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备份】第二章 有害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和西方文化

我在此论证，西方文化中的美容行为（beauty practices）应该被理解为有害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西方的美容行为，如化妆和隆胸手术，对妇女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例如，与化妆相比，切除身体部位的整容手术与女性割礼（译者注：出于传统或宗教原因切割女孩或妇女的部分外性器官的做法）明显更类似。然而，本章节论证，从口红到侵入性整容手术这一系列的西方美容行为，都符合联合国对有害文化习俗的理解标准，尽管它们在影响的极端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源于联合国对识别并消除对妇女和儿童伤害类型上的关注，而这些伤害类型并不容易被纳入人权框架 (UN, 1995)。它在国际人权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仅限于非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割礼等做法。然而，对于相当类似的做法，如在西方国家为了将人们纳入性别刻板印象的范畴而切割生殖器的做法，却不承认其有害。事实上，西方会有一种产生 "习俗"的 "文化 "这种想法很可能看上去很陌生。 在西方，有害的做法通常被粉饰为来自消费者的 "选择"、来自"科学 "和 "医学 "，或 "时尚"；这也就是所谓市场规律。文化可能被看作是存在于非西方的反动（reactionary ）的东西。西方有的则是科学和市场。在这一章中，我论证了西方男性主导的文化确实产生了对女性有害的做法，包括美容行为。

在过去十年中，一种特别残酷的西方美容行为——阴唇整形术，在美容外科医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在互联网上搜索 "阴唇整形"一词，发现了2200个网站，其中大部分是提供这种手术的美国整容外科医生。一名阴唇整形术的外科医生将这种手术描述为“一种缩小和/或重塑小阴唇的外科手术”(LabiaplastySurgeon.com, 2002)。 这些网站将这种做法常规地列在其他提供的手术中，这些手术包括了切开女性的身体以满足男性的欲望。同样在西方国家，"变性 "手术的实施，即对男性和女性进行阉割，乳房、阴茎、子宫被切除或建造，也常常是由同一批外科医生进行的。但这些做法并不被理解为明显有害的，也不作为一种反动文化的证据。例如，变性外科阉割术被从中获利的医学界认为是对 "性别焦虑症 "这种能够致残的病况的治疗，而不是对那些不符合某种性别类别的人手术转移到另一种性别类别的文化要求 (Rottnek, 1999)。

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有助于分析西方以及非西方的此类习俗做法。联合国术语中的有害文化或传统习俗被定性为：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有害；产生于两性之间的物质力量差异；为男性的利益服务；创造了损害妇女和女孩机会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刻板观念；被传统正名。这个定义很符合西方的美容行为，如整容手术。这一概念，使这种妇女活生生成为焦点、并沦为评价对象，而不是被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男性统治文化成为可能。

有害的文化习俗

联合国关于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旨在发现文化上被纵容的、形式上对妇女有暴力和歧视的做法。这一概念被庄严载入非常重要并唯一的 "妇女 "公约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CEDAW; UN, 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部分第二条(f)声明《公约》缔约各国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译者注：公约内容翻译均来自官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强制缔约各国采取措施以便于：

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作法。(UN, 1979, 第一部分第五条(a))

这里的习俗作法的定义很宽泛，足以将美容行为很好地包括在内。美容行为是创造和维持两性之间 "差异 "的主要工具。他们为妇女创造了作为性和美丽物品的定型角色，不得不在化妆、发型、脱毛、乳膏和药水、时尚、肉毒杆菌和整容手术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男人从事本书所述的大多数美容行为，只是为了从受虐狂式的变装中获得性满足。他们不需要为了工作而化妆，也不需要为了取悦主导性别阶层而穿上高跟鞋。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男人的异装癖给女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而不是刺激性兴奋。除非我们接受妇女在生物学上被程序设定所以才去进行美容行为，否则需要将之理解为妇女被要求的文化习俗。所有要求一个性别阶级而不是另一个性别阶级的做法，都应该被审查其在维护男性统治中的政治作用。

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个联合国文件中得到了完善。1995年的一份联合国概况介绍中提供了有害传统习俗的扩展定义：

女性割礼(FGM)；强制女性喂养；早婚；阻止妇女控制自己生育的各种禁忌或习俗；营养禁忌和传统生产方式；重男轻女及其对女童地位的影响；杀害女婴；早孕；和嫁妆价格。(UN, 1995, pp. 3±4)

概况介绍中描述的一些做法在西方有类似情况。例如，在男性认为丰满有吸引力的文化中，让女孩为婚姻做准备的强制喂养与西方的美容行为有一些相似之处。将它与它的反面——即饥饿——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西方女孩和妇女更有可能为了接近文化上的吸引力标准而参与节食。在西方文化中，女性很可能为了穿上婚纱而限制饮食数周或数月，而不是去增加饮食量。这份概况介绍有效地解释了这种做法如何产生，这也可以解释美容行为的起源。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有害的传统习俗会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造成损害。女性割礼等做法对健康的破坏性后果是有据可查的(Dorkenoo, 1994)。在西方，有害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并不那么迅速得明确或严重。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整容手术的做法，例如西方常见的隆胸手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Haiken, 1997)。美容做法的心理伤害后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这种做法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但它们可能是非常可观的，在构建女性的从属女性气质地位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

对此类做法对健康的影响的关注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倾向，即一种希望伤害本身能被轻易测量出来的倾向。对作为平等公民的妇女地位的伤害不太容易衡量，但这可能是所有基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文化习俗的一种结果。例如，Ruth Lister关于妇女的公民身份的研究工作论证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及其伴随的要求，即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公民身份，并支持了男性的公民身份 (Lister, 1997)。妇女在美容行为上进行的额外劳动，以及这些行为对她们能够占据公共空间、自我感觉和干预公共生活的方式的影响，都可以有效地纳入这一分析中。Nirmal Puwar关于英国女议员经历的研究工作表明，当她们试图在这种极端男性化的文化中生存时，外表上的女性化实践对她们至关重要(Puwar, 2004)。她采访的一位女议员解释说，这些妇女被当作性对象来审视和评论，并且"妇女的性能力一直伴随着她们"(Puwar, 2004, p. 76)。Puwar认为，议员们 "受到了压力，要通过身体着装风格的具象化形式来再现性别差异，因此强调可接受的女性外表形式" (p. 176)。 有一个影响是，她们不断受到议论，但很可能还有更多的影响（此处还未研究），因为她们必须如此明显地成为女性，在寻求在政府中发挥效力的同时，还要戴上展现从属地位的不舒服的耻辱。

概况介绍说，有害的文化习俗是 "社会在妇女和女童上标明的价值的后果。在妇女和女童不能平等地获得教育、财富、健康和就业的环境中，这些做法持续存在。”(UN, 1995, p. 5)。 在西方文化中，对妇女和女童标明的价值与对男性人类的价值明显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可能不再算一个问题，但获得财富和就业的不平等却一直存在。例如，2000/1年，英国女性的每周平均个人总收入为133英镑，而男性则为271英镑(Carvel, 2002)。 妇女和女孩的价值较低，表现在家庭暴力和所有其他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上，表现在色情和其他形式的性产业的存在上。我认为，西方的美容行为源于这种更低的价值。化妆品和高跟鞋、阴唇整形术和隆胸术都是西方对妇女和女孩标明的价值的结果，在那里，妇女的身体被改变和装饰，以表明妇女是为男人的快乐而存在的从属阶层的成员。

概况介绍给出的确认有害文化/传统习俗的其他标准是，它们 "反映了一个社群的成员在通常跨越几代人的时期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且它们是为了 "男性的利益" (UN, 1995, p. 3)。 美容行为确实反映了关于妇女的长期价值观和信仰，尽管妇女所经受的确切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妇女为了 "美丽 "而改变和装饰自己身体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比方说，尽管紧身胸衣（一种强调乳房的塑形女性的工具）可能被乳房植入物取代 (Summers, 2001)。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美 "是女人应该为男人的性兴奋而体现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如此。

美容行为可以合理地被理解为是为了男人的利益。尽管西方的女性有时会说，她们选择进行美容行为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其他女性，不是为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好几个方面都会受益。他们获得的好处是，他们优越的性别阶层地位被标示了出来，并且每次看见一个女人时他们都会被提醒他们的优越地位，这会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还获得了被 "美丽 "的女人刺激性欲的好处。这些好处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认识：女性被期望成为一种男性的"补充 "和 "赞美 "。女性通过成为 "相反 "和从属的性别来补充男性。女性通过准备努力装饰自己，以获得男性的性兴奋来赞美男性。因此，男人既能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又能感觉到女人的努力让自己受宠若惊，而且，如果女人穿着高跟鞋的话，还能感觉到为了他们的快乐而忍受的痛苦。那些拒绝美容行为的妇女既不提供补充，也不提供赞美，她们的反抗会遭到占主导地位的性别阶层成员的强烈反感。

概况介绍告诉我们，有害的文化习俗 "一直存在"，"因为它们没有受到质疑，在实行这些习俗的人眼里有了道德的光环"(UN, 1995, p. 3)。西方的美容行为当然很少受到质疑。它们被理解为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情况下被正名是妇女生物学中固有的东西。(Marwick, 1988)。对这些习俗的拒绝带来了愤怒和嘲讽，比如把女权主义者说成是烧胸罩的人，是丑陋的、有多毛腿的，得不到男人的青睐的。西方的美容行为拥有自然的道德性。不遵守这些规定的妇女会被视为 "不听话的（loose）"、名声不好的、不自然的和对社会结构造成威胁的。

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派调查员Radhika Coomaraswamy解释说，各国试图使其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往往使其对侵害妇女权利的有害传统习俗形式维持原样 (Coomaraswamy, 1997)。 在西方，西方人的理解中的所谓"现代 "经济、技术和民主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然而，有争议的、对妇女和女孩有相当大伤害的美容行为却在蓬勃发展，并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产业基础。现代经济非但没有导致有害行为的减少，反而利用它们来赚取非常可观的利润，如化妆品和时尚。这样一来，现代经济大大增加了消除有害行为的难度。据2003年5月的《经济学人》估计，全球美容业的价值为1600亿美元( The Economist , 2003)。

2002年，Coomaraswamy编写了一份新的有关有害文化习俗的长篇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该报告延续了早期文件中的西方偏见，但西方的美容行为在这里确实得到了一整段的专门介绍。报告说，"在许多社会中，对美的追求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妇女。”(Coomaraswamy, 2002, p. 31). 它特别提到了西方的美容行为对瘦的要求。“在21世纪的 "西方 "世界，媒体通过杂志、广告和电视，把瘦削的女性体型作为唯一能被接受的体型这一美丽神话强加给女性”，还有性别歧视的广告。报告称，这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文化 ""在许多行为中对女性身体造成极大伤害"，并特别提到 "针对女性身体每个部位的整容手术"，"导致了许多妇女的健康问题和并发症"。这一短短提及尽管粗略，但可能表明在Coomaraswamy所说的侵犯 "妇女对身体完整和表达的人权，以及破坏平等和尊严的基本价值 "的做法中需要包括一些西方行为。(2002, p. 3)

然而，在她认定的最严重的类别中，她只包括了非西方的行为。该类别指"包括妇女或女童受到`严重疼痛和折磨'的文化习俗，那些不尊重女性身体完整性的”以及“必须接受最大限度的国际审查和抗议" (Coomaraswamy, 2002, p. 8)。它包括 "女性割礼、荣誉谋杀（译者注：即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自焚殉夫（译者注：旧时印度教习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害女性身体的文化习俗"(p. 8)。

报告中描述的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行为，可以与在西方非常类似的、快速日常化的美容构成之行为，进行有效的比较。例如，我们被告知，"卢旺达和布隆迪的Tutsi族妇女要接受拉长阴唇的做法，目的是让妇女体验到更大的性快感" (Coomaraswamy, 2002, p. 12)。这与西方的阴唇整形术的做法有共同之处。 在阴唇整形术中，美容外科医生切掉小阴唇的一部分以 "美化 "妇女的生殖器。这不是一种可以用传统可以解释或正名的做法，因为它是近代才产生的，但从残害程度、痛苦和潜在的并发症来看，它确实类似于女性割礼，与Tutsi族的习俗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在西方，在阴唇整形外科医生的广告文本中，长阴唇被说成是抑制了性快感并使人难堪。Coomaraswamy从人类尊严来描述传统习俗的危害。这些做法被称为侵犯了妇女的尊严 (Coomaraswamy, 1997)。 妇女的 "尊严 "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人的 "尊严 "则是人权理论和实践的根本。这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西方的美容行为，如阴唇整形术。尽管西方也有与报告中描述的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做法类似的情况(Wynter et al ., 2002)，但是它们很可能在联合国文献中被遗漏了。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偏见认为西方的有害文化习俗反映了妇女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宗教法令来强制执行的。

西方文化提供 "选择"？

有害的文化习俗被看作存在于妇女没有选择权的文化中。能把"被选择的 "有害传统习俗与强迫性习俗区分开来的这种想法并不符合联合国对这种习俗构成的理解。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文化可以强制执行，而妇女和女孩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它所捍卫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之经济体系，是削弱某种政治批评的强大力量，而这种政治批评承认不平等和压迫是对选择和机会的限制(see Jeffreys, 1997b)。这种意识形态是如此普遍，甚至影响了Radhika Coomaraswamy在其2002年报告中对西方以外的有害行为的讨论。该报告把强制要求妇女穿戴布尔卡罩袍（译者注：存在于伊斯兰文化）等所有包裹性服装的着装规定列为有害的文化习俗。它们是有害的，因为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行动和她们的表达权"，还因为它们对健康有害，"。这种罩袍可能导致哮喘、高血压、听力或视力问题、皮疹、脱发和精神状况的普遍下降'' (Coomaraswamy, 2002, p. 28)。最近出现了另一个健康问题。医生们在《柳叶刀》杂志上写道，佝偻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骨骼因缺乏维生素D而变得脆弱。他们解释说，在中东，"许多母亲患有成人形式的佝偻病，儿童也患有佝偻病"，因为妇女被要求遮盖身体，皮肤得不到自然阳光的照射(Lichtarowicz, 2003)。

尽管如此，Coomaraswamy评价道，只有当这种着装规定 在"强加给妇女，而且如果不穿非常繁琐的服装就会受到惩罚 "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选择和表达权利显然被剥夺了" (2002, p. 29)。她所采用的选择概念并没有考虑到本章其他地方所讨论的穿戴限制性服装的压力类型，例如在公共场所，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骚扰。遮盖物可以减少这种争执，但不代表是自由的，而是对压迫的一种迁就。Coomaraswamy引入 "选择 "的概念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淡化了有害的文化习俗概念中最有用的一个方面，即在文化期望和习俗充当执行者的情况下这种西方概念的无关性。

甚至备受尊敬的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Martha Nussbaum也用这种 "选择 "的论点来区分西方（特别是节食）与西方外的美容行为。Nussbaum认为，诸如女性割礼的做法不应该被视为 "在道德上与美国文化中的节食和塑身做法相提并论" (Nussbaum, 2000, p. 121)。 她认为，女性割礼和节食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这样的论点站不住脚。她所做的区分与选择这个议题有关，她认为在西方与节食有关的选择是很普遍的，并且这与这些做法对健康的损害程度有关。她说，女性割礼是 "通过武力进行的，而根据文化构建的美丽形象进行节食则是一种选择，无论说服力有诱人(2000, p. 122)。她认为，女性割礼是不可逆的，而节食不是。她说，女性割礼是在危险和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的，与节食不同，她认为与女性割礼有关的健康问题（可能包括死亡）要严重得多，因此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Nussbaum还说，由于女性割礼通常是在儿童身上进行的，因此同意不是一个问题。她详细介绍了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之间女性识字率的差异，并以此为依据论证非洲妇女没有像美国妇女那样获得选择和同意的机会。她说，女性割礼意味着 "不可逆转地丧失某种性功能的能力"，据推测，这比节食带来的损失更大。最后，她认为，女性割礼"与男性统治的习俗有明确的联系"，这也意味着她在暗示节食并不是。她还有其他更广泛的论据，认为女性割礼是比美容行为更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她说，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不成比例地批评了西方的美容行为，而对女性割礼却不太重视，而女权主义者有责任关心西方文化之外的姐妹们的命运，而不是只关心自己。

很难不去同意Nussbaum，也就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姐妹们的人权。然而，我想说的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其他文化中的有害文化习俗的批评，需要建立在对自己文化中这种习俗的深刻批判之上。Nussbaum关于为什么不该将节食与女性割礼相提并论的论点并不令人信服。西方的节食法对健康造成了持久的损害，特别是极端的饮食失调会导致死亡。例如，2001年《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研究开始时接受采访的饮食失调患者中，有5人（2%）在5年的跟踪调查中死亡(Ben-Tovim et al ., 2001, p. 1254)。同样，整容手术行为也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正如Elizabeth Haiken在隆胸案中所记录的那样(1997)。阴唇整形术与女性割礼一样，可能导致性功能方面的困难。Nussbaum关于西方妇女有 "选择 "程度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揭示了一种西方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西方妇女的优势很大，她们可以 "选择"，因此，无论她们被要求参与什么文化习俗，都不像在一些非洲文化中那样严重。自由主义女权思想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西方文化中的权力关系被重塑为简单的 "压力"，接受过教育的妇女可以承受 (Jeffreys, 1997b)。

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些个人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者甚至也可以找到妇女 "选择 "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阴道瓣（译者注：旧称处女膜）修复手术的行为。阴道瓣修复手术是为了给那些文化要求在新婚之夜出血的妇女创造一个人造的处女膜，以避免新娘和她的家人因失去 "荣誉 "而感到羞耻。对丧失名誉的惩罚可以是 "荣誉谋杀"，即妇女被男性家庭成员杀害。从此类文化移民到西方的人，可以从那些给受色情作品影响而认为自己阴唇丑陋的妇女提供阴唇整形术的外科医生那里，获得阴道瓣修复。Sawitri Saharso在其关于21世纪荷兰的阴道瓣修复手术做法的文章中认为，做阴道瓣修复手术的女孩是 "可做选择的道德主体"(Saharso, 2003, p. 20)。她说，女权主义者应该尊重 "其他妇女的选择，即使我们不同意她们的选择。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提供阴道瓣修复是一种多元文化和良好女权主义的行为''(p. 21)。这些女孩是 "道德上有能力的行为者，她们确实有选择，并能表达自己的喜好。”(2003, p. 21). 目前，荷兰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可以免费提供阴道瓣修复，Saharso认为这是一项 "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政策措施，因为它承认文化上知情的折磨"(p. 21)。

Saharso提出的 "选择 "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的概念，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把它称为选择。例如，她引用了一位荷兰作家的话，作为她关于女孩 "选择 "阴道瓣修复手术的依据，这位作家认为，可以说她们是在做选择，因为她们确实有其他选择，如离开她们的社区：

她建议，离开社区并不一定意味着沦为一名妓女，因为在荷兰有为离家出走的女孩和妇女提供的庇护所。因此，只有当女孩想留在家庭和社区内，并假定女孩的家庭确实像她预设的那样无情，手术才是唯一可用的解决方案。(quoted in Saharso, 2003, p. 19)

来自移民社区的女孩可能比来自主流文化的女孩更需要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因此，随意假设女孩能够，在被遗弃的情形（她们可能不得不终生躲避因她带来耻辱而寻求报复的家庭）和做手术就使她们能够继续生存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相当令人惊讶。这些 "选择 "的含义是不平等的，而Saharso建议应将它们视为平等的，这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对选择的迷信而导致的奇怪逻辑。

化妆和面纱：相同的区别？

与其说面纱和化妆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如说它们通常被看作是对立的。化妆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戴面纱的被解放版本的替代。虽然这显然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伊斯兰文化中受人尊敬的妇女要遮住她们的头和身体，这样男人就不会受到性诱惑，但在西方，妇女的穿着和妆容被期待让男人受到性诱惑，为男人的眼睛创造一场盛宴，可以看出这两者是有联系的。这些期望反映了关于女性在男性统治下的功能之传统二元论。传统上，即使是在西方，妇女也被期望符合处女/妓女的类别。处女在婚前是不被干扰的，直到结婚后，她们在性方面被个体男人所拥有，而妓女的存在一般来说是为了服务男人群体。

遗憾的是，即使是女权主义学者有时也无法从这种二元论中跳出来，想象出一种不属其类的妇女自主生活方式。例如，Lama Abu-Odeh在写到一些穆斯林国家重新采用面纱时说，她作为阿拉伯女权主义者的假设是"阿拉伯妇女应该能够在性方面表达自己，以便她们能够爱、玩、挑逗、调情和兴奋. . 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颠覆和解放的行为''(Abu-Odeh, 1995, p. 527)。 但是，她认为快乐的东西，那些采用面纱的妇女却认为是 "邪恶的"。给妇女选择了让男人性奋而非遮盖的角色，Abu-Odeh陷入了男性统治下的女性的二元论中，即性对象或蒙面者，妓女或修女。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妇女可以在西方和非西方父权文化的定型观念之外，重新发明自己。女性可以获得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即不必担心外表，并能够在公共场合光着脸和头。

面纱和化妆都通常被视为妇女的自愿行为，通过选择来进行并用来表达效果。但同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男性主导地位产生的压力导致了这些行为。例如，贸易历史学家Kathy Peiss认为，美容产品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美国，因为那个时代妇女们开始进入了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所等公共世界 (Peiss, 1998)。她认为妇女们把自己当作了她们获得新自由的一个标志。但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关于20世纪末穆斯林国家妇女重新采用面纱，女权主义评论家认为，妇女通过遮盖面纱，在公共世界中从事职业和活动时感到更安全、更自由(Abu-Odeh, 1995)。可以说在西方，化妆意味着，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女性没有自动的、公然大胆冒险的权利。化妆品，就像面纱一样，确保了她们的面部被遮盖，没法粗野地展示她们作为真正和平等的公民，而理论上她们应该那样。化妆品和面纱可能都暴露了女性缺乏权利的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采用面纱显然是武力和暴力威胁的结果。在伊朗，遮罩是强制性的，由国家强制执行。正如Haleh Afshar所解释的那样，"公开蔑视头巾（hejab）和不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可被处以74下鞭刑。” (Afshar, 1997, p. 319). 没有人认为妇女可以 "选择 "戴面纱，因为执行过程是如此明确和残酷，"被认为遮罩不够的妇女被这些人（真主党the Hezbollahis成员）用刀或枪袭击，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 (Afshar, 1997, p. 320). 在西方文化中，化妆并不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执行的。

然而，正如Homa Hoodfar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佩戴面纱的原因都可能不同(Hoodfar, 1997)。 在一些情况下，没有明显的武力介入。Lama Abu-Odeh描述了重新采用面纱的情况。她说，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 "穿着西方服装在阿拉伯城市的街道上行走：短裙和过膝的连衣裙、高跟鞋，还有夏天用来遮住上臂的袖子。她们的头发通常是暴露在外的，而且还化了妆。” (1995, p. 524).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人，甚至是相同一批妇女，采用了面纱，这里定义为头巾或头罩。Abu-Odeh告诉我们，"她们的身体似乎是（西方价值观、女性身体被 "性化、物化、东西化"的"资本主义 "建设，和女性身体被 "财物化"、"财产化"并被恐吓为家庭（性）荣誉受托者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战场"(p. 524)。采用面纱的妇女是那些因工作或学习而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她们被男性性骚扰的可能性较小。在她们被骚扰的情况下，如果戴上面纱，她们会觉得更容易去该行为进行反对，因为她们不会被指责为煽动了这种男性的虐待行为。如果被视为无辜的、不应受到这样待遇的受害者，对蒙面的妇女和女孩来说，这样她们更易去感到愤怒，别人也更易为她们感到愤怒。因此，采用面纱可以被看作是，减轻妇女因男性主导地位而遭受的伤害的一种方式。不过，这样的 "选择 "来自于压迫，而不是表明自主权。

Hoodfar解释了在没有残酷惩罚威胁的埃及重新采用面纱的原因。如Hoodfar所说，"重新遮面 "的女性往往是中下阶层、受过大学教育的，和在公共和政府部门工作的白领们。Hoodfar给出的 "重新遮面"的理由并不表明，妇女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有合理的替代方案。Hoodfar采访的一位妇女表示，在婚前她对戴面纱的想法有抵触，但在结婚前夕她遇到了来自未来丈夫家庭的巨大压力——反对她出去做教师，而她曾接受过培训，并期待着做教师。她的公婆认为，如果她出去工作，"人们会谈论，她的名声可能会受到质疑。”(Hoodfar, 1997, p. 323)。此外，她还会遭受性骚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那些不再对妇女有传统尊重的男人可能会骚扰她，当然这也伤害她的自尊心和尊严，以及她丈夫和兄弟的尊严。”(p. 323). 为了除去这些压力，她决定成为一个蒙面的人（muhaggaba）。这让丈夫的家人很高兴。

Hoodfar给出的理由显然与妇女试图去适应男性主导地位有关。她说，面纱显示了妇女对男性统治规则的忠诚，它 "向整个社会、尤其是向丈夫们，响亮而明确地传达出了，佩戴者受到伊斯兰教对其性别角色观念的约束"。(Hoodfar, 1997, p. 323). 戴面纱的妇女可以工作，因为她们在表明她们仍然尊重`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戴面纱的妇女 "减少了丈夫的不安全感"，并向丈夫表明 "作为妻子，她们不是在竞争，而是在与丈夫和谐合作"(p. 324)。作为对所有这些服从信号的交换，面纱 "使妇女处于一种地位，期望并要求其丈夫尊重她们并承认她们的伊斯兰权利"。因此，丈夫可以让妻子保留她们赚的钱，并通过 "尽其所能为家庭提供服务 "来遵守他们的交易(p. 324)。这里给出的任何理由都不能表明，选择这种活动，是因为它给妇女带来除了能减轻男性统治力量之外的满足感。 为了拥有男性所拥有的在公共领域工作的权利，女性必须遮盖，并满足其他刻板印象和对女性从属角色的期望。

另一位接受Hoodfar采访的妇女，在上学后加班不得不乘坐公交车回家时，直接采用了面纱来避免性骚扰，"经常有人对我不好，我晚上回家就会哭"。她决定戴上面纱，以便 "人们知道我是个好女人，而我的处境迫使我在深夜工作。”(1997, p. 325) 寻求一种为了避免在街上被男人攻击的策略，并不是行使自由选择权，而是对压迫的迁就。在埃及会骚扰她的普通男人，可以被看作相当于在伊朗鞭打妇女的真主党（Hezbollahis）平民。Abu-Odeh解释了在阿拉伯城市里，妇女如果不戴面纱而像传统那样暴露的话会受到各种性骚扰：

在街道上和公共汽车上，由于是女性，她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她们被盯、被吹口哨、被蹭和被掐。男人们经常说"你的乳房真漂亮"或者 "你真漂亮"......她们总是意识到自己被注视着。(Abu-Odeh, 1995, p. 526)

但Abu-Odeh提醒那些认为妇女应该拒绝面纱的女权主义者，这将是 "社会自杀"(1995, p. 529)。穆斯林妇女没有资格公开反对面纱，因为她们会被认为是在为西方辩护。她补充说，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影响是恢复面纱的另一个原因："决定戴面纱的妇女通常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来自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她被告知，每个穆斯林妇女都需要遮盖自己的身体，以免勾引男人，这样做是遵从真主（Allah）的旨意 (p. 532)。 这可以很清楚地被看作是宗教灌输，但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在影响女孩用面纱遮盖自己的这个方面，它是否一定比西方的杂志、时尚及美容文化在让女孩用化妆品遮盖自己方面更有力。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有害行为

在一个据说刚从塔利班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阿富汗（地区），妇女被困在处女/妓女的父权制二元结构中，她们的外表只有两种选择：用布尔卡罩袍遮盖或化妆品。西方的美容行为被视为非常自然、不可避免和对女性有益，以至于它们被当作阿富汗妇女的圣杯。在多年的可怕压迫（她们只被允许穿着全封闭的布尔卡罩袍外出、只能在男人的陪伴下旅行、被剥夺了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并可能在街上被伊斯兰教义的男性监护人殴打而得不到赔偿）之后，能够参与西方的美容行为，特别是脸部和头发的美容，似乎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需求。然而，这就是它被推广的方式。

2002年，美国美容业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地以急需的美容 "援助 "为名渗透到了阿富汗。这在西方媒体中被表述为一种积极的帮助，而不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妇女被提供了被化妆品覆盖和性对象化的角色，而不是被以防止她们被男人视为性对象的布尔卡罩袍覆盖。《纽约时报》对此的看法是，尽管经历了20年的战争，"阿富汗妇女仍然坚持她们对美丽的渴望"，但 "严重缺乏美容师。而且，她们没有人教、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像样的梳子，更不用说从美国普通药妆店的货架上溢出的大量水乳、粉末、眼线笔和腮红了 (Halbfinger, 2002, p. 1)。为了应对这一市场机会，以及展示其公司处理紧急援助（能力）的机会，美国美容行业的 "名人 "们很快就 "赶来救援"，领头的是《Vogue》杂志的编辑。这种慷慨的结果是，在阿富汗妇女事务部的大院里开设了一所培训美容从业者的学校，仿佛美容行为确实是妇女的一个重要人权问题，与教育、安全和工作一样。

美国的美容产品制造商自愿提供手册和物品，以帮助创业。《时尚》杂志编辑Anna Wintour说，美容业是 "不可思议的慈善事业"，并且美容学校 "不仅帮助阿富汗妇女看起来和感觉更好，还能让她们就业"。但显然，在塔利班控制解除后重新开业的20家美容院的情况造成了一场健康危机，因为条件是如此不卫生和危险。正如一位了解情况的阿富汗难民所报告的那样：

他们使用生锈的剪刀，整个美容院他们只有一把廉价的梳子而且他们不对梳子消毒，没有自来水或Barbisol。他们不对梳子进行消毒，没有自来水或剃须膏，而且还有真实的虱子问题。他们会用木棍和橡皮筋来做烫发。而且没有棉花，所以烫发液会直接滴在客户的脸上。(Halbfinger, 2002, p. 1)

烫发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文化习俗，考虑到所涉及的化学品，无论是否流到脸上，它们都是有毒的(Erickson, 2002)，但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它已经被转化为一种人权需求。在阿富汗，仅仅翻译现有的美容知识手册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妇女是文盲，所以准备了一个化妆教学的录像课程。

尽管在一场《时尚》杂志的午餐会上，那些争相向美容学校捐款的化妆品公司表示，他们没有竞争销售，但一位高管确实说，"如果美容学校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出对美国化妆品的需求，它就不能算成功。"(Halbfinger, 2002, p. 1). 美国的化妆品公司看到的市场机会不仅仅是在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他们迅速进入苏联，为以前被剥夺权利的妇女提供服务，而且他们也正在向中国发展。正如商业历史学家Kathy Peiss所说，即使在 "亚马逊雨林，妇女也在销售雅芳（Avon）、玫琳凯（Mary Kay）和其他美容产品”(Peiss, 2001, p. 20)。但是，像许多参与在阿富汗销售西方美容概念的人一样，Peiss通过强调它为急需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来掩盖这种殖民化活动的压迫性。 正如她所说，"正如一百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中，这些 "微型企业 "为一些妇女提供了一个立足点"(Peiss, 2001, p. 20)。

父权制宗教里被遮盖的妇女

尽管西方对妇女性物化的要求，可能与伊斯兰政权要求的遮盖看上去非常不同，但思考西方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类似文化基础是很有启发的。妇女蒙头是中东部落的一种文化习俗，最初发源于该地区的一神教，后来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直到最近，西方的一些基督教妇女还被强制要求遮盖头部和身体。20世纪50年代，我在马耳他度过童年，我的父亲被派驻到那里的军队，我记得公共汽车上的告示指示妇女 "穿类似圣母玛丽的衣服"。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妇女进入教堂仍需盖住头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另一个父权制一神教——犹太教一样，都起源于存在于中东的早期父权制文化。在这些早期文化中，受人尊敬的妇女被要求遮盖起来，如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Gerda Lerner在《父权制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中解释说，先于三大宗教的该法典要求不是妓女的妇女遮盖自己，以便她们能够表明她们是个别男人的财产。(Lerner, 1987)。 被卖淫的妇女（通常是奴隶）则不用遮盖，来表示她们是男性群体的财产。

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执行了类似的准则。因此，在《新约》中保罗给哥林多的信中，他提出了遮盖的规矩。他解释说，"每个男人的领袖/头（head）是基督；每个女人的领袖/头（head）是男人；基督的领袖/头（head）是上帝"。而这需要通过蒙住头来证明，所以：

凡祷告或预言的人，都蒙着头，辱没了自己的头/领袖。凡女人露着头祷告或说预言的，都羞辱了她的头/领袖：因为这甚至就像她被剃光头一样。如果妇人不遮盖，也把她剃头：但是如果女人剃光头对她是一种羞耻，那就请她遮盖起来吧。 对于一个男人，因为既是主的形像，又是主的荣耀，实在不应该遮盖他的头：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男人不属于女人，女人却属于男人。男人也不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女人是为男人创造的。(《哥林多书》Corinthians, 1957, 11: 3±15, p. 181)

女人把头蒙住能表明，她是男人的财产。早期基督教的其他有害做法伴随着着装规范。妇女不能在教堂里发言，尽管她们被允许在回家后向丈夫询问任何不懂的问题，而且她们被要求 "向自己的丈夫顺从，如同向主顺从"(《以弗所书》Ephesians, 1957, 5: 22, p. 200)。

今天比起简单地遮盖妇女，基督教有一个分支走得更远。妇女实际上不予许进入希腊阿托斯山（Mount Athos）的全部境域，该山被希腊东正教的修道院所覆盖，这样可以保护僧侣们不用看到她们。2004年，媒体报道查尔斯王子访问了山上的一座修道院，使这一古老的基督教习俗得到了有影响力的认可(Smith, 2004)。 11世纪以来，该山就禁止女性进入，并以独立的神权共和国的地位，对那些挑战禁令的人进行法律惩罚。自从他的前妻戴安娜去世后，查尔斯曾多次到访，据说他从这个避难所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在这个地方，食堂的读物 "经常以……妇女因夏娃的堕落而造成的罪恶为主题"(Smith, 2004, p. 3)。尽管欧盟试图废除该禁令，但该区域仍然之存在，是对构成父权制基督教基础的仇恨妇女之价值观的有益提醒。

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有害的文化习俗？

我在本章中提到，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和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文化都对妇女实施了有害的文化习俗。只有决心忽视西方美容行为的政治渊源、功能和后果，才能使人相信，西方文化在允许妇女在外表方面的自由上，显然更加优越。尽管均起源于古代中东的三种父权制宗教文化，一开始都是强制要求妇女遮盖身体，但在西方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即妇女在公共场所进行性徭役。在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地区，遮盖要求已经受到质疑或正在消亡，这一规则又开始被重新强制。最终的结果是，东西方女性外表规则之间显然存在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这两套外表规则都要求女性应该 "不同/遵从"，都要求女性为男性的性需求服务，要么提供性兴奋，要么隐藏女性的身体，以免男性太兴奋。 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被要求在公共场所满足男人的需求，并且没有男人所拥有的自由。

因此，与外表有关的有害文化习俗的概念，不应局限于非西方文化。本书所考虑的所有西方美容行为，从化妆到阴唇整形术，都符合辨别有害文化习俗的标准。我认为，它们为两性创造了陈规定型的角色，它们起源于妇女的从属性，并为了男人的利益并被传统所正名。当然，正如我在第6章中对化妆的表达，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对妇女和女孩的健康只有很小影响的行为，如涂口红，也可能会造成损害。虽然西方的美容行为很少通过实际的身体暴力来执行，但它们都是通过文化来执行的。在西方文化中，不化妆、不给腿部和腋下除毛可能不算"社会自杀"，但正如我在化妆那章中所说的，它将影响妇女获得和保持就业的能力，以及她们可能运用到的社会影响力程度。我提到的英国女议员，如果要在立法机构中获得任何正统性，就必须穿着女性化的服装并露出腿部，如果她们让腋毛从上衣中露出来或者腿毛从丝袜中露出来，她们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然而我知道，整容手术和涂口红等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承认西方的美容行为是有害的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各政府将按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要求，需要调整构成其基础的社会态度。比如一些整容手术的行为，其后果足够严重，对医疗从业人员的法律处罚也很容易实现监管，因此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来结束这种情况。然而，涂口红和脱毛不该免于被认为有害，并需要补救，尽管法律上可能不合适。它们标志着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清楚地表明了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即使对妇女健康的影响不是那么严重。因此，致力于结束这种行为的政府角色，或甚至只是减轻应进行这种做法的文化要求的影响，应该是去打击性差异、思想和态度、商业行为的形成，并将这种观念铭刻在西方文化的基石上。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详细研究化妆、高跟鞋和整容手术的行为，以说明它们是如何被实施的，以及它们对妇女的健康，和去获得（西方社会里男性可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一般特权的途径的后果是什么：在公共场所素颜出入，去跑步，不把闲暇时光花在保养身体上。读者将能够判断，把这些行为纳入联合国的理解范围是否合适。在下一章中，我将通过异装癖/变性癖，来延伸西方文化中女性美容行为的含义。男性的美容行为表现表明了，这种行为与女性没有生物学上的联系。但不止于此。正如我在这里试图证明的那样，男性行为者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性快感，因为他们展示了从属地位。这支持了对美容行为的理解，即为一个下属群体的遵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