，政治学“科学观”的重塑，原本就有一个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和逻辑经验主义标准版本两相嫁接的过程，尤其是卡尔纳普和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可以说塑造了整个 1950—1960 年代之后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科学观。像亨普尔讲的“演绎 – 律则”“归纳 – 统计”两种科学说明的逻辑，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观念的根基。但政治学方法论教科书基本不会涉及这个科学哲学基石，往往只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当然，也不止政治学，国内很多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知识论的认识比较含混，再加上跨文化语境造成的语义混乱，让我们的方法论训练不光没有起到删繁就简的效果，反而导致拿来唬人的“黑话”连篇。

[ 四 ]

政治学经验理论的内容主要是因果关系，但社会科学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其实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直观上我们讲“前因后果”，无非是希望揭示政治现象之中蕴涵的规律性联系，但相互联系的现象之间显然不只有因果关系。好在从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开始，统计学家就用相关代替了因果，这是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时代植入的基本认识。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应该把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分开，量化研究也因为“反事实”和“潜在结果框架”的加持，把注意力放在了因果识别的五大模型上。但仅仅区别相关和因果，还是很粗糙的、基于规律性的因果关系认识，在政治学领域，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左右着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是从个体到群体、从部分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联系，比如涌现效应，比如建构效应，都是不同于因果效应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政治学上既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些问题，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念政治学的学生大多数知道“分析层次”会影响因果关系的论证。通常，方法论教科书只是在避免生态学谬误与个体论谬误的语境下讲讲这个推断上的大麻烦，尽可能回避跨分析层次推断。但实际上，因果机制不同于涌现机制，很多说得不清不楚的社会建构，有些是把“心物二分”的老话题拎起来讲，有些则是把“处境差异”（contextual differences）对因果关系的影响，混同为变项之间的关联——从前者的立场看，那就是个本体论争议，从后者的立场看，却只不过是认识论上的麻烦罢了。

另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因果关系？尽管从 1970 年代中后期开始，比较政治研究就出现了从传统的“结构解释”转向动态的“过程解释”的明显转向，但直到 1990 年代后社会学家们聚焦“因果机制”的方法论讨论，才明确地提出了寻找不同于因果效应的因果机制解释，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方式也才相应发生转变。以往，政治学里讲因果关系，大致秉持的是规律性（恒常联结）理解，但这样在操作上很容易混同相关与因果，尤其是无法有效排除混杂因子。量化因果推断的思路，聚焦在共变上；定性因果推断的思路，聚焦在求同求异上，其实是把原因理解为必要条件。

基于观察的数据，无法满足严格可控的对照试验的标准，因而从 1980 年代以后，精致的计量经济研究用类似实验法的思路提出了基于反事实的“潜在结果模型”来界定因果，还是在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理解原因。定性比较分析（QCA）则从布尔逻辑和集合论里找工具，希望给出组态解释，逼近充分条件。过程追踪则把因果机制放在中心地位，试图将注意力从解释“因之果”换到追问“果之因”，强调因果机制的不同部件是怎么“扣”起来构成因果链条的，从而回到了亚里士多德 – 笛卡尔的“动力因”传统。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这些年提倡“量子社会科学”，事实上从处理意向性结果的角度，变相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思路。

规律性、反事实、动力因、目的因，最近三十余年里，比较政治研究受社会学、经济学的中介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其实是不断变化的。在因果关系上，大家都没有一致的理解，那么回到比较政治的基本工作，即提出并检验一般性理论假说，就很难说有一致的看法了。不同的因果观，就有不同方法工具与之适应，同一个问题基于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方法，有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是今天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常态。

从这本访谈录里，不难发现，比较政治研究其实始终是被动的“拿来主义者”，既承受学科内（主要是美国政治研究）的竞争压力，也受到学科外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示范影响。但客观说来，比较政治研究在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科学观”之后，真正自发自觉的方法论主张并不多。再加上政治学之中不可能排除价值观、意识形态、伦理规范层面的影响，从而始终存在解释与理解、说明与诠释之间的认识分歧，无论是诠释政治学的发展，还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都会在政治学“大家庭”中长期存在。比较政治研究必须处理多样化的历史社会处境造就的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多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显然不是用提升“科学化”的水平所能处理的。

从 1990 年代开始，政治学研究方法上的精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比较政治学者，尤其是国别研究专家，要参与学科内对话，就不得不去适应这个趋向，至少得知道这里面的机巧。当然，很难说这是一个所谓方法论上的“内在合理性”问题，它只不过是校园政治、代际更迭自然而然造就的结果罢了。比较政治研究以追求对各种政治现象的一般性经验解释为基本目的，但不同文明、不同国度，政治生活客观上存在异质性，兼之大相径庭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立场，始终制约着政治学的“普适化”科学追求——尤其是与如今已然高度数量化的经济学相比，政治学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在立场、观点、方法上都高度分裂的学科。

这本访谈录的精华所在，一是学术史，二是研究思路，关节点当然并不只是方法问题。我把这本书看作祛魅良品，可以清楚地了解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和学科性，同时也可以引为镜鉴，看到以往对于政治学的许多认识上的疏漏。

中国的政治学原本就是近代以来的西洋舶来品，迄今为止，还主要是由源自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组织而成的知识体系。比较政治研究大体在 1980 年代被引进来，到现在还谈不上“平视”世界，多少还是些“补课”心态，甚或还有点“被洗脑而不自知”的风险。造成这种局面，跟我们未曾系统地梳理过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演进脉络，过于看重理论结论、过于崇拜方法时尚有些关联。就此而论，这本访谈录无疑可以当作一瓶“清凉油”，让我们自己可以醒醒脑——首先，要对不同语境下一些重要概念和范畴的“意义”问题保持敏感；其次，对“方法论越来越复杂，失语症越来越显著”要有清醒的认识；最后，摆脱不了“用中国字写西洋话”的局面，就不可能有一套切合现实、相对完备的自己的政治学知识。

原载《东方学刊》2022年夏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