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文化过早消失，深入骨髓的奴隶文化

把5偏6孙老师的小农文化，奴才文化和法家传统详细地介绍出来，作者对中国国民性演变的脉络的洞察特别到位。 春秋时期：贵族文化 汉，魏晋，唐：士族文化，目前日本还有这种封建的社会结构阻碍年轻人上升空间 两宋时期：平民社会 元明时期：流氓社会，道德败坏 清朝与后清：奴隶社会，鲁迅先生批判得国民性形象

所谓国民性，就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民族的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具有共同点的性格特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星座特质，比如说到处女座，我首先想到几个形容词：洁癖、井井有条或者是事儿逼。扩大到世界范围来打比方，如德国人，我会说他们客观、严谨；俄罗斯人，我会说他们野蛮、奔放；日本人，我会说他们有礼貌、讲卫生。 而说到我们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呢？从梁启超批评的“有私德无公德的奴隶”，到鲁迅笔下的“看客”，再到柏杨的“大酱缸”理论。对于近现代国人的国民性格，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正面的评价。这本书探讨的正是国人性格倒退到如此恶劣的真正原因。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所以，在这几个历史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才导致了国人性格的转变。 第一个转折点是秦的统一 踏平六国之后的嬴政建立了皇帝制度。这种全新方式的统治制度，使天下都成了皇帝的私人财产，万众成为了皇帝的奴仆，也使得“平等”和“独立”的人格特性慢慢地在国人的思想中淡化。黑格尔这样描述皇帝制度：“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他的奴隶。” 不过，秦时的皇帝制度并没有对当时的国人性格产生太大的影响。而是从这时开始之后的两千年，因为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所有的权利都为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被都被一个人控制。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从此，又经过之后几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对皇帝制度和极权专制的修补和完善，”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了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性格到底如何呢？《汉书》中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也就是所谓的尚武精神。这个时期“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无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所以作者感慨：“那个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义人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 第二个转折点是刘邦推行的独尊儒术 “满口粗话的地痞刘邦战胜了贵族出身的项羽，这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这件事证明了，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从那时候起，中国式竞争就变成了比谁更痞更赖，谁脸皮更厚手段更残忍。”而刘邦就是把这种底层气质注入到了最高政治当中。 在总结了秦灭亡的经验和教训后，刘邦希望采取更温柔的方式进行统治。于是他采纳了儒家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要先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建立一套统一的思想。 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相比，独尊儒术其实就是思想垄断。它消灭了人们在思想上的竞争，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杜绝了思想再进化的可能。从此只有儒家学者能够成为汉代的高官，而这些高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精明而且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而汉代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共同特点：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然而这只是学术界和官场的风气。在汉代，普通百姓踏入仕途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独尊儒术这种思想建设方案也不容易全面推广和贯彻到基层。生活在汉代的平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朴单纯。 第三个转折点是科举制的全民化 上面说到了统治阶层制定的思想方针要想渗透到基层群众的大脑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宋以前，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之间还是有隔阂的。也就是说，中央的想法在民间推行不开。而宋代的执政理念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把隋炀帝发明的科举制度推向了平民阶层，给所有人创造了当官的途径，也更好地为中央思想贯彻到群众中提供了便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并不是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而是为了降低武官的社会地位。但这样的政策却产生了蝴蝶效应。 赵匡胤作为一个通过兵变登台的人物，十分惧怕自己也被兵变，所以在开国政治制度设计之初，就从方方面面限制了武将的权利，民间也施行“京都人士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的法律规定。这样的政治设计，间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 《儒林公议》中描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其荣亦不可及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率兵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的武将，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候的光荣。所以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的功勋，也难有文臣的地位和权力。 虽然宋的统治者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卫了自己的皇位，但是也造成了整体民族的文弱化。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加上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最终被蒙古入侵，也就是之后的元。 在蒙古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屠城”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战争手段，这就造成了汉族人口的聚减，这导致的是汉族丧失了大量的精英人物。另一方面，在元统治中国的期间为读书人设置的极低的身份等级，这导致的是整个民族从雅文化到没文化的转变。而为了在这样的统治下生存，没文化又不得不向流氓化转变。 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受到的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为国民性演变做好了铺垫。而中国人整体上的流氓化，就为明这个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础。而朱元璋作为了流氓中的佼佼者登上权力的最高点，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把中国人原本已经不多的自尊意识更是扫除一空。又高效利用了宋代推广开的科举制，把读书人的思想空间压缩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最后就发展成了全民自甘为奴 这个状况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依然还有很多宫廷剧穿越剧演义清代，剧中配角们都是张口闭口奴才奴婢的，而且下跪磕头的时候还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被当时的国人视为正常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对统治者实施的礼节。先人们对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追求、侠义精神、尚武精神，在这时的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晚清以来闯入中国的西方人所创。英国人总结，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而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众多提倡国民性改造的思想革命者，最后也都心灰意冷，无功而返。 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还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所以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的是每个人思想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瞒骗和诈伪。”

一直困惑于中国自春秋时代士君子之风度，北勇南悍尚武之精神，是如何沦落为愚昧欺枉，奴性懦弱的，屡思不得姐，读张宏杰老师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有眼罩顿除、茅塞顿开之感。 中国国民性演变或者说堕落的根本在专制，而“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封闭性农业社会性格，自氏族部落起，人们的关系网就是一张血缘网，为一“尚老社会”，祖先崇拜。同时，部族通过不断的战争进行扩张，而战争最易产生集权和专制，随着扩张，家长转变酋长，进而君主（联盟首领），夏殷而至西周，最终建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建立完备的礼仪制度，始贵族文化成型，即重礼、誉、信且尚武之士君子之风。战国秦孝公商鞅变法，强王权而消灭贵族，取缔世卿世禄，奖励耕战，限制大家族形成，并随秦统一而由始皇帝将此制推行至全国，底层文化取代贵族文化。 至秦汉，中国历史上真正有统一之政府，汉延秦制，秦为汉之始，汉为秦之续。中国立国之规模，不是向外征服，二是向心凝结，当适时条件下，所谓向心凝结，直白说就是要集权专制。个人观点，汉制起码皇权有相权的制衡，地方郡、县两级扁平化，郡、县自治的松散化，政治算为开明。在选举上为“乡举里选”荐举制，举孝廉，后魏时陈群发明“九品中正”制。各地方官推荐多为所熟知的上层社会，势力阶层利用荐举，官位基本垄断在上层社会中，造成门阀新贵族。此门阀贵族已非春秋士君子贵族，奢靡柔弱，空谈玄学，汉国民之尚武精神慢慢消却。 五胡乱华，大混乱必然带来大融合，隋、唐这带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朝代兴起。汉人胡化，胡人汉化，中华文明出现了新的气象，社会民风开放、兼容并包，胡风为中原文化注入了刚强和活力，汉民族之精神似要从两晋南北朝之靡弱中走出，“阳光与雄健”之大唐屹立世界。隋开始有科举，唐将科举发张，利用科举“开放政权”（从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到唐后期及五代十国，名族贵胄渐渐退出，寒族出身之军人军阀政权当立。 中华之民族，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再没有汉唐那样的声色，值得我们歆羡朝慕的朝代和时期了。宋之于唐，好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政治制度无根本之变化，所变者皆为术，但通过这术，民风却是大转折。宋太祖在成为皇帝前，也是一军阀，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军阀最明白枪杆子的力量，所以登基伊始，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分相权、军队调度权和指挥权分离、重文抑武、没收民间兵器铁器等等，强集权，弱民风，造成文弱之宋，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反复揉搓。 元、明是中国社会流氓化阶段。在上说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时，只说集权，没说专制，不是说其没有专制、独裁，只是留了这专门词汇给元、明、清。元对汉人，犹如牲畜，汉民族几十年抗元，精英阶层整体消失，书毁人杀。科举无，文化毁，读书最无用卑贱，臭老九之名成。上层文化消灭，底层文化起。底层文化就是生存文化、流氓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私德无公德，到元时私德公德皆无，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及至明太祖朱重八，强化户籍，严禁人口流动，严禁言论自由，兴起文字狱，起八股，造冤案灭大家族，间谍风云，禁锢思想，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农村的集合，皇帝太监专政，士人无节操，百姓无道德，人与人毫无信任，国民流氓性十足。 到了金人清朝，在我们流氓化的国民性上，加上了奴化的枷锁。如果把汉人统治统称为“士人政权”，那么元清就是“部族政权”。部族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种族区分，通过剃发易服、屠杀恐吓、文字狱等等彻底摧毁汉民族的人格自尊。不仅如此，清还将儒家提倡的个人品格追求也作为打击对象，士人大臣也是皇帝的奴才，不应在乎自身名誉，太关注自身修养，因为这会妨碍他作为奴才为皇帝服务。如此，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完善、牢固的专制统治，民众权利剥夺殆净，国民愚昧，相互欺诈，揣人从恶，奴性懦弱。 国民性之形成和变化，不是一时之力所成，也不是一代之期所能改。从清末、民国、建国后，梁启超、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泽东，多少人在呼吁、在行动，在为国民性之改变而努力。然时至今日，国人之看客心态、人情冷漠，依然让人心寒心痛。借用鲁迅对旁观者的批评结尾，刺痛依旧。“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 梁启超先生曾有云：中国人有如下之缺点，一是奴性太重，对权力和暴力的极端顺从，二是一盘散沙，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是民智低下，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依然有振聋发聩之效。很显然，在现今国人的国民性中，依然还看得到前人的影子。见到这样的影子不免让人心痛和唏嘘。 几千年来的古代中国被一种叫做君主专制的制度牢牢吸引，不能自拔。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天朝上国的虚荣中固守成规、停滞不前。几千年来沿用一种制度，当这种制度经过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的智慧接力时，到清朝已经发展为君主专制主义的最高峰。伴随着这种最高峰而来的是社会的死气沉沉与思想界的万马齐喑。还有那日益萎缩、倒退的国民性。从书中不难看出，我们的国民性几千来的发展不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而是一种近乎直线式的倒退。从先秦的贵族文化、汉朝的纯朴、魏晋的名士风流、唐朝的阳光雄健、宋的文弱以及它终日惶恐不安再及至明清的国民性集体流氓化，这样一种转变实在是太让人扼腕不已、痛心疾首。若不是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国人天朝上国最后一点虚幻，尚不知这种国民性还要退化到多低的水平线上。 国民性的恶果是君主专制的实践者所乐于看到的。在他们眼里，国民性越自私、越冷漠、对权力越顺从，他们的统治才更安全与踏实。从秦确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开始及至满清的统治，这一君主专制可谓日趋完善和臻于化境，它先从驯身开始，设置各种严刑峻法，把民众置于统治者监控的视野中，继而开始驯心，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种思想近乎独占了社会几千年的历程，再而修书、大兴文字狱，剪除一切异端邪说的人与书籍，让君主专制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占据每一个国民的大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家一私之姓的千秋万代。于是乎，我们的国民性就在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制度下变得日渐麻木、虚伪、自私和怯懦起来。 国民性的剧变是君主专制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君主专制的出现。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将父权从母系社会中解放出来，逐步形成了一种父权家长专制，这也是古代君主专制的一个源头。再加上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成为农业社会行小农经济的必然。而成为农业社会则要依托优质的农业生产资源，很不幸上古时代中国的优质农业资源往往集中于少数区域，以那时生产力论，族群、部落谁丢失了优质的农业 资源谁就等于走向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前部落战争的频繁， 盈尸遍野、白骨堆积已是当世常态。通过掠夺为本质的战争部落逐步走向部落联盟，走向联盟国家，继而走向国家，依托暴力筑起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专制的基因。外加之西周分封之制历经数千年而走到战国的结果是周天子式微，诸侯国各自竞争且尾大不掉的颓败局面，让时人对大一统的政权有了较高的期许。还有战国各诸侯国相竞争，互有吞并统一之心，遂造成春秋战国无义战的对百姓极为不利的残酷局面。因为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百姓靠山吃山，靠地吃地，靠水吃水，对自然条件的稳定性有着极高的依赖性，然而百姓在面对天灾、人祸、和外族入侵时的抵御能力是极为有限和微不足道的，故出于对农业生产稳定大环境的向往，百姓自然寄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集权且专制的政权出现来帮他们维持秩序，抵御天灾、人祸和外族入侵，以便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及小农经济的现状“逼”也要逼出一个专制制度出来。 19世纪中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虚荣与自欺，国民性开始被几代知识分子所提及，他们殚精竭虑、为改造国民性奔走疾呼。在这些奔走疾呼的知识分子中，有两个人物对国民性的改造可谓影响巨大，不可不论。一是鲁迅，他坚持国民性决定论，只有历经国民性改造过的国民，国家才有新制度建立的土壤和基础，所以他写小说、杂文当作匕首与投枪去改造国民的麻木、自私、虚伪和软弱。另一个是胡适，他在国民性改造上与鲁迅秉持的看法相反，他坚定制度先导论、渐进改良之路，用建立制度的方式去革除国民身上顽固的沉疴。 这二种方法孰优孰劣，自有后来的历史去评说。但我还是认为后者更契合作者此书中的逻辑。 好像说完了，但感觉还有话要说，但有些话想想还是算了吧，懂得人自然懂得，不懂得人日后也希望他们慢慢明了。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