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行：《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修訂本後記

《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修訂本後記

陳先行

2010年9月15日至24日，上海圖書館舉辦了館藏宋本展，這是中國大陸公共圖書館首度舉辦以宋本爲專題的展覽。爲配合展覽，我們編撰了《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客觀而言，無論展覽抑或圖録，我們並没花較多精力做宣傳，但當時海内外觀衆很多，圖録亦頗搶手，説明我們的心血没有白費，頗感欣慰。今上古社應讀者需求有重版圖録之舉，我們稍作修訂之餘，借此機會就當時編纂該圖録之旨意作補充介紹。

自清季楊守敬創編《留真譜》，標誌着鑒定版本從間接的文字描述邁入直觀的圖録時代。從此以後，公私藏家編印版本圖録逐漸形成風氣，至當代則更加盛行。其初衷或各不相同，品質亦互有參差，但它們在客觀上所具有鑒定版本的功用是一致的。這種功用顯然要比單一的文字描述有效，不僅讓人獲睹相關版本的面貌，又進而能對舊時各種目録（包括題跋記、藏書志）的記載著録作出判斷，以免盲目接受前人因受限于各種條件的制約可能産生的鑒定錯誤。於是人們認識到，編纂版本圖録已成爲鑒定版本的重要手段。

編纂任何版本圖録，多少反映出作者對版本學的認知與把握。諸如版本鑒定著録的準確與否，該圖録具有什麽特點，它對版本學的研究與發展將起到何種作用，等等，都是需要編著者審慎考慮與潛心用功的。尤其在信息等各方面條件遠優于前人的當代，欲編纂一部直接作用于版本鑒定的圖録，如果不能傳承《留真譜》《明代版本圖録初編》（潘景鄭、顧廷龍編）《中國版刻圖録》（北京圖書館編），以考訂版本爲主旨且有所創獲，則意義不大。有鑒于此，作爲在版本學領域有研究傳統的上海圖書館的從業者，吾儕不揣鄙陋，願在繼承前輩成就基礎之上，爲版本學研究的深入盡綿薄之力。因而這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形式上是部分館藏的介紹，實質上我們試圖使之成爲一部宋版鑒定研究的專著。

宋版的文獻與文物價值之重要，無需贅言。就版本學研究角度而言，相對後來版刻，宋版是源，非常重要。故自明代中期以降，人們對宋版的研究幾乎未有間斷。甚至可以説，版本學就是從鑒定宋版開始逐漸形成與發展的。由于宋版研究的範圍廣大，留存的問題尚多，至少在版刻真僞、刊刻地域、原刻翻刻、初印後印、版本源流、文本異同等方面，皆有作深入研究的必要。而隨着時代變遷，文明進步，今人見聞既廣，又會不斷發現新的問題，産生新的看法。

當然，這部圖録畢竟以介紹部分館藏爲前提，決定其不可能是一部系統研究宋版之書，只能就館藏與展品，進行選擇性的個案考訂。然而這並不影響我們的探索——個别能反映一般，特殊每寓于普遍。在當今時代，只有通過大量務實的個案研究，以新的豐富的實證材料拓展人們的研究視野，古籍版本學才能有所發展；若仍然依賴前人留下的材料，停留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層面上，是不會進步的。從這一理念出發，我們嘗試採取以圖版與具有考訂版本性質的書志相結合的方式編纂這部圖録，即編一部研究性的宋版圖志，以期求得圖文相互發明，提高其學術含量與實用價值。這種版本圖志的編纂方式其實前人早有嘗試，只是詳略不一、稱謂不同罷了。關鍵在于，書志能否反映出編纂旨意與研究特點。我們認爲，準確鑒定版本、考訂版本源流、區别相關版本異同，既是版本學的主要内涵，也是圖書館工作者的要務。由于讀者或受條件限制，往往難詳版本面目。而版本不明，其所作古籍整理與研究便失去依據。至于一書之作者仕履、文獻内容，除非鮮爲人知，或編纂者真有心得，否則唯求簡略，不必作格式化的瑣細介紹，因爲讀者往往有專門研究。所以撰寫書志最忌諱的是摘抄引説一通常識，於考訂版本這一要緊處却不着一詞，猶訪勝景而徘徊於門墻之外，甚無謂也。

在編此圖録之前，我們已有撰寫類似書志之實踐。比如爲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撰寫的《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如多年來撰寫影印出版館藏古籍的説明，包括《中華再造善本》有關本子的“提要”等，都以考訂版本、揭示版本的源流與異同爲重點。所謂“書志”也好，“提要”也罷，要皆爲版本目録之學，名目雖異，性質相同。雖然我們才識淺薄，但由于思維與做法一以貫之，逐漸有了一定經驗的積累與相關素材的掌握，使這部圖録的編纂有了良好的基礎。這樣説並不意味輕率迻用舊稿，事實上即便對曾經研究過的同一版本，也很少簡單地重複，因爲研究在不斷深入，認識亦隨之有所提高。

這部圖録之優劣長短應由讀者評説固不待言。如果自覺有積極之處，首先是在考訂版本過程中，遇與前輩專家研究抵牾者，没有迴避，而是客觀地提出疑問，謹慎地闡明己見，以供學界討論參考。

譬如曾爲《四庫》底本的《長短經》，自《四庫》館臣以下乃至爲1996年文物出版社影印本撰寫説明的版本學家，皆定該本刊刻于南宋紹興年間。我們不僅注意到該本字型略長的歐體字，與今藏日本的北宋本《禮部韻略》（藏名古屋真福寺）、《孝經》（藏宫内廳書陵部）、《姓解》（藏國會圖書館）、《史記集解》（藏大阪杏雨書屋）、《通典》（藏宫内廳書陵部）、《白氏六帖事類集》（藏静嘉堂文庫）、《釋氏六帖》（藏京都東福寺）等皆相仿佛，而與南宋浙刻本多呈方整之歐字有所差别；更就其有“杭州浄戒院新印”刊記、修版後印、不避南宋諱及形製特點等情況，提出該本應當刊刻於北宋的看法。

又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確爲宋刻本者今知有三部，上圖此本而外，另兩部皆在臺灣。其中一部遞經傅增湘、沈仲濤收藏，後入臺北故宫博物院；另一部原藏北平圖書館（缺卷一），今雖見諸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1986年增訂二版）著録，原書亦存臺北故宫博物院。傅增湘舊藏本，臺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出版的《大觀——宋版圖書特展》，題作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國子監刻本，當據該本民國三十二年癸未（1943）傅氏題跋著録。但將其與上圖本相較，覺傅氏所言恐非。理由是：兩本避諱皆至寧宗，但傅藏本避諱大多採用通常缺筆之法，上圖本則大字正文不缺筆，將須避諱之字或讀音在小字注文中加以注明，因其爲韻書，此法更顯嚴謹，此其一。謂嘉定十六年國子監首刻是書者並不誤，然既爲官刻，而不題居正校勘重增，於情理相悖，上圖本卷端則鎸有“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一行，此其二。上圖本計有刻工八十餘人，皆爲南宋中後期浙中名匠，而傅藏本之刻工可計者不足三十人，單字居多，難考其詳，或有姓名者如李仁，見諸建寧郡齋刻本《西漢會要》；景從，見諸建刻本《資治通鑒》，此其三。既爲南宋浙刻且又是官刻，按當時風氣，其字體當如上圖本之歐體字；而傅藏本則爲柳體字，此其四。此外，檢元人胡師安等纂《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有《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之著録，知國子監所刻書版至元代保存尚好，而上圖本係用元至元間湖州路公文紙刷印，相去未遠。由此可見，上圖本或即嘉定十六年國子監原刻，傅藏本則爲福建翻刻。至于原北平圖書館藏本，傅氏亦曾寓目，認爲鏤版在其家藏本之後。故《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爲“宋刻元印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1986年增訂二版）著録爲“宋理宗時刊元代修補本”，可能也受到傅説之影響。而《舊京書影提要》則云：“爲宋末國子監所刊，至明初亦存南京國子監。”今檢《舊京書影》（201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有此本卷二書影共四頁，其末頁（即該本卷二之末）與上圖本一式，斷版痕跡則較上圖本爲烈；其他三頁面目全異，當屬補版。補版或有訛字，如第二頁“先”字韻下“弦高”之 “弦”，該本誤作“”（即“考”字）。是知該本實與上圖本同版，惟刷印頗晚，補版也多（上圖本無補版）。補版是否已至明代，因未獲覽原書，單依三二黑白書影尚難判斷。

再如《丁卯集》，此本刻于光宗間（1190—1194），遞經明清名家收藏，因其十行十八字之行款與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相同，故自黄丕烈而下，皆定爲陳氏書棚本。然諦視之，頗有疑惑。蓋陳氏所刻諸本除《碧雲集》（今藏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外，多爲歐體字，而此本字體雖相仿佛，但結構似顔體，點劃如柳字，比對本圖録所收《王建詩集》與《才調集》便可知異同。其次，陳氏所刻唐、宋人集每有刊記（如《王建詩集》目録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宅刊印”一行），此本則無；而清道咸間雲間韓應陛氏所藏明影宋抄本《丁卯集》却有陳氏刊記（見《讀有用書齋書目》與《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録》）。再者，據黄丕烈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跋，其原藏兩部，另一有何焯題跋者，之前已轉歸嘉禾金氏。而何氏跋本應即《百宋一廛賦》著録之本，因黄氏爲該賦作注在嘉慶十年乙丑（1805），其時尚未獲此本，或何氏跋本有陳氏刊記而與此本不同也未可知。故此本於2000年由常熟翁氏入藏上圖時，未敢遽定其爲陳氏刻本。至今雖越二十年，疑竇仍未獲解，以俟將來。

此外，强調辨别原刻與修版面貌並加以揭示，亦是這部圖録的特點。前人對經元代修版或元明遞修之宋版，較爲留意其刷印孰先孰後之區别。而對宋代修版，又或是孤本，没有别本可作比對，則有所疏忽。從文本角度説，經修版之本可能與原刻之本有文字異同，由于不見原刻原印本，横向考訂不能措手，難以發現。而一旦認定修版面貌，則可提醒讀者，若遇文字疑義處，或可從翻刻、傳抄之本進行尋究，因爲翻刻、傳抄之本有可能出自原刻原印本。這是校勘整理古籍所不能忽略者，當然前提是取決于對版本作出準確的判斷。就版本鑒定方面而言，如果有宋代修版而不作辨别，還會造成鑒定其他宋版之困惑。因爲利用刻工鑒定版本之法早被採用，但即便是宋代修版之本，原版刻工與修版刻工之時代也可能相隔較遠，若不加區分，難能明鑒别本。因此，前人所編有關刻工表的工具書雖然很有用，也須留意，因受條件制約，有些本子編纂者並未目驗，其資料乃從有關目録等文獻匯輯而來，存在若干原刻與修版面貌反映不清的問題。

如《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傳世有分人與分類兩種編次不同之宋本，曾被誤作北宋原本，實都刊刻于南宋，分人本刻于贛而分類本雕于浙。曩昔黄丕烈既藏此分人本，復獲觀分類本，驚其名同實異出乎想像，乃發“其古書未見，不可輕置一詞”之嘆，後來治書者引爲戒語。可是黄丕烈於此本原刻與修補版面貌並未有所揭示，以後公私藏家之目録、題跋乃至《中國版刻圖録》也没道及。今細審上圖藏分人本，原版與補版字體不同，原版近歐體，補版近柳體；原版刻工中高智廣、高智平、蔡侃曾爲紹興二十二年（1152）撫州本《謝幼槃集》刻工，補版刻工中高安國、高安道、高文顯則於淳熙間（1174—1189）爲撫州公使庫刻《禮記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等書，再據序文，推知該本雕版于紹興乾道間，修版于淳熙年間，雕、修版皆在撫州。

又如《金石録》，今存兩部宋本，即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三十卷本與此十卷殘本，世人的認識歷來模糊不清。自明季十卷殘本浮現于世後，藏書之家雖在三百年間遞相珍庋奉爲至寶，但於版刻却各執一詞，或稱趙不謭本，或以爲南宋末年坊間所刻。迨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甘氏津逮樓舊藏龍舒郡齋本被趙世暹發現收得，尋捐贈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因不及與滬上十卷殘本相較，學林仍沿襲兩本不屬同刻之舊説（參見張元濟先生爲三十卷本所撰跋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以不同版本分别著録。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三十卷本以《古逸叢書三編》之一由中華書局影印通行，藏于南北兩宋本得獲並觀，方知十卷殘本亦即龍舒郡齋本，而其在明代已被裁割描補，累代藏家皆未察覺。由于人們對十卷本缺乏充分認識，近年中國大陸在評審《國家珍貴古籍名録》時，有專家認爲既已收録國圖所藏三十卷本，則此十卷殘本不足矜貴，無需入録。其實三十卷本雖非初印，但刷印時尚未修版，而十卷殘帙則爲修版後印之本，其與三十卷本有文字異同，不能輕忽。故本圖録比勘兩本之後，從補缺字、增删文字、改字、誤字、衍字、脱字諸端客觀揭示十卷本之長短，以昭其文獻價值。至于對此本作僞的揭示，相信有識之士不會忽略其版本學意義，因爲過往人們較爲關注的是以明清仿宋刻本冒充宋本現象，而于宋本作僞則缺乏研究。

毋庸諱言，這部圖録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此番重印，雖然時間較爲倉促，但對已經認識到的欠缺，作了必要的彌補與調整。其中書志大致重寫者如《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增改較多者如《春秋經傳集解附春秋二十國年表》《東觀餘論》《漢雋》《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大學或問中庸或問論語或問纂要孟子或問纂要》；對《金石録》版本作僞的時間，由明末改定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朱大韶題跋之前；於廬陵本《資治通鑑綱目》的現今存藏信息，作了相應的調查補充；就《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的修版，增加了一幀必要的圖版。此外，對每一部宋版，補注其收藏來源，用備考索。至于有認識未到或目前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仍將繼續探討，並請讀者不吝賜教。

二〇二一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