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 东篱归根
杨振宁是2003 年12 月24 日由纽约石溪搬回北京的。这离他1945 年11 月24 日坐船初抵纽约，整整58 年零 1 个月。杨振宁住进清华大学早几年替他和其他几位大师所盖的两层楼西式建筑，开始58 年来的一个全新生活，之前他虽然也到北京、香港等地长住，但石溪是他的家。
杨振宁在1999 年5 月由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本来就打算回到清华大学。早几年起，他已答应帮助清华大学建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这个中心颇有师法他自己工作过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味道。可是中心成立初始，杨振宁还在美国教书，1999 年杨振宁退休后仍不能回北京长居，因为与他结褵多年的太太杜致礼生病，因此中心许多事务是由过去也在石溪分校任教的物理学家聂华桐主持。
其实从1997 年开始，杨振宁和太太杜致礼就一连串地进出医院，先是他在11 月初有一次无预警的轻微心肌梗塞，于是在11 月18 日进行了四条心脏血管的绕道手术，然后是太太杜致礼因为软组织肿瘤而有一连串的手术。
2000 年杜致礼的病情渐稳，杨振宁和杜致礼有四次远程旅行，到了土耳其、希腊、韩国、梵蒂冈和中国台湾、云南等地。2001 年杜致礼再动白内障手术，那一年他们去蒙大拿州看女儿又礼，也到过泰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地。
后来杜致礼的病情日趋严重，除了软组织肿瘤，也还有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病。2003 年1 月19 日，杨振宁在石溪为杜致礼的77 岁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会，那一年10 月19 日杜致礼病逝石溪。
杨振宁失去53 年的生活伴侣，那年年底一个人搬回北京长住，清华大学盖的三幢“大师邸”早已落成，三幢房子一幢是给杨振宁，一幢给林家翘，另外一幢给了杨振宁后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请回清华的杰出计算机数学专家姚期智。清华大学这三幢单门独院的两层住宅，是有点美国新住宅形式的两层小楼，虽说和校园中较陈旧的住宅比较，显出讲究得多，但也算不上豪华。之前因为太太杜致礼一直生病，为治疗和家人照顾方便，所以他们一直住在美国。
2003 年底杨振宁离开生活了58 年的美国，搬进已空置年余的住宅，过起清华大学的一人生活。虽然白天有一位女士帮忙处理家务，但那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和感受。2003 年底，杨振宁在北京给弟妹家人写了一封信，道出他回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改变，使得在那个年尾岁末时节，特别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感触。
2004 年间，杨振宁应邀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演讲，他的讲题是《归根反思》，谈论他经过一甲子重回到清华大学居住，以及深入观察大陆变化的感触，也发表了他当时所写的一首五言古诗《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后来杨振宁在刊出的讲稿文章中，说明此诗首联取自唐代骆宾王诗句。诗中的“三旋律”源自他当时一个演讲，谈论20 世纪理论物理中的“量子化、对称与相位因子”三个主题旋律。诗文最后以“东篱归根翁”自况。
这个演讲反映的是杨振宁重归故国，目睹社会家国的前进巨变，感受文化艺术的蔚然勃兴，面对未来世局与生存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化的高度乐观与信心。
2004 年还发生了一件对杨振宁影响深远的事。那年年初，杨振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2 月他在香港收到一张贺年卡，是翁帆由广州寄到美国石溪给他和太太杜致礼的贺年卡，再由杨振宁美国的秘书转寄到了香港。
杨振宁和翁帆的初次见面，其实是在1995 年。那一年8 月在汕头大学举行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大会，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四位先后的诺贝尔奖得主与会。汕头大学给每位诺贝尔奖得主分派一位接待学生，翁帆正是杨振宁和太太杜致礼的接待生。几天相处，他们很喜欢翁帆，往后翁帆与他们偶有通信往来。2004 年再有联络时，翁帆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翁帆在贺卡上写了她的电话，杨振宁给翁帆打电话，后来翁帆到香港看杨振宁，两人开始交往。
杨振宁说翁帆第一次是到香港中文大学来看他，他将自己用计算机软件剪接的一个过去生活和家庭的电影，放给翁帆看。后来杨振宁把这个自己剪辑的影片，送给香港电影巨子邵逸夫的夫人方逸华，方逸华是电影专业人士，她认为杨振宁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这个电影做得极好。
2004 年11 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这封用英文写的电子邮件内容是：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 年11 月5 日订婚。
翁帆28 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致礼和我1995 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项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她。那个会议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做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做的安排。致礼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的有些联络。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就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她今年2 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
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女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的率真。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
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
是的，永恒的青春！
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
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请读一下下面的句子，这些句子说明了我对于她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以及即将要扮演角色的感觉：
噢，甜蜜的天使，
你真的就是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给我的苍老灵魂，
一个重回青春的欣喜。
接到杨振宁电子邮件的笔者立即与杨振宁联络。据他告知，他和翁帆是在电话里订婚。他也说之后他便将翁帆以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他在美国的孩子和他的弟弟妹妹，他们都祝福他。他当时也说，另外一位也接获讯息的物理学家朋友回信，特别举出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81 岁时和他21 岁学生结婚的例子，作为对杨振宁的祝福。
杨振宁说他知道自己和翁帆54 岁的年纪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自己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他和翁帆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杨振宁订婚的消息很快在笔者当时创办的《知识通讯评论》刊出，消息也由台北的报纸刊布，立时引起轰动，各个媒体也纷纷跟进。其实那年10 月，杨振宁在美国的弟弟杨振平一家还到清华大学暂住，杨振宁、杨振平一家也与住在香港的弟弟杨振汉夫妇同去九寨沟旅游。当时他的弟弟并不知情，结果不到一个月获知此事，自是意外。
杨振宁传出喜讯后，受到媒体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担心的杨振宁立即和翁帆办理了结婚手续，然后到海南岛度蜜月。媒体紧迫盯人，两人在饭店晒太阳以及同骑双人脚踏车的照片，都登在报上。那年年底南亚突然发生大海啸，新闻焦点于是转移。
杨振宁和翁帆结婚之后，生活上有了伴侣和照料，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教书，演讲，偶尔住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并且到新加坡访问多次，其间还有去日本和欧洲出席会议的行程，都有太太翁帆做伴。
2006 年3 月底，杨振宁偕太太翁帆去美国，这是翁帆头一次到美国。他们除住到杨振宁原来纽约石溪的家中，也和杨振宁在美国的家人见面。杨振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那时两个儿子都已在北京和香港与翁帆见过面，在美国的弟弟和妹妹，也都到北京见过翁帆。那一次杨振宁也带翁帆同去了蒙大拿州，看望住在那里做医生的女儿，也在女儿家小住。
其实那一次的美国之行，杨振宁还参加了一个特别的会议，那也让杨振宁回想起49 年前的事，那年他初得诺贝尔奖时才35 岁。如果看他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的照片，瘦瘦的杨振宁，有着两个特别大的眼睛，显得特别年轻，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大孩子。但是比起较他早一辈的大物理学家海森堡和狄拉克，杨振宁似乎也并不特别的青稚。
1933 年，32 岁的海森堡和31 岁的狄拉克，在同一年去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奖，他们两人都是由母亲陪着去的。1957 年杨振宁是和太太杜致礼同行，也已经有一个6 岁的大儿子杨光诺。
2006 年杨振宁会回顾近50 年前他的生命历程，其来有自，原因是4 月间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举行了一个宇称不守恒50 周年的研讨会。
研讨会由当年首先做出实验结果，证实那个物理观念革命的吴健雄的一位女弟子库勒（N. Koller）筹划，吴健雄实验得到确实结果，是在1956 年的年底，那年正好是第50 年。
吴健雄最早做出了实验结果，造成杨振宁和李政道得到诺贝尔奖。被许多人认为应该共同获奖的吴健雄，1997 年已经去世，无缘与会。吴健雄的儿子袁纬承也是物理学家，他出席会议讲述母亲的生平和工作，此外李政道以及当年也做了一个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后来因他项工作得到诺贝尔奖的莱德曼（L. Lederman），都在会上发表演讲。
杨振宁在会中的演讲，题目是《门在哪个方向？》（In which direction is the door?）。杨振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1957 年初，杨振宁得知吴健雄实验有了确实的结果之后，给当时在维京群岛度假的奥本海默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了这个结果。二战时曾领导美国原子弹发展计划的奥本海默，与杨振宁可说亦师亦友，他给杨振宁的回电只有短短几个字，“走出房门”。奥本海默之所以回这样一个电报，是因为杨振宁在1956年的一个报告中，曾经将当时物理学界面对宇称不守恒的情况，比喻为一个在一间黑暗房子里的人，他知道在某一个方向一定有一扇门，但是门在什么方向呢？
2006 年的4 月22 日，当年曾经密切合作，后来争吵决裂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达拉斯的这个会上碰面。李政道先做的演讲，讨论了一些微中子的研究，也谈到吴健雄和她的实验，没有触及当年与杨振宁的合作。接下来莱德曼的演讲，谈论他当年做另外一个证实宇称不守恒实验的过程，杨振宁都在座上。
杨振宁在下一会程中演讲《门在哪个方向？》，也没有触及敏感的与李政道的合作问题，他在演讲中引述了当时方甫去世的杰出物理学家达利兹1982 年在巴黎一个物理学历史会议中的谈话，达利兹谈到当年自己如何错失了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振宁演讲中有一句话，大意是“李和我写论文之后，也不认为宇称一定是不守恒的，于是我们转而研究统计物理”。
这时坐在台下的李政道立刻大声说，“这是你的想法。”（That’s what you think.）杨振宁没有理会。接着打出一张有名的照片，那张照片当年曾经登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今日物理》封面上，照片是一页物理的笔记，是杨、李写出宇称不守恒论文之后李政道的一个笔记，而内行的物理学家一看便知道，笔记上多半都是统计物理的问题。杨振宁说，李政道看到这张投影片，又在台下大声说：“这是我的，与你无关。”（That’s mine, nothing to do with you.）这是那一年杨振宁3 个月美国旅程中的一个插曲。
2006 年6 月间，杨振宁和翁帆由美国回到香港，再度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也问起他们怀孕生子的传闻，后来杨振宁私下谈起此事，说他们也曾考虑此事，但是还是决定不宜有孩子。7 月初杨振宁偕翁帆一同到台北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由于是两人婚后头一回到台北，自然引起新闻的热潮，也有人再追问怀孕之事，杨振宁神情愉畅，翁帆应对自在，两人出入都拉着手。在媒体访谈中，杨振宁谈到有翁帆做他的伴手，让他觉得安全，他也不讳言谈到生死问题，显见他们缘近气投的情感，得到普遍的好评。
当然，正如杨振宁在和翁帆订婚时所说的，他知道两人年岁的差距，免不了要引起议论，后来也有人以诺贝尔奖得主是有权势地位的，而对这样的婚姻提出严厉批评。在香港也曾经有一位出名的女性作家，以性别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杨振宁和翁帆的结婚提出批判。杨振宁和翁帆还联名写了一篇短文回应，这先后的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录到杨振宁出版的一本新书《曙光集》中。杨振宁在新加坡的一次访问中也说，他并没有做过统计，不过觉得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对于他和翁帆的结婚，百分之七八十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
对于老年丧偶再婚这样的事，杨振宁是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他在与翁帆结婚后曾公开说过，如果没有和翁帆结婚，他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他曾经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杨振宁认为曾经做出十分重要数学工作的19 世纪英国数学家哈密顿（W. R. Hamilton），哈密顿在太太过世之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杨振宁说，他不要过那样的日子。
杨振宁直到逾八旬之龄，健康情形都很好，思虑清明、眼力未衰，只有在大演讲厅里，需要助听器帮忙改善听力。过去一向有惊人记忆力的杨振宁，还是旧事新物、博闻强记，不过私下会半开玩笑地承认，过去如果有人说他会记不住事情，他绝对不信，后来开始相信了。
他和翁帆的生活，除了在外旅行，多是居家生活。翁帆过去并不长于家事烹饪，不过杨振宁对饮食不讲究，有时翁帆在家做些简单的食物，杨振宁也都很能欣赏。两人在家有时消遣会看一些电影，对许多事认知能力过人的杨振宁，对于电影中的角色关系，常会弄不明白，总要靠翁帆的解说。杨振宁也承认自己认识人的眼力，似乎比较慢。
他还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头一天见到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第二天再见面时，居然很高兴地把这位女作家称呼作另一位女作家。
翁帆的个性一如杨振宁在宣布他们订婚短信中形容的，开朗乐观，虽然她认为杨振宁很固执，做事的性子很急，但是她并不会把两人的关系推向一个僵局，有着比她年龄更成熟的历练。在物理界一向以不善于动手出名的杨振宁，也是翁帆眼中不动手的人，不过杨振宁倒是很热衷于在计算机上编制他过去生活和家庭的电影。
杨振宁也曾经说过，一个人年纪大了，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年轻的时候会有不同，不会想要去改变你的配偶。他说和翁帆在一起后，使他更了解了像翁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想法。
杨振宁的研究兴趣是物理数学方面，有时也会出个数学题目让翁帆试试。两人在外访问旅行，如果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会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在里头参观时不讨论，出来后交换意见，看各自最喜欢哪一幅画。翁帆觉得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不会令她沉闷，她也十分尊敬杨振宁为人的品德。
如果是在清华大学或者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每天早上都会到办公室工作，下午基本不去，也会睡一个多钟头的午觉，他在计算机网络上相当积极，一般来说电子邮件的回复相当迅速。
耄耋之龄的杨振宁，虽然也已不如过去那样奋力在物理前沿工作，但是仍然写了几篇很好的论文，发表在一流期刊。这些工作是延续他20 世纪60 年代所做的统计物理研究，这方面研究当年因为没有实验技术可以证实，所以到70 年代他就不再做了。近年这方面的实验技术精进，有了许多极其美妙的新的实验，成为一个被称之为“冷原子”的热门领域，他20 世纪60 年代的工作也多被证实，杨振宁于是重拾旧笔，再成新篇。
杨振宁也说自己十分幸运，到了这样的年纪，还有机会和能力能够在科学前沿上工作；他说在科学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是很少见的。搬回北京之后，杨振宁除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书，更多关心广泛的教育、文化甚至政治问题，他不但经常受邀在中国各地公开演讲，也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多次演讲。
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杨振宁以他在美国大学教书50 多年的经验，认为中国大学学生的平均贡献，并不低于美国的顶尖大学，这种言论与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批评才是硬道理”的潮流，似乎形成对立之势，因而有些人就批评杨振宁的看法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
2004 年杨振宁做了一个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他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也认为是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他大胆提出假设，认为《易经》的浓缩、精简和符号化精神，影响了单音汉字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杨振宁的这个演讲和后来写成的文章，并没有批评《易经》和中国传统的哲学，主要还是在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与西方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同样是不符合中国近年来的某一种以西方为进步思维的影响，尤其是他说的《易经》没有演绎法，而造成中国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观点，更引起《易经》专家和一些持科学进步论点看法人士的大力批评。
另外一回，他回答记者中国该如何创新的问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创新，他认为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 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杨振宁认为，这些创新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性质很不同。
他认为，必须注意这些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为重要。他说，对中国来说，比尔· 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他也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结果，报纸出来，变成杨振宁主张诺贝尔奖无用论，使他又被痛骂。
在许多世事中，他和李政道之间的纷争，也一直萦绕在心。这一本《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的繁体字版，早于2002 年11 月在台北出版，李政道当时就特别购买了相当数量的《杨振宁传》，分送中国政府高层以及一些学界人士，并附上一封信函，表示《杨振宁传》是扭曲事实，恶意攻讦。
2003 年李政道以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提问方式，先在网络上刊布了一个他反驳《杨振宁传》的回答，到2004 年又再加上《杨振宁传》中也引用了的李政道过去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新的数据，集成一本小书《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由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09 年底，李政道再与他多年的助手合作，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介乎传记和口述历史之间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书中除了叙述李政道的生平和科学工作，也有大量篇幅讨论与杨振宁相关的细节。
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传》之后，十分不以为然，虽然有几位亲近友人都力劝他勿再回应，因为那些技术细节，外人无由分辨弄清，只会徒增反感。但是个性坚执的杨振宁，显然执念于留下一个历史记录，因此未顾劝告，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反驳专文《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这篇文章后来在2010 年4月号的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亦刊出。
杨振宁在文章中说，他要响应的理由是“由于《李传》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做回应，以正视听”。这篇文章写作严谨、引征详尽，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件。
2010 年9 月杨振宁从四川回到北京，9 月13 日突然发生严重呕吐并发高烧，有几小时是半昏迷状态，甚至有神形分离的感觉，虽然意识还清楚，但是说的话别人却听不懂，翁帆也吓坏了。幸好住协和医院一个礼拜，就完全康复出院了。
10 月底杨振宁完全康复后，转到香港沙田住处，准备停留较长时间。虽然经过一场突发急恙，杨振宁复原甚佳，气色精神如昔。谈起这次住院，说医生认为是他常年吃抑制胃酸的药，影响了身体对病菌的压制，因而造成感染。他到底是学科学的，谈起自己病中的神形分离经验，说恐怕是人脑中海马区的作用造成。他也谈到，13 年前由心脏血管绕道手术的麻醉中苏醒过来，看到恢复室外的家人，当时自己不会说话，想告诉家人神志清楚，还能做微积分，就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积分符号，但是没人能懂他画的意思。
2008 年1 月份，北京三联书店发行了杨振宁的一本新书《曙光集》，3 月间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也发行了《曙光集》的繁体字版。《曙光集》是杨振宁1979 年以后的一些文章、演讲、访问以及少数其他人来信和文章的集子。这个集子的出版，反映了杨振宁二十多年来关心的科学与科学以外的问题，他自己生活的重心，以及他对自己科学历史地位的一种评价。整体来说，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比起他以前出版过的《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读书教学再十年》来得更高。
《曙光集》中除了有文章谈论一些著名的大科学家，也有文章是关于与他合作的科学家，譬如谈与他共同做出“杨—米尔斯理论”的米尔斯过分谦抑而未得应有评价，以及和他有长久友谊的黄昆、邓稼先和熊秉明。这些人都有一个似乎特别吸引杨振宁的特质，综合起来讲，可以用杨振宁过去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宁拙毋巧”。文章中显现杨振宁对于这些朋友的深厚感情，对于他们为人处世风格的深刻欣赏，也展现了杨振宁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评价和标准。
在《曙光集》的前言中，杨振宁说明了他以《曙光集》作为这个集子名称的道理。杨振宁提到鲁迅1918 年给钱玄同的一封信，王国维的自沉颐和园留下的遗嘱以及陈寅恪的文章，显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处境的一种悲观想法。他的前言中写道，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而他自己就成长于这个看似无止境的长夜中。
他继续写道，“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 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这个集子的许多编辑和翻译工作，也正是翁帆做的。
2018 年杨振宁再出版了一个文章集子《晨曦集》，他在书的前言写道，10 年前出版的《曙光集》，是因回顾自己经历过的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那段时间有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长夜，他认为中华民族走过长夜，已看见了曙光。当时觉得改革开放30 年，才迎来了曙光，天色大亮恐怕还要30 年。他说，没想到10 年时间，国内与世界都有惊人的巨变，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是曙光已转为晨曦，因此新书就用了《晨曦集》的书名。
《晨曦集》中收录有杨振宁自己的八篇文章，虽然不到全书一半篇幅，但是其中几篇文章反映的是杨振宁对物理科学的一种价值视野，在科学历史上有重要代表意义，值得特别一提。
《晨曦集》中的头一篇文章《20 世纪物理学的三个主旋律：量子化、对称性、相位因子》，是2002 年杨振宁在巴黎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所做的报告，这篇文章彰显杨振宁一贯思维中透视近代物理学“对称决定交互作用”的观念。文章之后还收录了2007 年所写的文章附记，提出他对于21 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的一些想法。他在附记中写道：“由于人类面临大量的问题，21 世纪物理学很可能被各种应用问题主导，这些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与20 世纪的主旋律相比较，它将缺乏诗意和哲学的质量。”清楚展现着杨振宁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欣赏品位。
《晨曦集》的第二篇文章《菩萨、量子数与陈氏级》与第三篇文章《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阐明的是杨振宁一生最重要工作“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的概念源起，也意在言外展现了他对于物理概念数学完美性的偏好，甚有深意。
《晨曦集》中另外也收录了《物理学的未来—追忆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时对物理学的未来的讨论》，主体是2015 年杨振宁在新加坡“杨—米尔斯规范理论60 年”会议上所发表的《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思考》一文，因为文末还加上了当年费曼与杨振宁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言的两个附录，因此用了一个更为统合性的文章题目。
杨振宁的“物理学的未来”文章，是1961 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参加那个以“物理学的未来”为主题座谈会的有四位物理学家，分别是考克饶夫、帕尔斯、费曼和杨振宁。柯考夫特和佩尔斯当时年过六旬，都是有重要贡献的物理学家，最年轻的杨振宁39 岁，费曼长他4 岁。
杨振宁在座谈会上是第三个发言，他所讲的“物理学的未来”内容，展现出年轻杨振宁很早便有的一种对于物理学的评价视野，54 年后他再续“物理学的未来”前章，重新谈论他对于物理科学未来的展望，更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
就如同1961 年杨振宁在“物理学的未来”中所说，20 世纪前半叶物理科学的发展，宛如一首英雄史诗，在物理学领域不但有扩展我们物理知识的重大发现，还经验到不止一个、不止两个，而是三个物理概念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
但是杨振宁却很清楚地指出来，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物理科学理论发展，“由可观察经验向着非物理范畴经验的延伸解析”和“以外推探究无可探知领域的化约齐一性”，都在一起步便遭遇了困难。这些困难，其实也包括了他自己与米尔斯在1954 年所探讨的规范对称性工作。虽说他当年所提出的这个数学探讨解析，对于往后基本粒子物理理论的对称结构数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突破贡献，但是杨振宁却直观地意识到其中的不周全性，这也正反映在1954 年他面对泡利质疑时的回答态度之上。
1961 年杨振宁在“物理学的未来”文中，虽然提出那些年中物理科学实验操作层面的大幅进展，也给其他科学带来影响，但是他却清楚地指出，物理科学实验探究能力的扩大，以及对于其他科学带来的影响，并不是物理科学最重要的价值。杨振宁展现他对于物理科学价值的关键字句便是：“物理科学能成为一个独特智力成就，主要在于一些概念形成的可能性。”
杨振宁再指出，“一个实验的结果要有意义，概念必须建构在我们直接感受的经验和实验实际运作的每一个层次”，实际上直接指明了当时所谓的实验证据的瑕疵盲点。大物理学家维格勒说，探究当时的物理理论，概念上至少要穿透四个层次；杨振宁借维格勒此说点出当时要拟想一个更深入、完整的物理理论体系结构，将面临巨大的困境。
接着杨振宁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物理科学的信念：“在此物理学家面对了困境，那就是物理学家的最终判断在现实中。物理学家不同于数学家或是艺术家，不能凭借自由想象去创造新的概念、建构新的理论。”
其后杨振宁再借助一些例子，说明人类进行实验设计时受制于先天概念选择的盲点，以及人类构思宇宙自然问题所面对的智能极限挑战，总结他对于物理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审慎持疑看法。
1961 年麻省理工学院座谈会上接着杨振宁在最后发言的费曼，以他一贯风格的一种善于言辞的表达方式，做了较长论述。简单来说，费曼对于杨振宁的持疑审慎不表赞同，认为任何时代都有困难，但应有勇气。他甚至以一千年尺度来做回溯与前瞻，提出一种乐观态度看待物理学的未来，认为可能会有最终的答案。
2015 年杨振宁在新加坡发表的《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思考》，虽说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却是杨振宁物理科学信念的再次清楚阐释，未来将会是物理科学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文章中杨振宁简单重述了当年他自己与费曼的论点要旨，也很直接针对当年提出也许物理科学很快会有终极解决的费曼观点，提出质疑。
杨振宁在文章中说：“费曼是与我同世代一位具有了不起直观的物理学家。看他的这些文句，我好奇的是：（一）1961 年他脑中想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形式，而（二）他在晚年是否依然有那样乐观的看法。”
杨振宁接着列出了过去50 多年物理科学上一些重要的发展，包括一个特殊的对称破缺模型、电弱理论、非交换规范理论的重整化、渐近自由和量色动力学、2012 年希格斯粒子戏剧性的实验发现以及一个可运作的标准模型和一个 SU(3)×SU(2)×U(1) 规范场等。
杨振宁说，1961 年以后的50 多年，在物理概念上更上了一个层次。接着他以一连串的自问自答方式说，是不是有更多的物理概念层次，比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层次更深一层？我相信有，且有很多。我们何时可能达到下一个层次？如果有可能，我相信也是在遥远的将来。接着他说，为什么你如此悲观？我不是悲观，我只是实事求是。
2015 年7 月底在北京，我曾经以他当年那篇先谕式的文章，以及1961 年他的看法与费曼十分乐观看法的差异，就教于他。杨振宁的回答是：“我在1961 年对物理学前途的态度与费曼面对物理学前途的态度，基本反映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对物理学前途的认识。我是从中国传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训下引导出来的一种世界观，他是美国文化的世界观。”
在杨振宁十分含蓄的说法中，隐含着一个文化差异性的根本问题。其实看1961 年费曼在发言中说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不一定会再度萌生，因为科学精神主要是靠北半球的先进国家在发扬，不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便可以清楚看出来，近代科学与西方文化依违相生的深远关联。
2015 年，因为协助《环球科学》制作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 年的专题，我与杨振宁做了一次访谈。我特别以他1961 年文章所说人类有限智慧探究无穷宇宙的困境，与爱因斯坦所说“我只知道两个事情是无限的，一个是宇宙，另一个是人类的愚昧，我对前一个还不能确定”的说法相提并论，也问他现在物理科学的一些新理论虽说数学推演很好，在物理上却面临是否可以运作的问题，我在提问中说，这既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杨振宁当时回答说：“不错。像超弦论，它已有了极重要的数学影响，但是否与物理现象有关还是未知数。另外，我对超对称不那么乐观。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数学的东西如果被基本物理学采用，就一定是很妙的数学，这有过去很多的例子。可是超对称的数学不是最妙的，所以我猜想不是基本物理的基石。关于这一点我在1979 年的一次纪念爱因斯坦诞生百周年讨论会上就讨论过。另外，它搞了好几十年，还没有任何与实验相关的结果，所以我对它的未来表示怀疑。”
对于物理科学的价值评断，当然也影响着杨振宁对一些科学计划的态度，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近年是否应建造高能量超大加速器的争议。因此《晨曦集》中也收录了2017 年他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这篇文章虽说不长，但是论述却十分清楚。他举出超大加速器过去的发展争议，未来超大加速器的必然耗费不赀，中国人均GDP 还只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将排挤其他基础科学经费的几个理由，作为他的反对依据。
他也说虽然过去70 年高能物理有许多进展，却没有解决引力场及其与质量的根本问题，他认为物理学家希望以建超大加速器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猜想，不会有成果，而且高能物理建成超大加速器，对于人类的短期到中长期生活都不会有好处，而且以目前高能物理中的人才比例，这个烧大钱的计划既不能自我主导，纵能得到诺贝尔奖也将外落他人。
不出意外的，在中国近年一片热衷于搞大型科学计划的风潮中，杨振宁的逆势而行，遭到了不少的批评甚至怨恨。其实杨振宁对于高能物理的看法，非始于今，在《晨曦集》中就收录了1972 年杨振宁第二次访问中国一次座谈会的记录《关于大加速器的座谈》，在那个座谈会上杨振宁独排众议，不赞成中国在那个时候建造高能量的加速器、全力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计划，而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后来在中国科学界有一个“杨振宁舌战群儒”的名称。
经过近半个世纪，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早非昔日景况，为什么杨振宁依然不改初衷，还是以当年中国经济才起步，投资建大加速器非当务之急的理由反对其事，这当然要引起许多高能物理学家的大不满意。
如果探究杨振宁反对其事的道理便可以知道，杨振宁看似顽固的反对，实出自他对于物理科学价值的一贯思维。近几十年高能物理虽说得到了不少成就，甚至是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肯定，但是整体来说，都不是杨振宁认为的有了物理科学最重要的“建构出一个认知宇宙的新概念”，多只是拼凑补缀，因此他不赞成中国以庞大经费去搞超大加速器。
2017 年中国物理学界因是否建造超大加速器引起辩论争吵时，有一份文件公之于众，那个文件是杨振宁与著名的物理学家黄克孙的一段访谈记录。黄克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统计物理方面有极为杰出的贡献，曾经与杨振宁合写论文，也英译了中国的《易经》，还把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译为七言古诗，文采出众。
2000 年黄克孙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曾经和杨振宁有过长时间访谈，访谈中的一段记录，收录在《晨曦集》之中，名之为“‘盛宴已经结束！’—高能物理的未来”。这个约九个问答的短文之所以用了“盛宴已经结束！”作题目，其中有个缘由，因为在这个短文中，杨振宁说出了他1980 年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真相。
1980 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举行一个高能物理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马沙克组织召开的，为的是他十分仰慕的中国物理学家周光召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来做访问研究。周光召是中国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年轻时在中国造原子弹计划中做出过极重要的贡献，为人称道，后来也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
在研讨会的最后有一个小组讨论会，主题是高能物理的未来，参与小组讨论的成员有10 位，马沙克之外，有李政道、温伯格、格拉肖、佩尔、南部阳一郎等几位当时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另外有周光召、土耳其杰出物理学家居尔塞伊（Feza Gursey）以及几位欧洲物理学家，当时与会的杨振宁也受邀参与讨论会，不过他以没有许多话要说而拒绝了。
小组会讨论的重点，是前两年才得到诺贝尔奖的温伯格和格拉肖的理论推测会不会有实验证据上的发现，小组会上有些人认为终会有发现，另一派则说不会有结果，但是大部分都认同不被发现比较好。
讨论了近一个小时到尾声时，小组会成员也希望听杨振宁的意见，杨振宁依然拒绝，后来在马沙克持续坚持以及同意了杨振宁要求不公开他说法的条件下，杨振宁才说出他真实的意见。
杨振宁当时的说法是，“在未来的十年，我估计高能物理界上最大的发现就是：‘高能物理的盛宴就要完结了。’”杨振宁说完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说出一句话，马沙克随即宣布休会。
由于杨振宁在发言前曾提出不公开他说法的但书，因此后来不但马沙克没有公开此事，杨振宁自己在提起此事时，也只用了“盛宴已经结束了”（The party is over）一语带过。（参见本书第十三章《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
在《晨曦集》收录的《“盛宴已经结束！”—高能物理的未来》短文之后，还有一个附记，注明是2017 年杨振宁写下的。杨振宁在附记开头就写道，“我今天仍然认为我那句话‘The party is over’是正确的。”因为1980 年之后所有高能物理的发现与发展，其理论基础都源于1980 年以前。他接着提问说，为什么1980 年之后理论物理没有重要发展呢？他说在科学历史上，力学、热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理论的发展几乎都起源于实验。可是到了1980 年左右，由于实验设置已变得极大，高能实验物理变成了大计划、大预算，失去了由小实验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与感受，高能物理也因此失去了实验结果所带来的启发。
杨振宁最后特别引用1962 年他写的一本英文小书《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中的几段文句：“必须的朝向巨大的趋向是不幸的，因为它阻窒了自由与自发性的动念。它让研究变得较不亲历直接，较少有启发性也较少可控性。但是这却是现实中无可奈何的选择。尽管面对着物理设置、探测器以及实验规模的巨大化，但是让我们抱持着勇气，因为所有这些实验还是建基于有着相同样的简明、亲近直接和可控性的物理概念之上，而那些物理概念也一直带来了令人振奋与启发性的研究。”
《晨曦集》中杨振宁另外收录的一篇文章，也值得讨论，那就是《伯恩斯坦的独白》。这篇文章题目中的伯恩斯坦是一位有犹太血统的理论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毕业，文笔很好，常在纽约著名的《纽约客》杂志写文章，也出版了许多本书，可说著作等身。他在纽约地区教书研究，与杨振宁、李政道都认识，后来杨振宁与李政道友谊破裂感情交恶，一般认为伯恩斯坦在《纽约客》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宇称的问题》正是肇因之一。（参见本书第七章《分合李政道》）
《伯恩斯坦的独白》是杨振宁写的一篇英文文章的中译，英文原文刊登在物理期刊《近代物理通讯A》（Modern Physics Letter A），杨振宁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伯恩斯坦2017 年在网上流传了一篇关于他1962 年在《纽约客》杂志写那篇文章的独白，独白中伯恩斯坦为自己的卷入杨、李之争感觉无辜，说他只是写了一篇传略，却遭到指责。
伯恩斯坦在独白中写了一段话，“开始合作时，李还是个年轻的晚辈，杨年龄稍长而且来自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合作过程中，我想，点子大多是李先提出的，荣誉大部分归杨”。这大概也是杨振宁一定要回应的道理。
杨振宁在文中先引述了伯恩斯坦的大半独白，然后他评论伯恩斯坦的独白是老年时的自白。认为“他相当含混，把不同时期的真实事件和凭空想象黏接在了一起”。
杨振宁指出虽然伯恩斯坦在独白中自承内疚，认为对杨、李决裂负有一定责任，但是却没有认识到科学合作虽建立在合作者各自的才具之上，但是合作的成功却需要信任与体谅，任何对于成功合作私密性的刺探公开，都可能造成很强的破坏性。
杨振宁特别以英国两位极具实力的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和利特尔伍德（J. E. Littlewood）为例，说这两个人性格迥异，研究风格也不同，却能够在近30 年的合作中做出亮眼的数学成果。杨振宁特别引用了替哈代的一本小书《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写了前言的斯诺的话，说哈代虽然和他谈论许多的事，却从来没有和他谈论与利特尔伍德的合作关系。
杨振宁最后结尾说：“我想，如果这段话写在1962 年以前，如果伯恩斯坦读过这段话并且深刻领悟到哈代和利特尔伍德的智慧，不知他是否会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介入成功的李—杨的合作？”
杨振宁与李政道曾经令人“既羡又妒”的合作，最后以感情交恶决裂收场，无疑是物理科学历史中的一件憾事。2002 年《杨振宁传》出版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发表在《中国时报》上。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是：“我曾经问人，也曾经自问，如果换作是我们，会为这样的事争吵吗？许多人认为他们不应该为这样的事再争吵，但是我们不都曾经为更小的事和亲人、朋友争吵吗？那么，这两个坚持追求知识真理，个性又强人一截的人物，怎么会不为这个攸关他们历史地位的事而争吵呢？”我最后写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吵，让他们吵吧！”因为他们虽是杰出的科学家，但是再杰出的科学家也还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不会是圣徒。
近八年来杨振宁因年过九旬，活动难免受到一些影响而减少许多，但还是在中国出席一些特别重要的学术活动，只是发表公开演讲多是坐着，偶尔也会由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住处到香港新居小住。
2015 年他曾经到台湾接受台湾大学颁赠的荣誉学位，也到新加坡出席“杨—米尔斯规范理论60 年”会议，并发表演讲。2017 年清华大学曾举办杨振宁95 岁诞辰以及他创办的清华高等研究院20 周年讨论会，也有小规模的庆祝宴会，参加的多是学术近人与挚友。
杨振宁虽说走长路脚力大不如前，但是如无他事，晨间多还是由住家坐车到五分钟车程的办公室，偶尔下午也去处理文件或与来访宾客见面谈话，大体来说身体不错，偶有些小恙会到医院看诊治疗。
2017 年媒体报道了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的消息，引起热议。其实他是2015 年就正式申请放弃了美国国籍，在那之前他因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多年，香港回归后也早已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
已届九八高龄的杨振宁，平日居家生活正常，与太太翁帆互动很好。翁帆除平日生活，也会陪同杨振宁出外访问。2018 年她也与杨振宁和由美国来访的三个子女同游三峡大坝并且留影。翁帆七年前开始在清华大学艺术研究所攻读西方艺术史的博士学位，2019 年7 月完成论文毕业，另外她在偶然机缘下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西洋剑社团，学习西洋剑运动。
2018 年出版的《晨曦集》，翁帆在书的最后写下一个很短也很好的后记。翁帆在后记中写道：“《晨曦集》的出版又值先生95 岁寿诞。先生常说他的一生非常非常幸运。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真、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
“他本可以简单地做一位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先生很喜欢《晨曦集》这个名字，因为它寄托了先生一生的期望。”
江才健
2020 年7 月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