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蘇小華：《〈續高僧傳〉校注》整理說明

本書的整理工作開始於2009年，初衷是提供一個準確、便捷的讀本。2014年後，筆者將整理的目標調整爲給讀者提供一個準確、便捷、收録資料較爲完備的讀本。到2019年這個目標基本達到，并將稿件交付出版社。在續高僧傳中寢饋日久，會積累一些個人的認識，現就將續高僧傳的作者、續高僧傳的特徵、整理的過程略作介紹。 一 續高僧傳的作者道宣，兼宗教領袖、高産作家、護法先鋒等多重身份，不是一兩段文字就能説清楚的。不過，要瞭解與續高僧傳相關的道宣，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即可。［1］ 道宣俗姓錢，其家族本是南朝吴興郡的豪族。陳霸先、陳蒨浴血奮戰建立陳朝的過程中，錢家因爲同鄉里的關係，開始在建康爲官。陳朝被隋吞併，道宣的父母作爲戰俘被遷徙到長安，時當隋開皇九年（589）。家國雙亡，道宣父母的心境應該是極爲沉痛的。七年之後，道宣出生於長安，大約十歲的時候在長安城日嚴寺出家。道宣出家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考慮到日嚴寺是供養南朝高僧的私家寺院，可知道宣家族對南朝的認同感是根深蒂固的。南朝認同在道宣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迹，比如：　僧祐是南朝齊梁時期的律學大師，道宣則創立了南山宗；僧祐編著弘明集，道宣就編著廣弘明集；僧祐撰作釋迦譜，道宣就撰作釋迦氏譜；僧祐編出三藏記集，道宣就編大唐内典録等斑斑可見。續高僧傳所續就是南朝慧皎的高僧傳。 末法思想源於印度佛教，指釋迦牟尼滅度1500年之後佛法就進入衰頽時期，然後進入法滅時期。在中國首先提出這一説法的爲南岳慧思，提出的年代在南朝梁陳之際，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對漢傳佛教影響之一端。北周滅佛證明了慧思所説的末法時代是存在的。面對黑暗時代，有些佛教大德提出來，佛教還是可以有所作爲的，只要應對得當就可以提前結束末法時代迎來佛法的復興。道宣所生活的時代，佛教直面世俗朝廷經常處於被動局面。隋文帝、隋煬帝雖然有大張旗鼓的崇佛舉措，但同時對佛教的傳播又嚴加控制。唐初的三位皇帝對於佛教的傳播也是持批評態度。總而言之，佛教傳播的政治環境不甚友好。這種環境在道宣看來是身處末法時代的表徵。所以，道宣的佛教事業以應對末法時代爲目的，續高僧傳之創作也是服務於這一目標。道宣在續高僧傳中對世俗政權、對道教的態度是極爲敏感的，對護法的高僧如慧思、智顗、慧遠、法琳等，則給予崇高的地位。 道宣生活在漢傳佛教開宗立派的鼎盛時期，大師輩出、新説蜂涌，身處京城的道宣必然受到激蕩。道宣的佛學底子來自於日嚴寺的三論宗和成實學，律學師承自智首。道宣成年後到各地遊學，與南北東西各地的律師切磋琢磨，可以説集當時律學的大成。道宣幾度參與玄奘法師的譯場。玄奘的譯場集中了當時京城的一流高僧，除前面提到的學派外，尚有唯識學、文字音韵學的大師參與。編著法苑珠林的道世法師，是道宣的同事兼好友。種種迹象表明，比較偏重於民間流傳的華嚴宗、禪宗、三階教、净土宗的傳人與道宣有過接觸。對道教持敵視態度的護法先鋒道宣竟然與名醫兼道士的孫思邈也過從甚密，不僅如此，道宣與唐高宗、武后等政界高層也有密切接觸。與這些宗師級人物的交往，使得道宣的認知、判斷能力水漲船高。在續高僧傳中，道宣對於高僧、教派能理解，能批判，並非拼貼剪抄材料，有一些見解如果讀者和研究者能依循探究，就會發現别有洞天。廣泛的交遊對道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道宣在對玄奘傳記的修改中，對大師的評價越來越低，在續高僧傳多處對大師語出諷刺，可見受到的刺激之深。也就是説，與諸位大師的交流很多時候伴隨着觀點的激烈交鋒，甚至政治環境、人事關係也牽扯其中，並不經常是愉快的。 二 雖然續高僧傳是唯一一部系統記録南朝到唐高宗麟德二年間佛教歷史的典籍，是研究這一時期佛教史最重要的文獻，但是續高僧傳並非成熟、可靠、完善的歷史文獻。 早在貞觀十九年（645），道宣就完成了續高僧傳的初稿，但是到道宣去世時（667年）續高僧傳的修訂仍在進行中。道宣去世後，有心人對文本可能進行過不止一次的修訂增補。目前所見到的30卷本續高僧傳大概是完成於麟德二年的一個階段性寫定本，記録了616位高僧的事迹。現存尚有31卷本，比30卷本多出約78人的傳記。陳垣先生認爲多出的部分來自後集續高僧傳，後人在傳抄或者刊刻的時候將後集拆開加入到續高僧傳中。［2］ 這78人的傳記，其可靠性要差於續高僧傳，所以道宣單另成書是有原因的，加入續高僧傳並不合適。不過，現今流傳下來的佛教史史料極爲匱乏，即使史料的客觀性成問題的僧傳也彌足珍貴，所以31卷本也有存在之必要。據筆者的經驗，包括78人在内的諸本所載約704人的傳記大概都有可靠性問題，可信的程度不一，讀者需保持警惕。這種警惕最好是“同情之瞭解”式的警惕，因爲要求宗教史家對史籍的客觀性負責，本身恐怕就不理性。宗教史籍的特色就是不客觀、不科學，但正是這種特色使得我們更容易進入歷史的情境。 續高僧傳繼承高僧傳的優良傳統，將30卷分9個專題來編排，每个專題下高僧傳記又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這個編纂方式集中體現了道宣對南北朝隋唐佛教發展的理解，但不能教條执行。比如北朝高僧慧光，他的傳記在明律篇，但不能認爲慧光的貢獻僅在律學，他還是地論學南道派的祖師，所以在義解篇讀到地論學諸位大德的時候經常要翻到後面查查慧光的傳記。比較有效率的閲讀續高僧傳的方式，是先讀義解篇中的11卷，然後將這11卷分類，按自己的分類將其他傳記歸到各類中，然後按類來閲讀。 總體而言，續高僧傳無論是正文、引文還是論贊都是瞭解這一時期佛教史的底色。相對引文、論贊，正文的閲讀體驗會更輕鬆一些，所以初讀者可以只讀正文，相對花費時間的引文和論贊可以在産生了需要之後再讀。之所以説整本書都是底色，是因爲要瞭解這一時期佛教的特色，有必要沿着文本提供的線索，查尋相關的大藏經、石窟寺、壁畫、造像等資料來填充文本所不能提供的細節。比如，要瞭解地論學更詳細的情况，就要查閲河南安陽靈泉寺石窟的相關資料，有些信息要去靈泉寺親自調查才能獲得。這些資料不僅增加了對北朝佛教發展的某些環節的瞭解，而且生動展現了中國化佛教的歷史場景。這樣的石窟寺、造像在中國北方是大量存在的。 三 就現存的文本而言，續高僧傳有三大版本系統，即方廣錩等所提出的刻本系統中的中原系、南方系，以及日本藏寫本系統。 目前所見最早的本子是日本藏天平寫本殘卷，是相當於唐高宗時期的寫本。續高僧傳所存相當於宋元時代的日本寫本尚有興聖寺本、金剛寺本、七寺本，此三本均爲30卷，基本上保存完整。［3］ 以上四個寫本，筆者認爲是一個系統，即興聖寺本、金剛寺本、七寺本爲天平本的傳抄本。日藏抄本在學術上有較高的價值，但是在校勘續高僧傳中的價值不宜評價過高，其誤衍脱倒的情况比刻本要嚴重得多。 中原系刻本系統是指以北宋開寶藏爲祖本的大藏經系統。開寶藏本續高僧傳今已不存，這個系統留存至今的爲高麗藏初雕本殘本、高麗藏再雕本足本、趙城金藏殘本。呈現給讀者的這個整理本即以高麗藏再雕本30卷足本爲底本。這個本子就文字的準確率來看，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而且30卷保留了續高僧傳的原貌。［4］ 南方系是指北宋後期在福州開元寺發起刊刻的大藏經系統，元代之後的大藏經刻本基本上屬於南方系。該系統比較重要的版本有崇寧藏、毗盧藏、磧砂藏、思溪藏（資福藏）、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徑山藏）、清龍藏等。南方系與中原系的區别之一爲藏經的分卷經常不同，表現在續高僧傳上，南方系爲31卷，比30卷本多出78人的傳記。其中嘉興藏、龍藏爲40卷，是將31卷本分爲40卷，文字上與31卷本無區别，仍可歸爲一個版本系統。南方系的主要版本文字的一致性比较高；但與高麗藏比勘，兩個版本系統之間在文字表述上仍有較多差異。本校以南方系中比較常見的磧砂藏爲主要對校本。［5］ 從閲讀的角度看，續高僧傳的校勘其實在高麗藏再雕本與磧砂藏本之間進行即可，再增加對校本意義並不大。著眼於研究的話，在一個校本内能查到諸本的不同還是有客觀需要的，所以本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儘量列舉諸本的差異。 注解的主要目的是增補本書之外的佛教史資料。比如在釋灌頂傳中對隋大業三年之後記事比較隱晦，利用“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下之自述經歷”，增加了對灌頂大業三年之後行迹的瞭解。［6］ 又，慧光傳對於傳主的生卒年、求學的次第等信息均有闕失，利用慧光墓誌可補足這些信息。 有些注解是綜合各種工具書、學術論著的研究成果來完成的。這些工作讀者也可以獨力檢索獲得，考慮到邊讀書本邊檢索總是有所不便，也降低了閲讀的趣味，所以筆者不揣冒昧代替讀者完成了部分工作。 本次整理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文本的準確性、閲讀體驗的舒適性和資料的完備性。［7］ 四 在本書整理的過程中，得到衆多師友、學生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韓國的安詢亨師兄、中華書局的朱立新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志遠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曹剛華師兄、中山大學周文俊博士、陝西師範大學聶順新博士、葛洲子博士、權家玉副教授、于海兵博士，或提供材料或提供信息，使得本次校勘工作中續高僧傳的版本收集比較齊全，在這方面基本没有留下遺憾。在這裏要特别指出，底本與資福藏本的對勘是我的碩士研究生李迪、李志軍依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完成的。2015年，本課題被立爲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一想到各位評審專家要審核將近百萬字的文稿就覺得抱歉，感謝感謝。 這本書花費勞動量最大的部分是將45萬字的底本録爲word文檔，其中有約25萬字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07級本科生李豔濤、09級本科生高文洋、10級本科生陳欽亮、金欣欣、彭順、楊易、2011級本科生户新竹、張静録入。當時筆者剛參加工作不久，也没有課題經費，這些學生花費了巨量勞動只是請他們吃了一頓飯，每每念及常感不安。在整理工作的後期，從事覆核工作的有我的研究生王哲、李迪、李志軍、陳俊川、趙義鑫、武君、本科生徐婷婷以及我的表弟范鵬偉博士等。在全書校注工作完成後，爲本書最後把關的特約審稿人爲聶順新博士、張宗品副教授、葛洲子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方强先生承擔了書稿的規範化工作。以上諸位付出的勞動是巨大而艱辛的，在此也只能表示感謝。當然本書存在的問題，都由筆者來負責。 特别要感謝在碩士研究生期間爲我系統傳授文獻學知識的黄永年先生、賈二强師、周曉薇教授、張豔雲教授。這本書之所以能順利完成，有賴於他們傳授的被實踐證明是可靠的知識與技能。在2005年進入陝西師範大學工作之後，主要從事歷史文選、歷史文獻學的教學工作，整理本書所用技能都是在這兩門課程中不斷加以磨礪的，感謝賈二强師、周曉薇教授爲我安排這些課程，也感謝歷届學生忍受我不近情理的授課。 此書獻給我的老師何兹全先生、師母郭良玉先生。

【校注】 ［1］關於道宣，最早進行全面研究者當是日本學者藤善真澄。這位學者往往言過其實，補其不足的有陳懷宇（景風梵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劉林魁（廣弘明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等。郭紹林續高僧傳序（續高僧傳，中華書局2014年）、王亞榮道宣評傳（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是相對比較全面的論著。 ［2］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3—31页。池麗梅：續高僧傳的文本演變——七至十三世紀，漢語佛學評論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池麗梅：續高僧傳在日本的流傳，龔隽主編：海上交通與佛教傳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 ［4］按，趙城金藏雖然以開寶藏爲底本，但其文字的錯漏是比較突出的。 ［5］池麗梅：續高僧傳的文本演變，漢語佛學評論第四輯。 ［6］徐文明：天台宗玉泉一派的傳承，佛學研究1998年第00期，第241、242頁。 ［7］在本次整理之前重要的整理本有大正藏本、中華大藏經本、郭紹林點校本。這些整理工作，篳路藍縷，功不可没，但客觀來説，在底本的選擇、學術規範，以及使用的便利性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周叔迦、周紹良、方廣錩、王顯勇、陳志遠等都有指出，感興趣者可以參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