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德行是公民伦理的基石
这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爱是什么。对爱的种种定义都不能穷尽爱的真谛。我们以为自己会爱，有能力爱，其实不然。有人说爱是易逝的，爱是激情，不能持久。也有人说，爱是润物无声，默默地释放，天长地久。现代人对爱的理解是偏狭的，把爱归为私人性的情感。尤其是在当代政治学领域，遵从理性而排斥非理性的情感。爱真的和政治毫无关联吗？
一种真正的公民伦理是奠基于爱的。
美国学者埃里克·格雷戈里把自己的政治哲学称之为奥斯定主义。在《政治与爱的秩序》这本书中，他试图阐明奥斯定主义政治哲学提倡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埃里克·格雷戈里强调，奥斯定从基督论出的爱不只是补充现代政治伦理，反而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基石。天主之爱超越了公共理性，为尘世提供有效的政治秩序。唯有在承认天主之爱的基础上，公正、平等乃至正义才成为可能，政治达到善。
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是汉娜·阿伦特的学说。阿伦特学说的特征是不断地将爱刻画为私人化的、激情的、非理性的情感。或更直白地讲，她对爱的理解较为偏狭，更接近于自我的欲爱。康德也曾描绘过产生于性情或感觉的爱，并称之为“病理学的”爱。在康德看来，尊重要比爱更重要，因为尊重是可以普遍应用的道德义务。现代公民政治理论继承康德的观点，把理性与情感划开来，形成对立。既然是私人化的情感，它就不是一种公共理性，无法参与政治。以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点来看，爱太过脆弱，太过具体，反而对政治而言是一种危险的道德动机。以爱的名义出发可能滑入家长式的威权政治，在通往善的目的过程中采取强制手段。康德讲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当一种爱成为动机，善成为目的，这也许会造成对人的奴役。这正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十分警惕谈论爱的原因。
埃里克·格雷戈里并不认同阿伦特对爱的看法，并深信奥斯定主义中的爱不会违背公民政治所保护的自由。奥斯定对爱的理解是基于他的基督论。首先，奥斯定并没有否定自我的欲爱，欲爱在人性里有其正当的位置。所谓欲爱，指的是占有性的、排他性的、私人化的爱。但奥斯丁谈到，人并不只有欲爱，在人的内心深处向往着圣爱。那是来自天主的爱和仁慈，人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为了寻求对自己的爱，满足自己的欲爱。人一直渴望被爱，渴望来自他者的爱。这个他者，是天主，也是邻舍。无论他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存在特征就是如此，渴望被爱。
人类都是爱人者，这是一个人论的事实，也是人类生存的境况。
渴望被爱是普遍的存在特征，如何去爱才是人类的大问题。自由主义者有一点是对的，完全只顾着欲爱的人类是不可能发展出什么文明和自由繁荣的。唯有欲爱的话，人类的世界将是一片荒瘠的沙漠，恰如政治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战争。自我必须要学会正确地去爱，这关系到我们应当是如何与世界、美善之物、自我、邻舍和天主相处。要与这些客体形成正确的关系，就要求我们恰当地去爱。这便要求人从欲爱走向圣爱，从圣爱再走向对邻舍分享爱。在奥斯定心中，人的能动性是以正确的、有序的爱为根基，使人走向完满。爱也是一种意志，与占有性的欲望不同，这里是奥斯定与古典哲学的分野。
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对古典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如果没有奥斯定对古典哲学中德行的重新评价，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的世界里。奥斯定聚焦耶稣基督的苦难，由此为深刻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学提供了土壤。不同于古典哲学，奥斯定对爱的原创性论述有三点是重要的：
1、爱的德行是一种立场，并要求灵魂对其他的实在开放；
2、爱的德行包含了与天主的关系；
3、爱的德行是一种力量，它属于天主，而不是我们自己。
自我可以通过回顾、回忆，在记忆中延展自身。天主是未来超验的存在也是过去原初的存在。自我在回忆绝对的过去时，原初的天主之爱会指引自我。奥斯定明确阐述了正确的爱是通过返回原初而前进的爱。在转向过去时，自我仍旧盼望着包含过去的未来。欲爱在这种记忆中被重构，它与造物主有了联系。这个关联性是人类存在的组成要素，因为人的确是因天主的爱而受造的。现代性危机已遗忘了这一点，不再回顾人的原初。如此一来，自我在仅有的欲爱中封闭，人类个体呈现出原子化，无力构建良好的公民伦理。
政治的议题总归是围绕着善，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政治的善超越了个体的善，但它不可能与个体的善毫无关系。没有个体的善，政治的善也无从谈起。奥斯定神学性的创新是认为自我之爱可以被纳入到天主的三一圣爱之中，个体必须与天主重新建立起联系。在与天主的关系中，这种参与式的爱将自我从自身封闭释放出来。而自我真正的善并不是主体主观性的，也是参与到天主的善之中，这种善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因此，奥斯定的救恩论只能是群体性的，人不能只属于他们自己。奥斯丁神学可以提供政治学丰富的资源，其对人类共同体、人类的存在境况有着根本性的洞察，远远超越自由主义政治的内涵。
特别是奥斯丁这段话也许能打消自由主义政治学对爱的顾虑：
人对善的拥有不会由于有善的共享者不断出现而变少。正好相反，对善的享有会随着每个分享者的仁爱与和谐而更加充分。拒绝与他人分享这种占有物的人根本不可能享受它，他对他的分享者爱得越多，他享有的善也就越充分。（CD,15.5）
爱始终是在天主内也是为了天主的。参与到天主内的爱带来幸福感，这是一种恩赐。服从天主爱的诫命，它也包含了自我的全部回应。仁慈的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显现，为爱自我开放了空间，这个空间也是向他人敞开的。这种自我的幸福不会对邻舍的幸福产生嫉妒，并且在事实上，这个懂得去爱的自我是由邻舍之爱构成的。耶稣基督常常教导，看见弱者和最小者就如同看见祂。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的诫命构成了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我们爱天主的另一面是去爱邻舍，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借着基督，我们爱天主，借着基督，对天主的爱才有可能转向为邻舍之爱。所有的爱以基督为中心，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位被爱驱使的基督徒，他可以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效法基督，自我道成肉身。我们与邻舍之间的关怀和爱，效法天主圣三，这是一种恰当的邻舍关系，由此可诞生出正确的公民伦理。
政治之善亦有正义的维度。当自我之爱融入天主圣三，爱不再是私人的德行。小马丁·路德·金将爱理解为暗含了正义的创造元素，爱不能从正义和平等中分割出来。爱是实现正义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正义是爱的产物。很难想象一种没有爱的正义能否被称之为正义。同样，爱离开了正义就不再是爱。爱和正义是同等重要的，它们彼此的关系如同三位一体。天主的仁慈是真正的正义，天主之爱能够为尘世政治建立起正确的秩序。正义绝对不是爱的偶然产物，而政治也往往是通过伸张正义来实现爱的。人们对正义的关注反映出的是对受害者、弱小者的爱。诉诸正义的根本性源自这样的爱，这爱绝不是私人化的、非理性的。自我在天主的爱中分有爱，在邻舍之间分享爱，这个过程也一并实现了正义。通过奥斯定神学，正义与爱的内在关系得以明晰，可以纠正诸如阿伦特、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对爱的偏见。
著名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将现代性主体解释为把意志提升当作自我的中心，这话有一定道理。现代的人与天主的联系断裂，与爱断裂，现代性危机正是严重的存在论危机。关于自由民主政治，赋予“爱”这个词优先性是有神学意义的，这一点不能被当代思想所忽略。重温奥斯定学说，能为我们挖掘出关于爱的真谛，用以修正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及其公民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