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在一个周日的中午，和煦的阳光透过并不大的窗户润进来，我斜躺在沙发上，以一种期待而又略无聊的心态翻完了本书最后一页，其实我根本不认识霍布斯鲍姆，只是看豆瓣评分本书比软高，本着从众心理姑且一看一一但是他写过的几本书都在我的想读书单里，大概也算是还没读过其人作品，先看过了其人生平。 整体评价来看，很难说艾瑞克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究因于其对意识形态的，尤其是平等的信赖，还是单纯的为了追求一种身份认同。关于后者，亨廷顿说共产主义的最大魔力在于动员和组织，恰恰满足变化社会中对社会参与的扩大化以及消化这种社会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无怪乎1984里描写到为了避免被开除出这个集体，所有被控诉对老大哥不敬的人最后都歇斯底里的承认罪行。关于前者，我可能读一两本其人的著作之后会有更深入的一些理解， PS:已经获得其年代四部曲，准备十一开宰。 然而有一个经典的误解在里面，就是共产党员仿佛成了贫穷的代言词，艾瑞克认为“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把贫穷当做一种积极的美德来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仿佛从根子上共产主义就要从最贫困最痛苦的位置走起，然而马克思在最初的畅想中明明认为共产主义应该脱胎于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环境下，苏联的诞生只能算是早产儿，并不在导师的规划中，这也是列宁伟大的原因之一 ，他探索出了另外一条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且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这个理念的存在让我很怀疑艾瑞克本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可能只是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持认同态度——不过这也正常，正如美国的选票民主，民众只能在两个候选人之间挑选，绝不可能认同某一人的所有观点，只能择价值观中最着重的部分作为衡量标准，驼子里拔将军，正是有这种贫穷就是共产党员的误解在里面，后面出现了本书中最经典的一个问答，“如果你登上了一艘将要沉没的船，那不妨还是选个头等舱吧”。 青少年的艾瑞克似乎与全世界各个地方有一定知识水准的青少年一样的激进，也迷惘，漫无目标，对生活不满，渴望有所不同又不知道这种不同到底指的什么。学生一向是激进社会运动最容易煽动又最坚决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几乎都是政府的反对派，这一点亨廷顿讲的透彻“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城市是反对派的集中点，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疏离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疏离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筹划政变，疏离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但是激进的学生本身又无法带来革命一一算上整个中产阶级也不行，革命必须由占国家多数的农民参与才有可能。再延伸一点来说，学生的示威和骚动在诱导或迫使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时是有些力量的，但很有限，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他们具有使形式向两极分化并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或反对政府的能力。这种心境的描写又让我想到东欧剧变前民众的心理一一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但又不知道怎么做，于是无论是谁，只要它标榜彻底的改变，就能迎合民众的这种心理需求面得以执掌权柄，同样的，执政者如果继续萧规曹随，继续走共产主义道路，则会被无情的民众无情的抛弃，哪怕新开辟的道路可能更坎坷崎岖、民众生活更差一一选票民主有时就是这么冷酷而不理智，多数人暴政并不意味着合理与进步，在柏拉图的政体等级划分里民主政体被扔到了倒数第二的位置，仅仅比僭主政治强一点。 再好的意识形态也需要有代表性的领导人去具体的规划落地，艾瑞克也对苏联的几个领导人做了点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伟大的政治家可以将坚持原则这一美德和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而托洛茨基不是”。列宁坚持原则，但也不反对德国护送其回国发动革命的行为，尤其在布列斯特条约签订问题上的担当，明知签订之后的民意反噬可能极大影响其政治威望，但依然做了当时正确而艰难的事一一可能我也有点变色眼镜看待列宁自带光环，也许不签订条约苏联也不会就此崩溃，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斯大林机会主义成分更加明显，属于典型的老练政客，希特勒就曾反复表达对斯大林的仰慕，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冷战肇始对西方国家底线一点点的试探，较之后来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显然高明许多，不过这也可能因为冷战之初彼此尚不摸底。托洛茨基也有其预见性，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一些判断，对于苏联经济发展轨迹的某些预测，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相较之下，其韧性不足，在教条方面感觉比斯大林还要过火，不能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及时调整策略; 另外托氏在政治局的地位虽高，但群众基础很差，各种投票都无法抗衡斯大林，于是不仅斯大林的上台成为当时苏联高层的一种必然态势，也间接注定了托氏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悲情人物， “从理论角度来看，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该是民族主义者”， 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主要根据，苏联建立之后的目标也是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广到全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苏联对中华民国主动地做出了巨大妥协，对沙皇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予以废除，这也间接在中国社会，尤其在寻求救国图存道路的知识分子之间引起极大好感，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推进奠定良好的基础，也恰是这种对民族主义者的警惕，在斯大林时期发展成为大国沙文主义，导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龃龉，甚至如果不是毛坚决的投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会不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块垒而从建国伊始就迟滞，也是未知之事。艾瑞克说，民族主义的出现填补了现实中人类共同体衰退或是解体后留下的情感空白，这点我倒觉得未必，以中国为例，在甲午海战之前，所谓的天朝上国丝毫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土壤，中英海战之时民众甚或摆摊卖予英国人吃食，连圆明园的毁灭也丝毫没有触动国人民族主义心弦，直到甲午之败，梁启超曰“国家视其民为奴隶，民之自视亦如奴隶，虽经国耻而漠然不以动其心，直待台湾既割，酣睡之声，乃渐惊醒”。此种情形下，更别提什么人类共同体，朝廷和民众在精神层面上是完全割裂的，除了税赋和讼狱，二者几无交集，这不是说皇权不下县的制度现实(这句话本身也很可疑，详见《传统十论》)，而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被称之为内聚力的东西。 当历史的车轮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走到现当代，左翼运动的革命性反而直线下滑以至于无，对此艾瑞克给出的分析尖锐且合理，虽然尚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传统左翼运动很可惜被新的社会运动取代了，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倡导的是激进而缺乏思考的自由主义，而且说白了往往是个人主义的，换句话说，是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产物之一，是“吃饱了撑的”的思考与行动，但它已经属于马斯洛模型中自我实现的范畴，高居金字塔顶，所以天然具有保守性，所纠结的只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且随着价值相对主义的产生，更多人的诉求虽然激进，但并没有变得更深刻、更有普世性，反而更狭窄、更肤浅化，甚至在对待这些诉求的抗议中也半心半意，稍遇挫折即打道回府，一个世纪之前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慷慨悲歌式信仰再难重现，意识形态依然极为重要，但却不再像当年那般横亘在东西方有识之士心中，大抵相当于从房问里的大象降格为趴在一边的灰犀牛。“到了 20世纪5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知识分子投向共产主义的理由。”或许当年KGB关于间谍的MICE准则，现在只剩下 MCE 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