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虫食鼠”到美国文化象征：西方与东方视角下的海外中餐

幸运签饼（Fortune cookies）：一种新月形的薄脆饼干，里面包着寓意祝福或预言的签文小纸条。尽管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不知道幸运签饼为何物，它却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中餐甜点。与之齐名的炒杂碎、左宗棠鸡、芙蓉蛋这些欧美人眼里的中餐“顶流”，恐怕在海的这一边只会引起困惑和鄙夷。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国外中餐馆对满菜单的酸甜烤猪肉、灯笼椒和花椰菜炒牛肉、番茄酱煎蛋饼感到大为震撼，也记得看《厨艺大师》里戈登拉姆齐说今天我们是中餐主题然后参赛者纷纷开始做橘子鸡时的疑惑。

作者以幸运签饼为切入点追寻中餐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传播，并从饮食角度试图探究海外（主要是美国）华人的文化史，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尝试。抛开围绕幸运签饼本身扑朔迷离的历史不谈（作者认为它更可能发源于日本而非中国，有兴趣的可读原书），中餐及其背后的华裔群体在西方人长久的排斥与歧视下是如何最终成为美国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值得更多讨论与反思。

首先，人们对待外来饮食的态度反映出更深层的文化冲突。出于简朴节制、反对享乐的清教徒文化，美国人推崇简单的饮食，而对新奇的食物充满敌意，甚至抵制辛辣食物（它们“会刺激人们对性欲的极度贪婪”）。这种观念还受到对华人爱吃“毒虫害兽”刻板印象的推波助澜，因此原材料颇为可疑的中餐自然难登大雅之堂。这一状况在十九世纪末有所改观，作者认为，对中餐接受度的提高源于李鸿章访美时掀起的“中国热”，尤其是“杂碎”的发明。据说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吃不惯美国的山珍海味，却点名要吃这道由豆芽、荸荠和肉汤做成的中国菜——这则都市传说一经传播，符合美国人口味的杂碎便连带着中餐一道风靡全美。但在我看来，文化观念转变不在一朝一夕，把功劳全归于一道名菜难免不太令人信服。书中这部分讨论浅尝辄止，有点可惜。在Andrew Coe的《来份杂碎》一书中提到李鸿章的访问开创了美国将注意力转向海外世界的新时代，这当然是一种带着侵略意味的目光（恰逢八国联军侵华），但美国人对于中餐的好奇与逐渐适应，或亦可由此解释一二。

其次，中餐的发展史亦是华人在西方社会被歧视的血泪史。这当中除了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之外，还有父权制的身影。书里提及二十世纪初美国劳工联盟的一篇著名檄文《禁止华工的几点理由：肉对米，美国阳刚与亚洲苦力，谁该生存？（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这个标题马上让我想起那种熟悉的种族与性别的交叉视角：亚裔男子总被白人视作女性化、柔弱、缺乏传统男子气概的（题外话：而亚洲女人则被认为是有过于旺盛的性欲），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又经常被用来加强种族歧视。排华法案通过后，华裔被完全排挤出采矿业和制造业，不得不从事中餐馆和洗衣房的工作，“因为洗衣服和做饭都是女人的事情，不会对白人男性的工作造成威胁”。

在“肉与米”的表述中，饮食上的差异也成为一层种族隐喻。主食往往与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当我们从西方转换到东亚视角（《金拱向东》），也会发现与之十分相似的表述：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全盘西化派认为，只吃大米、鱼类和蔬菜的日本人的身体“永远不能和食肉民族相抗衡”；和把稻米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认为肉食体现了西方人的“野蛮”的传统观念相比，日本改革派的主张是否来自于他们对西方种族歧视的内化呢？现在这种论调当然已经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韩国社会对麦当劳的批评与抵制，以及中国早餐中关于“米面粥”和“肉蛋奶”的争议。在今天，“大米与汉堡之争”的背后是现代东亚民族日益增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

回到美国。尽管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远未消失，中餐却早已成为毫无争议的“正统”美国饮食。很多美国犹太人已经把圣诞节去吃中餐看成重要性不逊于逾越节家宴的仪式性存在。美国中餐馆的数量比麦当劳、汉堡王和肯德基连锁门店的总和还多。幸运签饼的签文为强力球贡献了美国彩票有史以来最多的中奖人数（真的很幸运！）。熊猫快餐的外卖盒成为美式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麦当劳仍然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但却有美国人发出灵魂质问，“还有什么比啤酒和中餐外卖更能代表美国呢？”

对于吃着洋快餐长大的一代国人来说，这也许是颇为有趣的对照。金拱向东的作者之一在上世纪末预测，二十年内，“麦当劳‘美国化’的形象必然会成为老一辈（北京）居民脑海中逐渐淡忘的记忆；新一代的北京人会将巨无霸汉堡、薯条和奶昔作为再普通不过的本土饮食。”站在今天看他的想法当然是过于乐观了；但我现在明白，这种乐观也许正来自于中餐在美国成功本土化的历史。

不过，经过本土化的中餐是否还是中餐，中餐原教旨主义者也许不会同意；但如果问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华裔能否算作中国人，类似的争议大概要小得多。在阅读中，我必须时常克制身为中国读者的“霸权”审视与说教冲动（这很难，特别是当作者盛赞左宗棠鸡是最美味的中餐，或者批判中国的传统甜点一无是处时），提醒自己：作者作为美国二代移民，她的观察重心在于美国而非中国，她的饮食经验基于海外华裔而非中国大陆居民。说到底，我们对自己“家乡菜”的认同和钟爱，有多少是基于客观上的味觉评判，又有多少是因为与之相连的成长瞬间与美好回忆呢？

因此，作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根”左宗棠鸡却大为失望而返，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中餐，正如亚裔群体一般，仍将作为一种永恒的他者而同时受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凝视。一方面，中餐馆“廉价、味精、环境差”的刻板印象仍然挥之不去，以至于高档中餐馆为了吸引西方食客，往往仍需努力和“传统中餐”划清界限乃至摆脱中餐的标签（所谓Asian fusion，哈哈）；另一方面，更多正宗、甚至“小众”菜系的中餐馆也随着愈来愈多第一代年轻华人移民的到来而在海外遍地开花。文化的持续碰撞还将如何形塑中餐的口味与内涵，令人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