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活在别处，小说家的身份是他唯一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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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在别处，小说家的身份是他唯一家园
VANCA
2018年11月，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途径法国，宣布他已建议米兰·昆德拉恢复四十年前失去的捷克国籍。有关昆德拉、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的国籍问题、身份认同问题，又一次轰轰烈烈进入公众的视线。
昆德拉首次被介绍至中国是在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他的作品在中国首次译介。1987年由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出版。90年代初，中国兴起“昆德拉热”，自此，昆德拉一直都是热门作家，而随着时代发展，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解读也总在演变，价值观日趋多元。
昆德拉似乎很神秘，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书写的，偏偏是这样一位人物。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并不热衷于谈论自己，也特别注意不留下与他的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这令布里埃的工作荆棘密布，这部传记没有八卦，没有多少私人生活的料可以爆出，布里埃有限的素材，大概就是昆德拉的理论随笔与文学文本，加上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他能做的，就是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将这一点做得极致。而另一方面，昆德拉又似乎往往不得不谈论自己，或者说解释自己，之所以经常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一份“使用说明”，是因为有时他本人也由于含糊不清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助长了误解的产生，而人们也几乎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受到误解。于是，除了上述的引用与考察之外，布里埃试图深入昆德拉的误解与矛盾，为给读者呈现一个尽量不被误解的昆德拉。布里埃的写作手法克制，传记线条分明，语言明晰，这本书，就这样成为了一本精炼的“作家人生传记”。
那么，昆德拉对自己的祖国、国籍、母语、流亡到底如何看待？布里埃从昆德拉处理自我与作品的关系、他对过往回忆的姿态、他对自己的祖国与第二祖国法国的情感、他对自己的母语捷克语以及后来成为他又一种写作语言的法语的认知与使用等方面，周密地向读者描绘昆德拉的“自我”与身份认同。
对待“自我”与“作品”的关系，昆德拉不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但同时，他认可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是不朽的，会随着历史时间的消退为他说话，会闪现出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艺术之光，而非政治注脚。历史仅仅是给了他讲故事的背景，在那些背景里，在他的小说里，他用一些“实验性的自我”来透彻的审视关于“存在”的主题。
在昆德拉的青春时代，他曾有过“抒情年代”，热爱诗歌，风格抒情，但他随后决然地否定了当时自己的诗歌创作的价值，这部传记中，昆德拉对一个人青年时代的理解，也似乎在他对年轻人的看法中有迹可循：“总之，如果年轻人装腔作势，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还没有定型，生活却将他们置于一个已经定型的世界中。”昆德拉认为，意识到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与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理解这一差距，是反讽的艺术。在经过了一些其他写作尝试后，终于，小说创作成为他唯一志业。反讽，被大量地放入他的小说中。误解贯穿于他的小说的人物之间，有时荒诞而反讽地主宰他们的命运。
热衷反讽之人，亦是热爱哲学之人。昆德拉是“不确定的智慧”的拥护者，他的小说是一种”在思考”的小说，“在思考”的小说，使之不会成为任何刻板的思想，读者常常能够从中获得反思性的求知欲。这种看似冲突的逻辑恰恰激发了小说难以穷尽的活力，同时也令昆德拉成为一个更加丰富的小说家。他对自己国籍身份的独家看法，也围绕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丰富性”而展开。
对于“流亡”，昆德拉拒绝被视作受害者，他不停地强调移居法国给他的作品及本人带来的益处，即“变得更加丰富”。他拒绝一次又一次地被认为自己是个几乎被自己国家驱逐的人，“人类的一切境遇都自相矛盾。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个祖国，可我在法国非常非常幸福”。
布里埃对昆德拉用法语写作这件事的梳理尤为精彩。透过传记，可以了解到昆德拉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和流行，它们在法国市场的反响从如何地从各方面地影响了昆德拉的国际地位。在1968年与1969年，《玩笑》被译成所有西方语言，这位当时用捷克语写作的作家却偏偏失去了自己母语的读者。昆德拉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问题，自此，他始终执着于他的作品在两种语言之中的转换。在他后来用法语写就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他写道，“因《玩笑》的翻译而在我身上引起的震惊一直影响着我，尤其是对我这个几乎已失去了捷克读者的人来说，译本就意味着一切。”他先是与译者凯雷尔长期合作，共同来翻译他用捷克文书写的作品，通过细致的沟通，凯雷尔的译文日趋贴近原文，包括断句的方式，都尽可能地保留。然而，从1985年起，昆德拉索性着手修订所有小说的法语版，用他在《小说的艺术》里的话说，这耗费了他“生命中整整一个时期”，为的是他的法语文本具有“与捷克语文本同样的真实价值”，以便他的著作在其他语言中的翻译可以选择基于法语版或捷克语版来完成，为的是达到这种完美的对等，原文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没有任何无法被搬移至另一种语言的地方特质与形式特色。按照昆德拉的理解，通过自己写作的语言与自己不停被翻译成的语言之间的对照，就好像两种语言在镜子中看见自己。正因为如此，令他自己使用的每个词，都以语义上最准确的方式使用它，这也令他拥有更丰富的人格。
如同拒绝将流亡看得哀伤，昆德拉在他的写作人生里，也拒绝一切宣泄式的倾诉衷肠，正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仿佛心灵的哭泣只能由大自然的非敏感性加以慰藉。因为，非敏感性能令人宽慰；非敏感性的世界，是人类生活之外的世界，是永恒。”而长期定居美国的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随笔集《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说，从逻辑上，拒绝回家应该是从反面肯定了家这个概念，但是或许，不回家是失去家或者没有家的结果。并且，存在“家园”和“家”这两个概念。伍德认为“不回家”的状态一定不是悲惨的，但却哀伤，书中《世俗的无家可归》一文中，他试图描述某种看来无比明显的失去。而对于这一点，昆德拉也绝不是不敏感的。然而，对于身份，似乎只有艺术的归属，只有小说家的身份认同才会令他舒适——比起国家的归属，当一个善于冷静分析，善于反讽，善于探寻存在的，不放过两种语言的模棱两可之处的，制造误解同时与误解无止境斗争的丰富的小说家，才是他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