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学生的政治学原理读书笔记

在前言部分，奥尔森就揭示了他所试图去解释的现象以及其问题导向：为什么专制统治下的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绩效上实现了巨大的增长，而前共产主义国家却在民主化转型后经济低迷？为什么各个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不足以解释其经济繁荣程度上的差异，尽管发展程度各异的不同社会都充斥着不计其数的市场？作为一名主修经济学的学生，我对书中一些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政治现象做出的阐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第一章《权力的逻辑》中，奥尔森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与激励原则出发，以匪帮为喻，生动地厘清了贯穿全书的一对重要概念：“共容利益”与“狭隘利益”。以社会中的窃贼为例，盗窃活动除了对受害者的损害之外，因其外部性而毫无疑问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例如投入到安保，警察系统，监狱等设施中的资源，但由于窃贼并非社会生产者且只占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因而盗窃导致的外部性社会损失在传递到窃贼自身身上时微乎其微，与其盗窃所得相比可忽略不计，因而窃贼存在从事盗窃这一危害社会整体福利的行为的激励与动机，是为“狭隘利益”。与之相对的，具有固定范围的匪帮，主要从事的是从当地生产者的产出中攫取一定份额，因而巧取豪夺在长远来看的效益并不一定比得过攫取较低的生产份额并提供一定的公共设施以增加生产者的产出，是为“共容利益”。在后续的章节中，奥尔森用这一套高度简化的理论范式强有力地解释了如下的历史现象。1）专制国家的经济腾飞现象，可以从专制者在社会经济繁荣中的共容利益这一角度进行解释：专制国家的后发优势以及因专制者权力而得以实现的投资规模很容易使其在短时间内通过某一产业实现经济腾飞。但长远来看，专制社会因为其政权不稳定性以及法制建设与个人权利缺失导致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而难以取得民主国家那般长远稳定的经济增长。2）前共产主义国家民主转型后的经济低迷，是因为在苏联模式导致的非理性制度与市场缺位下形成的具有狭隘利益的共谋利益集团对私有化与市场经济转型的阻挠。相比之下，前法西斯国家因为共谋利益集团在战后受到了清算，因而社会大部分群体的共容利益占据主导，推动了经济发展。奥尔森在书中还对“科斯谈判”这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批判与修正。首先，权力的介入会导致谈判双方之间的非自愿交易，从而使得谈判的结果只能使一方获益而无法实现“帕累托有效”。其次，理性的人“搭便车”的动机会导致群体即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也很难实现集团利益。这也对民主社会中共谋利益集团出现的缓慢性提供了解释：利益集团通过游说从而造成对公共政策或市场价格的操纵是对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均有益的，因而集团中的个体有搭便车的动机，共谋集团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博弈以及选择性激励的环境才能形成。当然，依我拙见，奥尔森的理论也并非无可指摘。他用“固定匪帮统治下的共容利益”这以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解释固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他这一单一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低性质的理论忽略了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以及其在不平等的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诚然，由于奥尔森理论经济学家而非政治学家的身份使得这一问题情有可原，但我们应该对这一理论保持一定的批判和警惕。同时，前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政党的回归以及政治强人的掌权也不应仅仅从苏联模式后遗症导致的狭隘利益集团蚕食共容利益这一角度进行阐释，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等战略进行的施压以及其颜色革命的意图也难辞其咎。总而言之，奥尔森的理论强调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发挥共容利益，从而实现“强化市场型政府”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奥尔森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型对许多政治与经济现象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但我们也应真正深入到具体生动的历史现实中。“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