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在这样的历史中，而我们也是这样的历史人”——Paul Ricoeur 在这本书中，王明珂完整的运用他所倡导的反思史学方法，通过数个族群起源的案例来对族群认同和共同体形成等问题进行解释。 他的根本方法在前言中得到了再次的阐释：“在此种研究中，对口述或文字书写文本解析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文本所陈述的‘事实’或在发掘其内在‘结构’，而在于将文本视为一种‘表征’，以发掘、呈现产生此文本同时受此文本塑造的‘情境’。”，在这种研究中“‘情境’并非‘社会结构’或‘文化模式’可理解，相反地，它们是在各种权力关系规划的制度、结构与模式间，许多个人在其各自之情感与意图下所产生之行为、事件与‘文本’所构成的整体情境”，与此同时则重点考察边缘，因为“探入并深究边缘，边缘的空间、时间、人物与书写之中，我们较容易脱离自己所熟知的文化与知识体系掌控，而将陌生、矛盾与荒谬现象化为熟悉”，是一个可以重新综合审视的复杂视角。 具体来说，每一种叙事都有情境，而每一种文本都或多或少存在于情境之中，也就是现实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因此，在王明珂看来，叙事一方面可以作为了解史实的依据，但更重要的是“为何人们要如此叙述祖先来源，叙事中的结构与符号代表何种社会意义，它们又如何在这一社会中产生意义”。 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依照作者的观点，“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播衍所形成的人群”并非是其构成的依据，主观认同才是根本标准，这一点在《华夏边缘》等书中已经得到过充分论述了。在此，王明珂界定了三个主观认同的概念——自称族名、族群边界/异类观、共同起源。 本书所主要论述的正是“共同起源”，这之中主要包含两个类型，“英雄祖先”的追忆可能来自于“对内建立由贵族到平民、农奴的资源等差分配体系，对外则以征服、殖民行动来扩张资源”的阶级社会的上层精英，而“弟兄民族”的追忆则可能来自于较为多元和分散化的族群。 先周的追忆 周人的英雄祖先在叙事中被认为是后稷，以农事著称的先祖，而强调周人与戎狄在是否行农业、是否定居、是否重仁义方面的区别，这即是一种自东周时代以来周王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凝聚华夏精神意义的一种反映，而事实上周人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与西方的戎狄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 黄帝的追忆 黄帝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事实上在早期文献中黄帝仅仅是众多英雄祖先中的一个，但他的地位在战国以降不断的提升，以致成为全部“华夏”族的始祖。 另一方面，炎帝与皇帝“弟兄”的关系也隐含着合作、区分与对抗的情境，这种关系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横向来说便是西周时期姬姓与姜姓合作、对抗的关系，纵向来说则是战国以降作者们对于当代统一、文明、进步性质与过去崩乱、原始、质朴时代断裂性的认同。 《史记》追忆的典范叙事 《史记》已被众多的学者认为是司马迁借助对过去的追忆和书写，来构建汉帝国现实社会的一部作品，它的体例、它的叙事、它的选材均“蕴含与表现文本作者与读者在其时代和社会背景中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及相关的情感与意图”。 在《史记》中，黄帝的故事隐含了众多的因素，时间上是“以结束一个乱世的征服者黄帝为此历史的起始”、空间上“以英雄征程来描述英雄祖先所居的疆域”、认同上“以英雄之血胤后裔来凝聚一个认同群体”。 而对于黄帝的后继者，司马迁将原本平行存在的五帝变为了由黄帝血脉而线性继承的关系，更在各古部族的起源故事前添加了黄帝相关的英雄祖先起源，是一种由华夏认同现实而构建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成为了一种典范叙事。 蜀地作为边缘的追忆 “黄帝之裔”的认同在政治地理边缘上具有扩张性，是一种“借着在现实政治、经济环境下‘边缘人群’接受一些过去，遗忘一些过去，而最终自认为或也被主流社会认为是‘黄帝子孙’”的过程，而对于政治地理上边缘的地区，则是通过方志来进行扩张。 对于蜀文化，早先的某些先祖遭到遗忘，如“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这类叙事切断了蜀地的过去与后代，而将许多蜀地的英雄祖先拼凑进黄帝为起点的线性历史中，如蚕丛等古代君王成为了黄帝的支系后裔，蜀地也成为了华夏的一部分。而这种边缘的冒认来自于蜀人身居华夏边缘的“边缘身份危机”。 英雄徙边记的追忆 英雄徙边记的叙事有一种失败英雄流浪蛮荒之地为王的模式，这种叙事来自于一个更庞大族群对于“他们”的定义。英雄徙边记在王明珂看来强调四个因素：首先是“这些空间及人群的边缘性”，其二是划分出不同边缘地区与我族核心地区亲疏性，其三是这种祖源并不是所有人的祖源而是统治阶级的祖源，最后是不同的英雄徙边记形式如英雄带来教化或英雄顺从当地风俗表现着这些地区与我族的区别。 这种英雄徙边记的叙事一方面来自于核心文明对边缘和异己的塑造，另一方面也会得到对方的回应，被定义的这些区域会重新界定自己原有的神话和起源故事，吸纳被赋予的叙事，并修饰后混合成为自身的社会记忆体系“‘文本’与‘情境’间的循环相生”。 箕子朝鲜、太伯东吴、庄蹻王滇、无弋爰剑等都是英雄徙边记的实例。 华夏社会边缘的追忆 “黄帝之裔”的认同既是横向扩张的，也是在社会中自上而下纵向扩张的，而这种扩张主要来自于族谱和姓氏，对此王明珂论述道：“家族或宗族族谱的功能之一，便是将一群人的‘起源’联结在中国典范历史之轴线上”，这一过程始自先秦，而在宋以后随着族谱书写脱离官府而交由家族自身，黄帝作为祖先的想象逐渐下移，及至整个社会中。 总之，王明珂的核心论点是，文本与情境具有互映、互生的关系。 具体的关系就是“无论是传统的‘华夏’与当今‘中国人’认同，都是一种族群认同。‘族群’作为一种社会本相或情境，是以‘共同血缘’起源记忆强调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及其阶序，以分享、分配及保护‘共同资源’的群体。因此，支持族群认同的集体记忆或历史‘文本’，皆以血缘、空间资源关系为其最重要的内在构成符号，两者在‘时间’中之延续与变迁是所有‘族群’历史的主要叙事内涵”。 文本“或循叙事模式而被书写，或因其符合此叙事模式而被记录，或因需要而被人们循此模式构建”，是因“特定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而产生，又“作为社会记忆之文本的流传，强化或修正此种社会情境”。这便是王明珂对于作为史料的文本的一个看法，也是他诸多论著的方法论。