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理论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是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得意门生。他对种族和种族主义、黑人文化、非洲流散等问题的研究重塑了多个研究领域。1993年他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一书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本书面世三十年之际，其中译本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如今民粹主义抬头、种族问题依旧不容乐观的国际环境中，阅读本书依旧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将“种族”引入文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英国开始兴起。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出现。6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学院化，这主要得益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建立。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受英国新左派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关注的主要范畴是阶级和性别，研究的问题集中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英国国内的黑人移民问题并没有对他们的研究取向产生很大影响。

直到1978年，CCCS才成立了“种族与政治”小组。这一年，吉尔罗伊来到CCCS攻读博士学位，“种族与政治”小组正是吉尔罗伊和其同学鲍勃·芬得利共同创办的。也是在这一年，吉尔罗伊的导师斯图亚特·霍尔出版了《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该书考察了二战后英国青年的犯罪问题以及其中包含的种族歧视问题。霍尔在该书中提出“种族是阶级于其中寄居的形态。它也是阶级关系于其中被体验的中介物”。1982年，“种族与政治小组”集体出版了《帝国反击战：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The Empire Strike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论文集，他们把“种族”这一范畴从阶级问题中独立出来。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CCCS对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全面而系统研究的开始。1987年，吉尔罗伊在修订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大英帝国没有黑人：种族与民族的文化政治》（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一书。他又于1993年、2004年分别出版了《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和《帝国之后：抑郁症或欢乐文化》(After Empire :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两本书。这三本书构成了他对种族主义、黑人流散和黑人文化研究的三部曲。

二、 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黑色大西洋理论的提出

伯明翰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不仅大多忽视了种族维度，而且几乎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研究英国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此前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为了吉尔罗伊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在他的第一本专著《大英帝国没有黑人》中，吉尔罗伊就开始自觉地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去研究整个流散黑人群体的文化。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他也明确地表明自己对英国文化研究、英国史研究、美国黑人研究等领域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

与这些民族主义或族群绝对主义的思考方式相反，我想发展这种观念：文化史学家在对现代世界的谈论中可以把大西洋看作一个独立、复杂的分析单位，并且用它来形成一种明确的跨国和跨文化视角。这种思考方法不仅与英国历史学和文学史形成对抗，还挑战了迄今为止对美国黑人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理解方式。我想说明，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声称体现了他们特殊性实质的珍贵智识遗产的很大部分，实际上只是部分地绝对属于他们的族群。

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理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西方黑人文化（主要包括英国黑人文化、美国非裔文化、加勒比黑人文化等）跨越大西洋传播且互相影响，英国黑人受到不同源头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复合文化。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为曼德拉骄傲》这首歌在大西洋世界的传播和流变就恰好论证了这一点。《为曼德拉骄傲》“把非洲、美国、欧洲和加勒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首歌的最初版本来自芝加哥黑人，经过了牙买加金斯顿式的感性加工，由英国加勒比裔和非洲裔定居者的后代制作，以向一位超出了其南非公民身份和国家边界的、拥有全球影响力的黑人英雄致敬”。对黑人音乐和本真性的政治的探讨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内容。

再次，自三角奴隶贸易以来，黑人就经由船只在大西洋世界来回移动。他们不仅从非洲家园到达了美洲殖民地，还从这些殖民地返回到非洲，并去往英国、欧洲大陆等其他地方；他们不仅是作为商品移动，而且还参与到各种追求解放、自治和公民权的斗争中。他们在大西洋被迫或自愿迁移、移民、旅行等移动过程中，不断思考自己的种族、民族身份认同的矛盾性。黑人，尤其是黑人知识分子，产生“既在西方之内又在西方之外”，既是黑人又属于某一民族国家的双重意识。作者在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考察了马丁·德拉尼、杜波依斯和理查德·赖特的大西洋移动以及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矛盾性。

最后，吉尔罗伊认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和种族奴隶制是现代性的基础。吉尔罗伊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哈贝马斯、伯曼等学者将市民社会、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视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类似于“种族奴隶制是前现代的残余，一旦它被证明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根本不相容的，就会立刻消失”的观点也被许多学者认可。吉尔罗伊认为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把奴隶制看作是现代性的基础的起点的观点给了我们重新讨论欧美革命时代黑人政治的起源及随之而来的不同激进主义之间关系的机会。他试图从主奴关系、奴隶的视角重建现代性的原初历史（primal history of modernity）。在种植园奴隶制中发展出来的黑人表现性文化产生了一种“不雅的现代性”（ungenteel modernity）。在后奴隶制的阶段，奴隶经历的记忆被用作额外、补充性的工具来建构对现代性的独特阐释。奴隶制和现代性的关系是本书第二章讨论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