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与真诚

此书的成书初衷是辨析《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触发点是作者对田余庆先生以《通鉴》作为立论的史料依据表示异议。作者强调《通鉴》的“二手性”，司马光相比于历史学者的角色定位，其政论者和议政者的色彩更浓，因此存在“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嫌疑。

在论证司马光作为历史学者的“不合格”外，作者进一步论证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路线转变”，同时，《通鉴》的“轮台诏事”的史料依据《汉武故事》本身亦不足信——后者是刘宋王俭的“径随己意构建历史”产物。

此书一再强调，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存在“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是不断层累的“再造”，离真实越来越远。（此论颇有顾颉刚“古史辨”色彩。）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在层累的建构中找到真实的隐线，并“发掘”每一次建构之背景和目的——而这又是另一重值得一再探寻的真实。

此书（及其原论文）发表出版之后，引发了学界“论战”，关键一点是历史研究如何探求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三者并不必然一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研究的终极困难，对真实的追求，往往在对“心灵史”的把握上逡巡不前，到了“自由心证”的尴尬地步。

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历史文本的形成中无可避免地因为各种目的的建构造成了与真实的距离，历史研究中本着找到真实的“宏愿”而造成的自说自话、各自表述的状况同样也可以看作是精彩纷呈的百家争鸣。当真实成为历史之时，真相就成了无可抵达的谜团，但往真相而去，拨开笼罩真相的迷雾的努力，亦是人之为人的本能。

真实是多样共存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阅读需要方法、努力和真诚。辛德勇从文献学的角度以“汉武故事”作为典型例子给予读者的提点和提醒，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