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刀之夜

魏玛共和国虽然经历了战争惨败、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接下来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大幅衰退这些重重困难，但还是幸存下来。而且在施特雷泽曼时期，虽然短暂但也一度展现繁荣景象，甚至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没有诸如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那样的政治家的勇气和技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施特雷泽曼从来没有忘记国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为确保德国在和平世界的地位，这是他必须克服的‘冰川’。正是德国民主恢复的胜利，使得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绝望和愤怒地实施了抵抗。大资本家想要削弱工会的力量和废止国家规定的工资仲裁。军队想要更多的资金和武器。农民想结束农产品进口和交易，因为这会使德国农业陷入集体破产”。

本书名为《长刀之夜》，但并非主要写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长刀之夜（罗姆政变）”，而是通过各种题材资料文献对魏玛民主制度最终崩解的记述和反思。作者本杰明·卡特·赫特说：“每一个年代，根据我们的观察方法和自己的经验，我们都看到了不同的过去。一个时代会看到另一个时代未曾注意到的事情。这就是历史会经常重写和必须重写的原因之一。”在赫特笔下，希特勒的崛起是一个魏玛共和国崩溃的要素之一 ——这个共和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境正是希特勒上台的契机。

“长刀之夜”是保守势力向希特勒献媚的结局。保守人士发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惨败或者被边缘化——从胡根堡到布吕宁，到巴本和施莱谢尔，到荣和博泽。兴登堡把他们都出卖了。这位德国总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右翼政府，同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是伟大的统帅和团结实施者这个形象。最后，兴登堡本人也被他曾经鄙视过的那个“波西米亚下士”吸引过去了。在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政治分歧之后，他安详地躺进了坟墓里。当然，最后的讽刺意味是，兴登堡对希特勒的任命永久地、绝对地毁灭了他一直在仔细护卫的声誉。

1932年选举的目的不是确认民主，而是打倒共和国。在兴登堡看来，纳粹有能力为右翼赢得大多数选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此时的希特勒尚低调隐忍。（中间的插曲是兴登堡在1932年12月初选择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为总理；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由于总统拒绝他解散国会的权力而辞职。）总统兴登堡不仅掌握着总理的任命权，还掌握内阁成员的任命权，这个时候的联合内阁成员中纳粹党仅占3席，副总理巴本仍掌有重权并且盲目自信地认为希特勒逃不出他的掌心（后来他流亡国外时不知道内心是什么感受）。可以看出德国的政治制度此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从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到1934年8月法西斯统治确立这短短一年多内发生的两件轰动国际社会的案件：

“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始。

上一段谈到希特勒刚当总理时，大家都不拿他当回事，私下认为他好掌控可揉捏，整个局势对希特勒并不友好，但是很多资料认定国会纵火案是纳粹一手炮制的事件，现在看来并无确凿证据（这是另外一本书会写到的读后感）。但是纵火案确实给了纳粹们迫害共产党等反对党的由头。希特勒不但大面积清洗反对党，又迫使国会通过《授权法》，把国会本享有的立法权转交给他自己，从此使得纳粹党的垄断地位合法化。在此过程中，为什么那么多德国普通民众能够支持他？除了他确实挽救了很多失业者，给大家画了一个饼以外还在于他拒绝了一个既定的合理局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战战败后，鲁登道夫上将的政治经济顾问马克斯·鲍尔和极右翼政客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在1919年先后提出“背后捅刀”的说辞，千百万德国人于是认定了这个阴谋论的观点———共产党、犹太人和共济会组成了阴谋集团直接导致德国军事战败。而最后只有希特勒能够将这些脱离现实的阴谋论堂而皇之表达出来，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曾说，希特勒“一直在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声明中，总是会出现一种拒绝接受现实的痛苦情感”。他的演讲能力（洗脑能力）堪称一绝。

德国“一体化”进程中，纳粹党内的纷争愈演愈烈。冲锋队的暴力行径让他们四面树敌，同时他们的不受控制也无法胜任保卫德国的重任。“冲锋队对既存秩序所造成的威胁，并非来自其革命形式，而是来自它的行为与‘第三帝国’的平稳运行不兼容。”长期以来，冲锋队和纳粹党渐行渐远，准军事力量与政党力量不能协调一致而消耗着纳粹运动的能量。这种失控景象在希特勒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要么消灭冲锋队要么完全控制他们，希特勒坚定的选择了前者，这才有了“长刀之夜”。

长刀之夜后希特勒解决了党内的纷争，抛弃了纳粹运动中不利于政权巩固的左翼的一面，让军方都支持他的政治野心，控制了纳粹德国的所有机构，只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兴登堡一死，他就能成为德国的恺撒。这一年，是德国政治步入专制独裁的一年。

“长刀之夜”后，党卫队取代了冲锋队成为纳粹运动最重要的准军事组织。这个组织绝对服从纳粹党的指挥，纳粹运动因此而能量倍增，更具破坏力。“长刀之夜”并非纳粹运动的一个挫折，而是冲锋队这个前组织为纳粹运动作出的绝唱。罗姆是牺牲品，也是被希特勒使用到极致的棋子。

“拒绝理性常常是与拒绝自由的资本主义西方相连的”，这是纳粹运动的中心，总体上也是魏玛极右翼运动的中心。有一段对纳粹主义最好的解释，来自纳粹的鼓动者：“许多年前，我听到过那人在一次农民集会上的声明：‘我们不要低价的面包，我们不要高价的面包，我们不要一成不变的面包价格——我们要的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这段话很好的诠释了对理性的无视。对今人来说，本书最后一段给我们以足够的思考：

1933年的时候，很少有德国人能够想象到特雷布林卡或奥斯维辛、巴比亚尔大屠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死亡行军。很难责备他们没有预见到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他们的天真使他们遭到了失败，而且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错得离谱的。与他们相比，后来者有一个优势：我们有他们的前车之鉴。

基辛格曾在他的《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中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的超现实气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参加二战突出部战役的经历，当时我在第84步兵师。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